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的叩问

那是我来郑州的第一个冬天。城里的节气，被恒温的暖气片驯养得温吞而模糊，几乎失了棱角。直到这个清晨，一股凛冽的、饱含着黄河水汽的北风，毫无预兆地破窗而入，像一记来自记忆深处、不容分说的叩问。皮肤骤然绷紧，可呼吸间，肺腑里却漫开一种久违的、近乎疼痛的熨帖。

是了，就是这个。它来了。“冬至”

它从泛黄的农历册页上起身，从奶奶口中的“鬼呲牙”时辰里苏醒，从鲁西南平原上那碗滚烫羊汤蒸腾的白雾中挣脱出来——它叫“冬至”。它越过所有被人工调节的四季，穿过岁月层叠的帷幕，不早不晚，就在今日，用它最原始、最粗粝的寒意，重重地，将我拥入它亘古不变的怀抱。它是个脾气执拗的故人，总在一年最深的夜色里登门。它不用日历提醒，用的是风骨，是温度，是骤然缩短的白昼那一声悠长的叹息。

儿时在菏泽乡下，冬至是刻在骨子里的。一入冬，风就磨快了刀，从黄河故道的滩涂上刮过来，削得杨树枝子呜呜地鬼叫。奶奶会说：“鬼呲牙的时辰到啦。” 这“鬼呲牙”，说的就是冬至前后，那黎明前最黑最冷的时分。天寒得邪乎，仿佛空气都冻成了脆玻璃，一走动，就能听见周身咔嚓咔嚓的细响，真像有无形的鬼魅，在看不见的黑暗里，磕打着冰凉的牙关。那时的冬至，是带着上古的威严与恐惧的。

奶奶在灶间揉着面，会讲起更古老的神话故事。她说，在盘古爷劈开混沌、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沉为地之后很久，有一年，天上破了窟窿，寒气跟黑色的洪水一样倒灌下来。人们点起的火把，一冒出烟就被冻灭；呼唤的声音，一出口就冻成冰坨子掉在地上。那时还没有“冬至”这个名字，只有一个巨大无边的、名叫“永夜”的怪物，它贪婪地吞噬光与热，要把天地重新拖回那片冰冷的、没有时间的混沌里去。先民们恐惧极了，聚在将熄的火堆旁，把最耐烧的树根、最肥美的牲畜，都投入火中，对着北方——那寒冷最深重的方向——跪拜，祈求，用尽全身的力气呼喊，呵出最后一点带着体温的白汽。那或许是人类第一次，集体地、绝望地，与绝对的寒冷对峙。先人的祈求，是否真的上达了某种古老的意志？

故事没有说。奶奶只知道，从某个同样黑暗的黎明开始，有人发现，白昼似乎不再缩短。那“永夜”的怪物，仿佛在无声的角力中，被这微弱的、不绝如缕的祈盼与抵抗，顶住了一寸。人们便说，那是“阳气”在绝望的深渊里，终于攒足了最初、也是最弱小的一丝生机，开始抬头了。

我的奶奶，王桂香，生于东明县一个书香门第。自县里的女子学校毕业后，便被当时已在部队服役的长兄带往驻地，成为了一名战地护士。也正是在那段烽火岁月里，她与我的爷爷相遇、相识，命运自此交织。

这抬头的庆贺，在吾乡是双重的。白日里，是羊肉汤滚烫的“夯实”；入了夜，便是饺子沉默的“封藏”。在菏泽，冬至的饺子，我们家非得是萝卜羊肉馅的不可，仿佛要将白日的羊肉汤，以一种更含蓄妥帖的方式，收纳进薄薄的面皮里。午后，奶奶便忙开了。青皮萝卜在擦子上化作晶莹的细丝，撒上盐，杀出辛辣的水汽，再挤干，与剁得细碎的羊肉末拌在一起。没有复杂的调料，只一把粗盐，一勺自家磨的十三香，淋上金黄的菜籽油，“滋啦”一声，那股原始的香气便炸开了，是大地与寒冷空气混合的、扎实的丰饶。

我最爱看奶奶包饺子。她手指翻飞，擀面杖在案板上奏出均匀的、鼓点般的节奏。圆如满月的面皮摊在掌心，一勺馅料填进去，对折，拇指与食指顺势一挤，一个鼓胀胀的、元宝般的饺子便成了，稳稳坐在盖帘上，像一个个听话的胖娃娃。那动作里有种说不出的韵律与笃定，仿佛不是在准备食物，而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用最温柔的面皮，包裹住一年最后的丰硕，封存起所有渴望温暖的意念，去安然度过这漫漫长夜。

而今，在郑州的家里里，电磁炉上温着复刻不出的羊肉汤，而案板上，包饺子的仪式也显得生疏了。买来的饺子皮边缘有些发硬，机器压出的纹路整齐得陌生。我调着馅，超市的免洗羊肉馅少了些肉筋感，料酒和蚝油放得随意。当我试图捏合饺子边缘时，面皮并不那么被我驯服，挤出的褶皱也歪歪扭扭，全然没有奶奶手下那排士兵般昂跑挺胸的气势。它们软塌塌地趴着，像一些意兴阑珊的、对节日敷衍的符号。

暮色四合，将饺子推入沸腾的水中。透过玻璃锅盖，看着它们起初沉在锅底，慢慢被热气托举着，浮沉，旋转，最终一个个白胖胖地仰面飘起。捞出来，盛在盘中，热气蒸腾。夹起一个，蘸点醋，咬开。味道不差，甚至可以说“鲜美”。可那面皮与馅料之间，总觉得像隔了一层什么。它太正确，太独立，缺少了那种从同一块面团、同一盆馅料、同一双沾着面粉的手里诞生的、血脉相连的团园气息。

在菏泽的冬夜，一家人的话语、呵气、笑声，似乎都能被包进饺子里，吃下去，便是将一整屋的温热喧腾都吞进了肚子里，足以慰藉长夜。而此刻，窗外的城市华灯初上，却照不进这碗孤独的饺子汤里。

忽然想起“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童谣。这怕冻掉耳朵的恐惧，与那“永夜”吞噬光热的恐惧，何其相似，又何其具体而微。饺子，那弯弯的、饱满的形状，不正像一只只被小心呵护的耳朵么？我们用这最朴素的食物，来为一个脆弱的器官举行一场安心的、象征性的禳解。

这行为本身，便承袭了与先祖在篝火旁祈盼光明同源的精神内核——以温热的创造，抵御寒冷的吞噬；以紧密的包裹（无论是饺子皮，还是一家人围坐的圆圈），守护生命核心的微光。子夜将临，这白昼最短的一日行将终结。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太阳将踏上它北归的、缓慢的旅程，光明会一丝一丝，夺回它的疆土。古人将这个过程，恭敬地称为“迎阳”。

盘中，最后一个饺子微微冒着似有若无的白汽。我忽然觉得，它或许不是敷衍的符号。在这间过于静默的、被集中供暖庇护着的屋子里，这盘由我笨拙的手复原的食物，是我与那古老“永夜”之间，最后一点脆弱的、却不肯断绝的联系。我捏合的不是面皮，是我与那片平原之间三百里的风霜；我吞咽下的，不只是羊肉萝卜，还有奶奶手指的韵律，爷爷奶奶灶火的故事，以及所有先民在至暗时刻，对一缕阳光那卑微而固执的全部盼望。

窗外，郑州的星河依旧璀璨，温暖得不容置疑。我们不再恐惧耳朵被冻掉，正如我们不再集体跪拜乞求白昼的延长。我们胜利了，用一种无所不在的“暖”，将冬至驯化成一个温情的、关于食物的习俗。但总得有人，在这样深的夜里，记得它最初的模样——记得那曾需要整个族群的呼吸去呵暖的严寒，记得那用面团包裹希望、以肉身想象阳气的、悲壮又温柔的抵抗。

我吃下最后一个饺子，耳廓微热。那暖意很轻，却沿着血脉一路向下，沉到胃里，沉到记忆最深的地方。窗玻璃上凝着厚厚的水汽，把郑州的灯火晕染成一片朦胧的光海。我伸手，在雾气上划开一道，就像儿时在结霜的窗上划开那样，透过这道清澈的缝隙望向东北方。那里，菏泽的老屋应该已经睡去，灶膛的余烬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大地平稳的呼吸。

饺子盘已空，只剩下几点油星在青花瓷的凹纹里流转。忽然觉得，这空盘也是一种圆满。我们一生都在迁徙，从土灶到燃气，从柴烟到暖气，从祖辈的篝火到城市的霓虹。我们带走了配方，带走了童谣，甚至带走了对“鬼呲牙”的戏谑想象。可有些东西注定要留在原地——比如那需要一斧头劈开凛冬的决绝，比如全村羊咩声在黎明前的合唱。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冬至的本质，从来不是固守某种仪式，而是确认那份“记得”。记得我们曾如此脆弱，需要聚集全部的热气才能呵化一个黎明；记得我们曾如此勇敢，用面团捏出耳朵的形状来对抗宇宙级的严寒。这份记得，让三百里的距离变得柔软，让三十年的时光可以折叠。

先民们在篝火旁等待的，其实从来不是太阳本身，而是太阳总会回来，这是宇宙的定律。他们等待的，是在绝对寒冷中依然能够彼此确认的眼神，是在绝望深渊里依然愿意把最后一口热汤推给同伴的姿势。那碗汤，那个饺子，那份挤在炕头的温暖，才是人类在漫漫长夜里，为自己创造的小小太阳。

我的厨房很静，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道里水流的声音。那是一种恒常的、被保障的温暖，不再需要祈盼与搏斗。这当然很好。可就在刚才，当我笨拙地捏合饺子边缘，当滚水第一次托起那些稚拙的面团时，我分明感到，某种更古老、更微弱却从未断绝的暖意，正从血液深处苏醒。

它说：你还可以为一个人，为一件事，认真地、笨拙地，抵御一次虚构的寒冷。

窗外，城市睡着了。而冬至这位执拗的故人，在完成了它年复一年的提醒后，正转身没入最深的夜色。它知道，有些火种不再需要它用严寒来催生——它们已定居在人类的血脉里，成为心跳的节奏，成为呼吸的温度，成为在超市冷鲜柜前忽然想起的一句：“今天冬至，该吃饺子了。”

我洗净瓷盘，将它倒扣在沥水架上。水珠沿着弧面缓缓滑落，像一颗迟迟不肯坠下的露水。子时已过，阳气开始滋生，在每一寸冻土之下，在每一条河流的冰层深处，在每一个安睡或未眠的胸膛里。明日，白昼会变长一分。

这变化如此微小，小到计量仪器才能察觉。但我的祖先知道，我的祖母知道，此刻窗台上那盆玉树也知道——光明的回归，从来不是轰然的胜利，而是如此这般，一分一分，从最深的黑暗里，把自己挣回来。

就像生活本身。就像爱。就像所有值得等待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