黑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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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说起来，得从我刚上小学那年初夏说起。那年暑假，天热得邪乎，知了在树上叫得声嘶力竭，狗都耷拉着舌头躲在屋檐下。我妈嫌我在家闹腾，就把我打发到塬下的马爷爷家待着。马爷爷是我妈的远房叔叔，一个寡言少语但特别慈祥的老头，一个人守着祖上留下来的老院子。
（一）初见“老住户”
马家的老院子，在我们村算是“古董”级别的了。背靠一道不算太高但很厚实的土崖，几孔窑洞就挖在土崖上，冬暖夏凉。院子不大，地面是夯实的黄土地，踩上去硬邦邦的。最显眼的，是院子中央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也不知道活了多少年，树干得两个成年人合抱才能围住，巨大的树冠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把半个院子都罩在阴凉里。
我到马爷爷家的第二天午后，日头正毒，空气都仿佛凝固了。马爷爷在窑洞里歇晌，我嫌屋里闷，就溜到院子里，蹲在老槐树下看蚂蚁搬家。
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个东西。
那东西是从窑洞墙根下，靠近老槐树的一道石缝里钻出来的。石缝不宽，也就巴掌那么大，但它出来得极其从容，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感。
我当时才七八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但也容易被吓着的年纪。我屏住呼吸，慢慢转过头去。
这一看，差点没把我的魂儿吓飞了！
那是一条蛇！一条他娘的碗口粗的蛇！
不是我在田埂边见过的那种小水蛇，也不是偶尔窜过草丛的草蛇。这条蛇，青黑色的鳞甲，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泛着幽光，像上了一层油彩。它的头是椭圆形的，不大，但眼神……现在想起来，那眼神里没有丝毫凶戾，反而有种历经沧桑的沉静。它就那么慢悠悠地、一点声音都没有地从石缝里游出来，然后在老槐树投下的浓密阴凉里，一圈一圈地盘了起来，形成一个规整的蛇盘。盘好之后，它微微抬起头，分叉的舌头“嘶嘶”地、有节奏地吐出来，像是在“看”天，又像是在感受着什么。
我长这么大，哪儿见过这阵仗？吓得“嗷”一嗓子，猛地从地上蹦起来，也顾不上拍裤子上的土，连滚带爬地冲到院子角落，抄起墙角立着的一把旧锄头——那锄头是马爷爷用来松土或者对付地里害虫的，木柄磨得光滑，铁头锈迹斑斑。
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打死它！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万一它咬人怎么办？
我举着锄头，双手都在抖，一步步朝着老槐树下的蛇逼近。那蛇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意图，停下了吐信，微微侧过头，那双墨黑的眼睛看向我。
就在我准备闭着眼睛一锄头砸下去的时候，一个苍老但有力的声音炸响在院子里：
“不敢动！娃子，快把锄头放下！”
是马爷爷。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站在窑洞门口，叼着一根旱烟袋，眉头紧锁地看着我。
我被他吼得一哆嗦，锄头停在半空。
马爷爷几步走到我身边，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锄头，重重地顿在地上。然后，他把烟锅从嘴里拿出来，“欻”地一下，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那动作干净利落，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你个瓜娃子！瞎咋呼啥？这蛇你也敢动？”马爷爷瞪了我一眼，然后转过身，目光柔和地看向老槐树下的蛇，语气也放缓了，“这是咱马家的‘镇宅仙’，是来护着咱的，不是害人的。”
“镇……镇宅仙？”我懵了，眨巴着眼睛，看看马爷爷，又看看那条依旧盘在树下、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的乌梢蛇。蛇仙？这不是戏文里才有的词儿吗？
（二）它守着粮，我守着它
马爷爷没理会我那副下巴都快掉地上的震惊模样，他吧嗒着旱烟袋，慢慢悠悠地走到老槐树下，稳稳当当地蹲了下来，和那条乌梢蛇保持着一个不远不近、恰到好处的距离。那蛇呢，仿佛早就跟马爷爷是老熟人了，依旧那么安安静静地盘在那儿，乌溜溜的鳞片在透过槐树叶筛下来的细碎阳光里，泛着点幽微的光，也不吐信子，也不探头，就那么懒懒地歇着，透着一股子与世无争的自在。
“来，娃，过来，别怕。”马爷爷朝我招了招手，声音不高，却像晒谷场上的阳光一样，暖暖和和的，让人心里踏实。
我心里头那个打鼓啊，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可马爷爷那语气，平静得就像在说“今儿天不错”，倒让我那七上八下的心稍稍安定了些。我一步挪不了三寸地，磨蹭了老半天，才挨到马爷爷身边，也学着他的样子蹲下，只是那眼睛，依旧一眨不眨地盯着那条蛇，全身的肉都绷紧了，跟拉满了的弓似的，心里头盘算着，只要它稍微有点不对劲，我立马就得兔子似的蹿出去。
马爷爷看我这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咧开嘴笑了笑，露出嘴里几颗被旱烟熏得焦黄的牙。他又把旱烟袋从嘴里拿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重新填上烟丝，划了根火柴，“呲啦”一声，橘黄色的火苗舔了舔烟锅，他凑上去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从鼻孔里慢悠悠地喷出两道灰白的烟圈，吧嗒吧嗒又抽了两口，才缓缓开口，给我讲起了这条蛇的来历。
“这条蛇啊，”马爷爷顿了顿，烟袋锅在手里转了半圈，“在咱家住了多少年，连我爹都记不清喽。”他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沧桑，像老树皮一样，粗粝却有分量，飘在午后安静得能听见苍蝇嗡嗡叫的院子里，“最早的时候，得说到我太爷爷那辈。”
那是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
马爷爷说，那年头，天就跟被哪个愣头青戳破了个大窟窿似的，日头毒得像要把人烤出油来，一滴雨珠子都不肯往下掉。地里的庄稼，先是绿油油的苗儿，慢慢就蔫了头，接着叶子黄了，秆子枯了，最后全都干死在地里，一捏就碎，颗粒无收。井里的水也见了底，只剩下干裂的泥块和几只绝望扑腾的癞蛤蟆。村里人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揣着个空瓢，耷拉着脑袋，挨家挨户地问，或者跑到几里外的河床上，徒劳地挖着湿泥，指望着能挤出点水来喝。
饿肚子是家常便饭，稀松平常得就跟日头东升西落一样。一开始，还能到野地里挖点野菜，捋点树叶，后来，连草根都被挖得干干净净，能入口的绿颜色都见不着了。再后来，就有人开始吃那观音土，黄不拉几的，看着倒像面粉，吃下去肚子立马就胀得像个圆鼓鼓的皮球，可那东西不消化啊，拉不出来，活活把人憋死，村里隔三差五就抬出去一个。
村里的人实在是熬不下去了，眼瞅着再待下去就是等死，就开始拖家带口地逃荒，男人们挑着担子，一头是锅碗瓢盆，一头是饿得走不动道的孩子，女人们背着包袱，扶着老人，哭哭啼啼地往有水源、可能有收成的地方去。一时间，村里十室九空，鸡不叫了，狗不跳了，静悄悄的，只剩下一些实在走不动的老人，和几间空荡荡、院墙都塌了半截的土屋，风一吹，尘土飞扬，满眼凄凉。
马爷爷的太爷爷，也就是我的外太祖爷，那会儿还年轻，身板也还算硬朗，但他是个死心眼，舍不得这片祖上传下来的基业，舍不得这几孔冬暖夏凉、住了几代人的窑洞，更舍不得院子里这棵夏天能遮半院子荫凉的老槐树。他跟家里人说：“你们走吧，我守着这院子，守着那半囤谷子。或许，熬一熬，天就开眼，就下雨了呢？”
家里人哭着劝啊，说他是一根筋，可他铁了心，八头牛都拉不回来。家里人没办法，只好抹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太爷爷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守着那半囤已经开始发霉、散发着一股怪味的谷子。那点谷子，就是他的命根子，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那时候，老鼠成了灾。地里没吃的，家里也没吃的，那些贼眉鼠眼的东西就都盯上了太爷爷那半囤救命的谷子。每到夜里，万籁俱寂，那谷囤里就传来“沙沙沙”、“窸窸窣窣”的啃咬声，像无数根小针，扎得太爷爷心都在滴血。他常常半夜惊醒，竖着耳朵听，那声音就像在嘲笑他的无能，听得他牙根直痒痒，却又无可奈何。
太爷爷没办法，只好找出那盏用了不知多少年的油灯，添上点仅存的灯油，整夜整夜地坐在谷囤边守着。油灯的光昏昏黄黄的，跟个鬼火似的，只能照亮谷囤边一小片地方，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得能把人吞进去。夜风吹过村外的土崖，呜呜咽咽的，像有人在哭，更添了几分阴森。除了风声，就是老鼠们肆无忌惮的窸窣声，还有太爷爷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咳嗽声。
就这样熬了几天几夜，太爷爷眼窝深陷，眼圈子黑得像熊猫，人都快熬成一把骨头了，走路都打晃。
有一天夜里，大概是后半夜，太爷爷实在困得不行，眼皮子重得像坠了铅块，脑袋一点一点的，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就在这时，他猛地听到谷囤边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吱哇——”惨叫声，那声音又尖又短，充满了恐惧和痛苦，一下子就把太爷爷的瞌睡虫赶跑了。
太爷爷一个激灵，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猛地睁开眼，举起油灯凑近谷囤一看——只见一道黑影“嗖”地一下从谷囤上窜过，快得像一道闪电，根本看不清模样。借着昏暗的灯光，他才勉强看清，是一条蛇！一条不算小的乌梢蛇，通体乌黑，鳞片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而那惨叫声的来源，是一只被蛇死死缠住的大老鼠，四脚乱蹬，眼睛瞪得溜圆，已经奄奄一息，眼看是活不成了。
那一夜，谷囤边安静了许多，老鼠们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捕快”给镇住了，再也不敢那么嚣张。
从那以后，怪事就发生了。太爷爷发现，夜里老鼠啃谷子的声音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就听不见了。他留了个心眼，白天就悄悄观察，这才发现，那条乌梢蛇，竟然在他家“住”了下来。
白天，它就躲在窑洞墙根的石缝里，或者老槐树那粗壮的树洞里，像个害羞的客人，轻易不出来活动。可一到晚上，等太爷爷睡下了，它就会准时出现，要么在谷囤周围来回巡逻，像个尽职尽责的护卫，要么就直接钻进囤底，捕食那些还敢来觊觎粮食的老鼠。
太爷爷又惊又喜，心里头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他试着，在蛇常出没的石缝门口，放一些偶尔抓到的田鸡或者蚂蚱。一开始，蛇还有些警惕，只是远远地看着。后来，大概是看出了太爷爷没有恶意，也就不再客气，慢慢地，仿佛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太爷爷给它提供“庇护”和偶尔的“点心”，它则帮太爷爷守护那救命的粮食。
太爷爷不再整夜整夜地守着谷囤了，他知道，有这位“不请自来”的“房客”在，他的粮食安全了。他甚至有时候会对着石缝或者树洞，自言自语地说上几句：“老伙计，今儿个辛苦啦。”
后来呢？后来，老天爷大概是终于开了眼，或许是太爷爷和蛇的诚心感动了上苍，天果然下雨了。虽然下得晚了些，稀稀拉拉的，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逃荒的家人也辗转着回来了，看到太爷爷还活着，院子还在，谷囤里还有粮食，一个个抱着太爷爷哭得稀里哗啦。那半囤谷子，虽然发霉了一部分，但淘洗干净了，掺点野菜煮成糊糊，也足够马家熬过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太爷爷常常坐在老槐树下，吧嗒着旱烟，眯着眼睛看着石缝的方向，或者望着老槐树的树洞，喃喃自语：“它守着粮，我守着它，咱爷俩，算是熬过大旱了。”
马爷爷讲到这里，眼神悠远，仿佛穿透了几十年的光阴，也看到了那个兵荒马乱、天灾人祸的年代，看到了他太爷爷一个人孤零零守着院子，和那条蛇相依为命的场景。
“所以啊，娃，”马爷爷转过头，用粗糙的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手掌上全是老茧，硬邦邦的，却带着一股让人安心的力量，“这条蛇，不是外人，是咱马家的恩人。从太爷爷那辈起，它就在这儿了。一辈传一辈，护着咱马家的粮食，护着咱这个院子。”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再看向老槐树下的蛇，它依旧那么安静地盘着，仿佛马爷爷讲的故事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心里的恐惧确实少了一些，多了几分好奇，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敬畏。就好像，眼前这条普普通通的蛇，突然变得有了灵性，有了故事。
（三）比狗都灵性的蛇
“不光是太爷爷那时候，”马爷爷抽了口烟，继续往下讲，“到了我小时候，五十年代末，闹饥荒，村里口粮金贵得跟啥一样。那时候，谁家的粮食都得看得死死的，玉米囤、麦囤，上面都得用大青石压着，就怕老鼠偷吃，或者被人惦记。”
“但咱马家的囤子，从来没压过石头。”马爷爷带着一丝自豪说，“因为有它。”
他指了指老槐树下的蛇。那条乌梢蛇似乎听明白了马爷爷在说它，尾巴尖轻轻扫了一下地面，卷起几粒尘土。
马爷爷说，那时候他还小，也就六七岁的样子。记忆里，家里的玉米囤总是满满的（相对村里其他人家而言，因为有蛇护着，损耗少）。而那条乌梢蛇（应该是我见到的这条的“前辈”，或者就是它自己？马爷爷也说不清，蛇的寿命有多长，谁知道呢？），经常就盘在玉米囤的边沿上，一动不动，像个黑色的警戒哨。它的眼睛，就像两颗墨黑的珠子，一眨不眨地盯着囤里的玉米粒，仿佛那些都是它的宝贝。
那时候，村里的猫都饿瘦了，没啥力气抓老鼠，有时候甚至会铤而走险，去偷别人家晾晒的红薯干或者玉米饼子。
有一回，邻居家的一只大黑猫，大概是饿极了，趁马家大人不在院子里，偷偷溜了进来。它目标明确，直奔院子角落里晒着的红薯干。那红薯干是马奶奶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准备给马爷爷和孩子们当零食，补充点糖分。
黑猫动作敏捷，悄无声息地跳上石阶，眼看就要够到竹匾里的红薯干了。
就在这时，玉米囤上的蛇动了。
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那么“噌”地一下，猛地立起了半米多高的身子！蛇身绷得笔直，脖子微微向后缩，摆出了攻击的姿态，“嘶嘶”地吐着信子。
那只黑猫，平时在村里也是横行霸道的主儿，见了这条突然“站起来”的蛇，吓得“喵呜”一声惨叫，浑身的毛都炸开了，活像一只受惊的刺猬。它哪里还敢偷红薯干，连滚带爬地从石阶上摔下去，头也不回地逃出了马家院子，连尾巴都快夹到肚子里去了。
马奶奶正好从外面回来，看到了这一幕，又惊又奇。从那以后，她对这条蛇更是另眼相看，常常跟马爷爷说：“你看这蛇，比狗都灵性！它知道护着家里的粮，比养个看家狗都管用！”
马奶奶会像马爷爷后来对我做的那样，在天气热的时候，给蛇端一碗井水，放在石缝旁边或者老槐树下。蛇也不避讳，等没人的时候，就会去喝。
马爷爷说，他小时候，经常像我现在这样，蹲在老槐树下，远远地看这条蛇。有时候蛇会在院子里“散步”，慢悠悠地从这边游到那边，对人视而不见，但也绝不会主动攻击。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只要不去招惹它，它就像个沉默的长者，静静地待在一旁。
“它好像能分清好坏，”马爷爷说，“知道谁是家里人，谁是外人，谁对它好，谁想害它。”
（四）给“镇宅仙”喂水喝
我蹲在老槐树下，离蛇大概有两三米远。听了马爷爷讲的故事，我心里的恐惧已经渐渐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取代——有好奇，有惊讶，还有一丝莫名的亲近感。
那条乌梢蛇，依旧安静地盘在树根上。它的身体很粗，盘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黑色绳结。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点，落在它油亮的鳞甲上，一闪一闪的。它的尾巴偶尔会轻轻扫过地面，拂过那些忙碌搬家的蚂蚁，但它似乎很小心，并没有伤害它们，只是把蚂蚁们扫到一边，然后继续保持静止。
马爷爷也蹲在我旁边，从怀里摸出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又起身走到院子里的压水井旁，压了半碗清澈的井水。然后，他端着碗，轻手轻脚地走到离蛇不远的一块平整石头边，把碗稳稳地放了上去。
“天热，给它解解渴。”马爷爷做完这一切，又走回我身边蹲下，解释道。
我瞪大了眼睛，小声问：“马爷爷，蛇……蛇还喝井水啊？”在我的认知里，蛇都是喝露水，或者捕食猎物时摄取水分的。
马爷爷被我逗笑了，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咋不喝？它也是活物，天这么热，咋能不渴？去年收玉米的时候，它在玉米囤上盘了整整三天，一动不动，估计是守着新收的玉米。我就每天给它端一碗水过去，放在囤边。你猜咋着？第二天早上去看，那碗水，准是空的。”
“真的假的？”我有点不信。
“咋不是真的？”马爷爷指了指石缝，“它聪明着呢。知道是给它喝的，就不会客气。”
我看着那个粗瓷碗，又看看那条蛇。它似乎对那碗水无动于衷，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
“它现在咋不去喝？”
“不急，”马爷爷慢悠悠地说，“等咱走了，或者它渴了，自己就去了。它怕人看着，害羞。”
“蛇还会害羞？”我觉得更有意思了。
“万物有灵嘛。”马爷爷笑了笑，不再说话，只是眯着眼睛，看着老槐树，看着树下的蛇，仿佛在享受这份午后的宁静。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安静地蹲着。院子里很静，只有蝉鸣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也能隐约听到远处塬上传来的几声狗吠。
过了好一会儿，也许是十几分钟，也许是半个小时。马爷爷站起身，说：“走，娃，咱回屋歇着去，别在这儿打扰它凉快了。”
我点点头，跟着马爷爷往窑洞走。走到窑洞门口，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条乌梢蛇，已经松开了一点盘着的身体，正探着头，凑近那个粗瓷碗，似乎在喝水。阳光照在它身上，那一刻，我觉得它一点都不可怕了。
（五）蛇与野兔的对峙
在马爷爷家待的那个暑假，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那条乌梢蛇。有时候它在石缝里睡觉，只露出一小截尾巴；有时候它会爬到老槐树上，盘在树杈间，像一段枯树枝；更多的时候，它还是喜欢盘在老槐树下的阴凉里。
我从最初的害怕，到后来的好奇，再到最后的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我会学着马爷爷的样子，偷偷在石缝边放一点吃的——当然，不是井水，我会去院子角落抓几只蚂蚱或者蟋蟀，小心翼翼地放在那里。至于蛇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第二天那些虫子都会消失。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秋天。关中平原的塬上的野兔成了灾。
玉米刚灌浆，嫩得能掐出水，野兔半夜就溜进地啃苗。村里人家家扛着镢头去守夜，马家的玉米地却没遭过殃。
有人说：“马家有‘仙家’护着，野兔不敢去。”
马爷爷听了，只是笑笑：“啥仙家不仙家的，它就是条蛇，碰巧野兔怕它罢了。”
直到有天半夜，我起夜（那会儿我跟马爷爷睡一个土炕），迷迷糊糊跟着他往外走。马爷爷没去茅房，而是端着盏马灯，往院子外的玉米地方向走。
“马爷爷，干啥去？”我揉着眼睛问。
“看看苗。”他说。
玉米地离院子不远，也就几十步路。马灯的光昏昏黄黄，照在玉米叶上，沙沙作响。刚走到地埂边，我就看见玉米地边上，有个东西立着。
是蛇！
它比白天在槐树下时“精神”多了，立着小半截身子，对着一只半大的野兔“嘶嘶”吐信子。野兔前爪扒着地，耳朵耷拉着，浑身哆嗦，愣是没敢往前挪一步。
月光下，蛇的鳞甲泛着冷光，像穿了件铠甲。
对峙了大概半分钟，蛇慢悠悠地退回地埂，钻进草窝里不见了。野兔这才像醒过神来，夹着尾巴，“噌”地窜进了塬上的树林。
“它在这儿守了半夜了。”马爷爷把马灯往草窝里照了照，蛇的尾巴尖露在外面，“白天在院里歇着，夜里来地里值班。”
我看着草窝，心里有点热乎。原来它不光护着院子里的粮囤，还护着地里的玉米苗。
第五章 砖房与小蛇
这事在村里传开后，老人们都说马家的蛇成了精。
有胆大的后生想去看稀罕，三五成群地往马家院子凑。刚走到院门口，就见蛇从槐树上探下头（不知道啥时候爬上去的），绿莹莹的眼睛盯着人，谁也不敢再往前挪一步。
“邪门了！”后生们咋咋呼呼地跑了，“真成精了！”
马爷爷却从不把它当“精怪”。他还是每天给蛇端井水喝，秋收时把玉米囤放在离石缝近的地方，冬天冷了，还会往石缝里塞点干草，像是给蛇“铺褥子”。
“它守着院，咱守着心。”马爷爷常跟我说，“万物都有灵性，你敬它一尺，它护你一丈。”
我上中学那年，回村的次数少了。城里学校抓得紧，暑假也得补课。
有年寒假回去，发现马家的窑洞翻新了——三孔土窑洞扒了，盖成了砖房，红砖墙，亮堂堂的。
我心里一紧：“老窑洞呢？”
“漏雨，住着不舒坦。”马爷爷说，“砖房暖和。”
我往院子里跑，老槐树还在，树干更粗了，枝桠快够到砖房的房顶了。可树底下的石缝——被水泥糊死了！
“石缝呢？”我声音都抖了，“蛇呢？”
马爷爷指了指后院的玉米囤。
我跑到后院，囤边的草窝里，盘着一条小乌梢蛇，也就胳膊粗细，青黑鳞甲，跟当年那条老蛇一个色。它正懒洋洋地晒太阳，见我过来，尾巴尖动了动，却没躲。
“老的走了。”马爷爷跟在我身后，摸了摸我的头，“去年冬天走的，就在石缝里。我把它埋在槐树下了。”
我鼻子一酸：“那它……”
“小的来了。”马爷爷笑了，“开春的时候，从老蛇埋的地方爬出来的，就在草窝里盘着。我一看，跟老的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他蹲下来，对着小蛇说：“以后这家，就靠你护着了。”
小蛇吐了吐信子，像是听懂了。
我看着砖房，看着老槐树，看着草窝里的小蛇，忽然明白：窑洞可以翻新，石缝可以糊死，但有些东西，是翻不掉、糊不死的。
第六章 长大后的回响
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关中平原，去了南方的大城市。
城市里没有土院子，没有老槐树，更没有盘在粮囤边的乌梢蛇。我住的小区里，连老鼠都少见——偶尔看见一只，也是慌慌张张地从下水道里窜出来，被人追着打。
有次跟同事聊天，说起“人与自然”，同事说：“现在哪还有自然？都被人占了。”
我想起马家的院子，想起老蛇和小蛇，想起马爷爷说的“人心敬着，日子才能扎扎实实地过下去”。
前几年，我带女儿回村。
女儿五岁，第一次见农村，看见鸡追着狗跑，看见猪在圈里哼哼，眼睛都亮了。走到马爷爷家门口，她突然指着草窝：“爸爸，蛇！”
草窝里，一条乌梢蛇正盘着晒太阳，比我上次见的小蛇又粗了点。
女儿吓得往我身后躲，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马爷爷已经八十多了，背有点驼，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别怕，它不咬人。”
他蹲下来，摸出个粗瓷碗，舀了半碗井水，放在离蛇不远的石头上：“天热，给它解解渴。”
女儿瞪大眼睛看着蛇，又看看马爷爷：“太爷爷，蛇喝井水吗？”
“喝啊。”马爷爷笑了，“它守着院子，咱得敬着它。”
那天下午，女儿蹲在老槐树下，看了蛇一下午。她不敢靠近，就远远地看着，看蛇的尾巴扫过蚂蚁，看蛇慢慢游到碗边喝水，看蛇盘回草窝里睡觉。
“爸爸，蛇是好的吗？”女儿问我。
“是好的。”我说，“它护着太爷爷家的粮食”
听了我说蛇是好的，女儿壮着胆子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女儿就又凑到它消失的方向，想再去看看，我也没有拦着，因为年少的时候它没有伤害我，我也相信它不会伤害我的孩子。
如今关中农村的土院子越来越少，老槐树也砍了不少，但马家的故事还在村里传。
老辈人说，那蛇不是护院，是护着关中平原上最朴素的道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对天地万物多一分敬畏，日子才能扎扎实实地过下去。
就像塬上的麦子，得顺着节气长；院里的蛇，得留着它守着家。 这便是关中农村的蛇故事——没有精怪斗法，只有人与生灵的默契，像老槐树下的阴凉，像窑洞里的炊烟，安安静静，却暖了一辈又一辈人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