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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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我清理旧房子的杂物时发现一把算盘，是扔掉还是保存下来，我迟疑一会儿，便把算盘拿了起来，仔细端详着。
这把算盘是暗红色的，边框与梁的棱角早已被岁月的手泽磨得圆润。木质的算珠，一颗颗扁圆的样子，静静地串在细竹棍上。大多珠子透着温和的原木黄，唯有靠边的几排，掺着几颗深枣红的，想是后补的，颜色生涩，不及原来的温润。我拈起一颗，用指甲轻轻一弹，它便懒懒地、沉闷地“嗒”了一声。那声音干瘪，全无生气，像是从一个极深的、被遗忘的梦里传来的微弱回响。算盘背后钉着的小小铜片，已生了斑驳的绿锈，像老人脸上的寿斑，默默诉说着风霜。
我把它拿到水龙头下。清凉的水流哗哗冲下，积年的灰尘打着旋儿，化作一道道污浊的细流，从指缝间淌走。用软布细细揩拭每一根梁，每一颗珠。水浸润过的木头，颜色霎时深了一层，透出沉静的、湿漉漉的光泽，仿佛从长久的枯睡里被唤醒，有了片刻的鲜活。我似乎能闻到木纹里渗出的、混合了水汽的淡淡旧物气味。这气味，引着我的思绪，飘忽到那没有这般死寂、充满了噼啪声响的往昔里去了。
我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幅旧画。那是一间临街的老式店铺，深褐色的柜台油光锃亮。一位戴老花镜的先生，或许是账房，正伏在柜上。他枯瘦而灵巧的手指，在算盘上飞快拨弄。那声音，不再是孤零零的“嗒”，而是连贯急雨似的“噼里啪啦”，又脆又亮，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那声音里，有米布银钱的往来，有一家老小的生计，也有市井间的精明。这小小的算盘，那时节，竟是现实世界的脉搏，每一次响动，都牵连着生活的真实。
我又想起幼时，父亲教我打算盘。他伸出粗大的手指，念着“三下五除二，四下五去一”的口诀。那口诀于我，比唐诗还艰深拗口。小手在大算盘上笨拙挪动，珠子总拨不到位，算出的数目也总是错的。父亲并不十分责怪我，只是叹口气，自己重打一遍。那噼啪的声响，在他手里显得那样驯顺与服帖。他常说：“这玩意儿，是老祖宗的宝贝，心里要静，手上要准。”那时的我，哪里懂得“静”与“准”的深意？只觉这玩意，远不如一只蝉蜕、一个泥人有趣。如今想来，那里面包含的，是一种对于数目与秩序的敬畏，是一丝不苟的人生态度。而今，这态度，连同这算盘，一同被我们遗忘了。
思绪飘回，手里的算盘也已洗净、擦干，放在窗下阳光里晒着。水痕渐褪，木头的光泽由湿润转为干燥，恢复了原先那种哑默的、温吞的样子。阳光照着它，在地上投下一排排整齐的、珠子形状的阴影，像一页写满无人能识的古老文字的书卷。我看着它，心里的那点怜悯，愈发浓了。
它曾是一个精妙的创造。我们的祖先，不用繁复的齿轮与杠杆，只凭几根木条，一串珠子，上二下五，便构建了一个十进制的、可触可感的计算世界。这实在是东方式的智慧，于简易中藏着无穷机变。然而，这智慧终究敌不过时代的洪流。从机械计算器到电子计算机，再到今日掌中的智能手机，计算的过程被一次次抽象、简化，最终隐匿于一块光滑的玻璃屏幕之后，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我们只需轻轻一点，答案便赫然呈现，谁还去关心那背后的“三下五除二”呢？算盘的被淘汰，似乎是命定的，无可挽回。它的“静”与“准”，在速度与便捷面前，显得那样笨拙与迟缓。
我将它捧起来。它在我手中，是那样轻，又那样重。轻的是它的分量，重的是它所承载的那段已然逝去的时光。它不再是一件工具了，它成了一件标本，一个见证。它见证了一种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的变迁。我们告别了它，也便告别了那个需要亲手拨弄、亲眼核对、静心计算的年代。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瞬息万里的世界；我们失去的，或许是那拨弄核对之间，一份沉静的心绪。
我终于找一个厚实的、透明塑料袋，小心地将算盘装进去，封好口，再将它平平正正放进旧木箱里面。箱子里，还有几本旧书，一叠发黄的信札，它们和这算盘一样，都带着旧日的气味。合上箱盖的那一刻，最后一线光从算盘上消失，那暗红色的框，那圆润的珠，便一齐沉入了妥帖的、安稳的黑暗里。
也好，就让它这样静静地躺着吧。我想，这或许不是埋葬，而是一种安顿。在这木箱的方寸之间，它保全了作为一个旧物的尊严。而我，也仿佛通过这番洗濯与收藏的仪式，将心里那一点无端的怜悯，化作了淡淡的、可以安放的怅惘。
窗外，依旧是车马喧嚣的二十一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