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坛上的光阴

麦子黄了，田野里便浮起一片金色的光晕。村人们弯腰收割，镰刀过处，麦秆倒伏，露出褐色的土地。我那时尚小，只能跟在阿母身后拾穗，将遗落的麦穗一一捡起，放入篮中。阿母说：“一粒麦，七担水。”这话我听了许多遍，却总是不解其意，只觉得麦芒扎手，阳光灼人。

麦收之后，阿母便开始做酱。这是家中一年一度的大事，犹如祭祀般庄重。她先将麦粒倒在大木盆里淘洗干净，再摊在竹席上晒。阳光透过麦粒的缝隙，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我常蹲在一旁看，看麦粒由湿润变得干燥，由深黄转为浅金，散发出阳光的味道。阿母不时翻动麦粒，她的手粗糙而灵巧，像两只蝴蝶在麦浪间飞舞。

石磨是祖传的，青石凿成，沉得很。阿母推磨时，身子前倾，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我有时也帮忙，双手抵着磨杠，使尽全身力气，石磨却只是缓缓转动。麦粒从磨眼漏下，被磨成粗粝的粉末，沙沙作响。阿母说：“磨酱不能太细，要留些嚼头。”如今想来，人生大抵也是如此，若都磨得细腻，反倒失了真味。

“粑娘”是我们的方言，别处人听了一定茫然。实则是用面粉浸水自然发酵而成的糊状物，带着微酸的气息，晾干后作酵母用。阿母将它与麦粉和匀，揉成面团，放在陶盆里发酵。她用棉被将陶盆裹得严实，说是要让它“发汗”。我夜里醒来，常看见阿母掀开被子察看面团，她的脸在油灯下显得格外柔和。

蒸酱坯那日，灶房里白汽弥漫，如处云雾之中。阿母将发酵好的面团捏成饼状，码在蒸笼里，大火蒸上半个时辰。出锅的酱坯热气腾腾，散发出麦香与酒香混合的奇异气味。我馋得很，总想掰一块尝尝，阿母却总是不许，说这是要留给岁月的。

酱坯蒸熟后，要放在簸箕里晾晒。阿母把簸箕搬到院中，阳光透过枫树的枝叶，在酱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不时翻动酱坯，让每一面都晒得均匀。几日后，酱坯变得干硬，阿母便用碓臼捣碎。捣酱的声音沉闷而有节奏，像远古传来的鼓声。

野蒿是从后山上采的，带着山野的清气。阿母将捣碎的酱坯铺在竹匾里，盖上野蒿，说是要让它“生霉毛”。我有些害怕，觉得霉毛是腐朽之物，阿母却说：“霉毛是酱的灵魂，没有霉毛，酱就没有魂灵。”数日后掀开野蒿，果然见酱坯上生出一层细密的白色绒毛，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最后一道工序是装坛。阿母将生霉的酱坯放入陶土坛中，加入粗盐和凉开水，用油纸封口，再用麻绳扎紧。她抱着坛子爬上木梯，将酱坛放在屋顶上。那时的屋顶还是青瓦铺就，酱坛排成一列，像守夜的士兵。

日晒夜露，酱坛在屋顶上经历着时光的淬炼。白天，阳光将酱坛晒得发烫；夜晚，露水为酱坛降温。热胀冷缩间，酱料在坛中悄然转化。我常听见酱坛在夜里发出“咕嘟”声，像是大地在梦中呓语。

几天后，阿母揭开坛盖，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那香气复杂难言，有麦的甜、霉的鲜、盐的咸，还有阳光和露水的味道。阿母用竹筷蘸了一点递给我，舌尖顿时炸开百味纷呈。那时的我不知如何形容，如今才知道，那就是时间的味道。

阿母做的麦酱，是穷日子里的珍宝。一勺麦酱，可以下一碗饭；一抹麦酱，可以让野菜变得可口。邻居们常来讨要，阿母总是慷慨相赠。她说：“酱是越分越多的。”果然，她给的越多，来年做的酱就越发鲜美。

如今超市里的酱琳琅满目，玻璃瓶精致，标签华丽，却总少了那种复杂而深沉的味道。我也曾买过几种号称“古法酿造”的酱，尝后却总是失望。它们太标准化了，每一瓶都一模一样，就像克隆出来的生命，没有个性，没有灵魂。

阿母去世已十年，最后一次吃阿母做的麦酱，是在二十年前。她说：“今年雨水多，酱做得不好。”我打开尝了，却觉得那是世间至味。

有时我想，阿母的麦酱之所以美味，不仅仅是因为古法制作，更是因为那酱里融入了时光、心血和爱。每一道工序都是一次修行，每一次等待都是一场对话。酱在坛中转化时，制酱的人也在岁月中老去。这种人与食物共同经历的变化，是工业化生产永远无法复制的。

麦酱的滋味，终究是随那个时代一起远去了。就像阿母的青丝变成白发再离开人间，就像老屋的青瓦换成水泥。我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超市的酱瓶再精美，也装不下那个贫瘠而丰饶的年代，装不下阿母在阳光下翻晒麦粒的身影，装不下屋顶酱坛在夜里的咕嘟声。

偶尔在梦中，我还会看见那排酱坛立在青瓦屋顶上，沐着月光，披着露水。醒来后，口中似乎还有麦酱的余味。我知道，那不只是怀念一种食物，而是怀念一种生活方式，怀念那个虽然贫穷但充满温情的时代，怀念阿母那双被岁月磨粗的手。

酱坛依旧在梦里，光阴却已溜走。唯有滋味，深植心底，岁月难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