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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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年的雪来得早，湟水两岸的杨树林刚褪尽残叶，就被一场寒雪裹成了银条。石嘴村头的私塾里，二十岁的李鸿仪正给一群半大孩子讲《论语》，唾沫星子混着呵出的白气落在泛黄的书页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字句，被他读得铿锵有力。
下课铃响时，族里的贡生李荫武拄着拐杖来了，青布棉袍上沾着雪粒。他把一个油布包裹郑重地递到李鸿仪手里，枯瘦的手指捏得发紧：“一如，这是王学尹先生的《李氏家乘》，你祖父临终前嘱咐，说咱李家的根，都在这纸页里。”油布展开，线装书的纸页已经发脆，边角处有虫蛀的小孔，首页“西夏皇族后裔”五个字，被前人用朱砂圈了又圈。
那晚李鸿仪在煤油灯下读了通宵。窗外的雪停了，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书页上，他忽然想起十岁那年祖母临终前的话：“存好心，说好话，干好事，成好人。”祖母刘儒人虽是农家妇，却跟着碾伯县幕宾的夫人识了字，常给幼时的他讲“先世在西土建邦”的故事。那时他只当是老人口中的传奇，此刻捧着这本残破的家谱，才觉那些模糊的传说，都成了沉甸甸的责任。
两年后，甘肃第一师范的招生告示贴到了乐都县城的戏楼墙上。李鸿仪揣着攒了三年的教书钱，翻过大通山往兰州赶。一路上他啃着干馍馍，渴了就捧路边的积雪吃，夜里借宿在山神庙，还借着神灯的光背《资治通鉴》。他记得十四岁在刘洪基先生门下读书时，李兰谷先生给他作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义》的评语——“略观一艺，可造材也”，这话像一粒火种，在他心里烧了六年。
七百多考生里，他考了甲等第一名。开学那天，校长杨汉公握着他的手笑：“青海来的学子里，你是最肯下苦功的。”李鸿仪没说，他的行囊里除了换洗衣物，就只有那本《李氏家乘》和一套圈点满了的《通鉴》。在这所汇聚了北大毕业生和前清翰林的学堂里，他每天黎明即起，在校园的老槐树下晨读，四书五经的字句伴着兰州的晨雾，成了他最熟悉的风景。
“五四”的浪潮传到兰州时，李鸿仪正任学生自治会会长。他领着同学在街上演讲，白布横幅上“抵制日货，还我青岛”的字迹被雨水打湿，却依旧醒目。有商人悄悄塞给他银元，让他别再折腾，他把银元全捐给了难童学校，红着眼眶说：“我是西夏皇族的后代，先祖在西土守了百年疆土，我不能让他们在地下蒙羞。”那天他站在鼓楼的台阶上，高声朗诵岳飞的《满江红》，围观的百姓跟着喝彩，声浪盖过了黄河的涛声。
1921年甘肃大馑，哀鸿遍野。李鸿仪的助学金不够糊口，常常饿着肚子去上课，却把省下来的钱全用来买书。他在旧货市场淘到一套《二十四史》，老板见他实在可怜，半卖半送。抱着沉甸甸的史书回宿舍时，他路过食堂，闻到馒头的香气，肚子饿得咕咕叫，却笑着对自己说：“这些书，比馒头金贵。”多年后他的儿子李培业（世界著名珠算史专家，中国著名中算史学家、数学教育家）才知道，父亲那时候常去黄河边挖野菜充饥，书页上偶尔沾着的绿渍，就是那时留下的。
毕业后的二十多年里，李鸿仪在乐都、永登的十几个学堂辗转任教。1933年他到永登红山嘴初小时，学校破败得连窗户纸都没有。他自己动手糊窗，又写下对联贴在校门上：“初级复兴，只期文光映浩水；小校又设，满望化雨润红山。”当地百姓见他课教得好，纷纷把孩子送来，连十里外的牧民都牵着马送子弟入学。有个叫尕娃的孩子买不起笔墨，李鸿仪就教他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后来这孩子成了永登中学的第一名。
教书之余，他从没有停下对家谱的研究。1920年暑假，他步行往返民和县上川口，在土司公署翻阅官谱时，发现上面竟把西夏拓跋思恭写成了晋王李克用的后裔。“张冠李戴，何其荒谬！”他气得拍了桌子，土司府的差役以为他要闹事，把他赶了出去。他没气馁，暑假里徒步去享堂拜谒祖墓，趴在石碑上抄录铭文，蚊虫叮咬得他满身是包，却一笔一划抄得格外认真。
为了拓印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他在永登教书时，借了牧民的马，往返千里。路上遇到沙尘暴，他把拓片紧紧抱在怀里，自己却被风沙打得满脸是血。回到学校时，他的棉袍磨破了，脚上的布鞋也烂成了布条，却捧着完好的拓片笑得像个孩子。这份拓片后来成了他论证西夏皇族后裔身份的关键证据，可惜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
1944年，石嘴村的父老再三恳请他回乡任教。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担任石嘴完小的教导主任。消息传开，北山、河南的学生纷纷赶来，学校挤不下，他就带头扩建校舍，亲自搬砖挑土。有个家长送给他一袋青稞，他推辞不过，转身就换成了课本。那年冬天，他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西夏历史，窗外的湟水结了冰，他说：“咱们土族的祖先，在贺兰山脚下建立过强大的国家，他们的文字虽然失传了，但风骨不能丢。”
抗战后期，马步芳到乐都视察学校。南关完小的学生唱着颂扬他的歌曲，而李鸿仪领着东关完小的学生高唱《松花江上》。马步芳脸色铁青，当场撤了校长李景白的职，派自己的亲信祁某接任。祁某不学无术，上课只会念报纸，李鸿仪发动学生罢课，被祁某告发，落了个解职的下场。石嘴村的父老敲锣打鼓把他接回去，又热烈欢迎他到石嘴完小任教。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对来接他的乡亲说：“我李鸿仪宁可不教书，也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1953年退休后，李鸿仪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西夏史研究中。他的书房里堆满了手稿和史料，桌上的煤油灯常常亮到天明。儿子李培业考入西北大学后，他写信嘱咐儿子：“西北大学图书馆有《西夏书事》，你帮我抄录下来，注意核对史料，不可有一字差错。”李培业遵父命，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抄好的史料装了满满两个木箱，通过邮局寄回乐都。
那些年里，他完成了《西夏史略》四册，又修订了《西夏李氏世谱》。他的书房成了远近学者的聚集地，有从兰州来的教授，也有从西安来的学生，每次有人来访，他都要拿出自己腌制的咸菜和青稞饼招待，然后捧着家谱，从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讲到末代皇帝李睍，眉飞色舞，仿佛那些历史就发生在昨天。
风暴是从1965年开始的。农村社教运动中，有人揭发他“搞封建宗族活动”，红卫兵闯进他家时，李鸿仪正趴在桌上修订家谱。领头的年轻人一脚踹翻书桌，手稿散落一地，“这些封建糟粕，留着有什么用！”他扑过去抢救，却被人按在地上。看着那些心血凝成的纸页被撕毁，他气得浑身发抖，一口血喷在了《西夏李氏世谱》的封面上。
更残酷的还在后面。1966年夏天，红卫兵把他的万卷藏书堆在村头的空地上，点火焚烧。李鸿仪被押在一旁，看着那些陪伴他半生的书籍在火中化为灰烬，哭得像个孩子。有本他少年时读过的《唐诗合解》，书页里还夹着祖母给他的干花，此刻也成了火中的灰烬。他想冲过去，却被牢牢按住，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舌吞噬那些珍贵的典籍，直到浓烟呛得他晕了过去。
醒来后，他像变了个人，沉默寡言，只是常常独自坐在墙角发呆。没人知道，在1964年社教开始时，他就预感到了危险，把十部核心家谱悄悄送到了亲戚家保存；1970年，他又趁着夜色把这些家谱偷回家里，在南墙的夹层里挖了个洞，将家谱用油布包好，藏了进去。这件事，他连家人都没告诉，只在夜深人静时，对着南墙喃喃自语：“先祖在上，鸿仪定当保全李氏血脉的见证。”
1972年春节刚过，李鸿仪就病倒了。他躺在床上，精神却异常清醒，每天都给守在床边的李培业讲祖先的事迹，从会宁伯李英的战功讲到高阳伯李文的忠勇，常常讲着讲着就哭了：“我一生治谱，未遇知音，反倒因此遭祸，实在不甘。”李培业握着父亲枯瘦的手，泪水打湿了床单，他知道父亲心里的痛，那些被焚毁的史料，那些未完成的研究，都是父亲心上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疤。
三月十四日那天，李鸿仪忽然精神好了许多，他让李培业扶他坐起来，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彩。“培业，”他声音沙哑，却格外清晰，“十部家谱，密藏于南墙中，我一生心血，全在于此。先祖无罪，令我子孙永保存之，家谱是消灭不了的。”说完，他让儿子取来纸笔，想要写下藏谱的位置，手却抖得握不住笔。
李培业连忙说：“父亲，我记住了，您放心。”
李鸿仪点了点头，忽然开始背诵李英的神道碑文。他的声音越来越响，当念到“猗欤李氏，世长西土，休光伟烈，昭耀千古”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神采，仿佛看到了那些驰骋在西土的祖先；当念到“巴原奥区，山川巩固，伉俪并葬，以笃终祜”时，声音又低沉下来，带着无尽的悲凉。
碑文背诵完，他长叹一声：“会宁伯太爷，我见您来了。”说完，头一歪，靠在李培业的怀里，再也没了声息。窗外的湟水正在解冻，冰块撞击着河岸，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是在为这位坚守一生的学者送行。
李鸿仪下葬后，李培业按照父亲的嘱咐，在南墙的夹层里找到了那些家谱。油布包裹得很好，纸页完好无损，上面的字迹工整有力，是父亲用一生心血写下的见证。他抱着这些家谱，想起父亲当年在煤油灯下苦读的身影，想起父亲徒步千里拓印碑文的执着，想起父亲在火光中流泪的模样，泪水再次汹涌而出。
二十几年后，李培业整理父亲的遗作，将《西夏李氏世谱》交给了辽宁民族出版社。当样书寄来的那天，李培业带着书来到李鸿仪的墓前，把书放在墓碑前，轻声说：“父亲，您的书出版了，您一生的心血，没有白费。”
风从湟水岸边吹来，带着青草的气息。墓碑上的字迹清晰可见，“西夏李氏李鸿仪之墓”几个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远处的湟水奔腾不息，就像那些被家谱记录的历史，虽然历经磨难，却终究不会被遗忘。而李鸿仪那盏在寒夜里点亮的孤灯，不仅照亮了西夏李氏的血脉传承，更照亮了一个学者坚守真理的赤子之心，在湟水两岸，永远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