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乙己

二0一九年冬天，新冠疫情最肃杀的时候，贾乙己死了。

村干部逐一登门排查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情况，到贾乙己家，异常寂静。村干部敲门没人应，透过窗户一看，贾乙己直挺挺躺在床上。村干部就大声喊贾乙己起来开门，喊破嗓子也没有动静。村干部非常奇怪地说：“这人怎么就喊不醒？”于是就去找贾乙己的叔叔贾癸酉。贾癸酉听了村干部诉说后说：“这个废物，不知道天光早晚，还在睡！”说着戴上口罩就带村干部来到贾乙己家。贾癸酉先是边敲门边喊，后是扑在窗户上伸着头仔细瞧，没有动静。一种不好的预兆立刻涌上心头“难道死了。”贾癸酉不想便罢，一想就紧张起来，顾不了那么多了，跑回家找个铁锤便把门砸了，走近一看，贾乙己早已没了气息。贾癸酉没有哭，没有流泪，只是一声长叹。

走得悄无声息，就像他从未来过这个世界。

村干部在他家里找到了一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我这一生，都被‘应该有的生活’耽误了。”

这本日记交到了我手里，我是贾乙己的远房表哥。处理完后事，我翻阅着日记里密密麻麻的字迹，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

一九九零年，贾乙己十六岁，考上了市里的一所中专学校。那时的中专生是金字招牌，毕业包分配，农村娃一跃成为吃商品粮的干部。可贾乙己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一脸不屑。

“中专算什么？我要考大学，真正的大专。”他在日记里写道，“中专毕业不过是小办事员，大专毕业才是国家栋梁。”

他瞒着家人，偷偷去县一中报名读高中。父亲知道后，拿起扁担追着他打。

“败家子！多少人想考中专考不上，你考上了不去读？”

“我要考大学！”贾乙己边跑边喊。

“大学是咱们这种人能考上的吗？别做梦了！”

最终，在母亲的眼泪和校长的劝说下，贾乙己妥协了——他答应先去一中试读一个月，如果月考进不了前十名，就乖乖回中专学校读书。

一个月一眨眼就过去了，结果月考成绩公布，他考了全年级第三。

“今天老师念了排名，我第三。父亲沉默地抽着旱烟，最后说：‘随你吧。’我知道，我赢得了人生的第一场战役。”——日记里，贾乙己的笔迹飞扬。

三年后，贾乙己参加高考。他填报的志愿清一色是大专，没有一个中专。

“中专？既然不读三年前的中专，何必来读三年后的中专？”他对同学说。

放榜那天，他离最低的大专分数线差了十二分。

父亲蹲在门槛上，一言不发地抽了一下午烟。最后说：“回中专吧，我跟学校说好了，还能回去。”

贾乙己摇头：“我要复读。”

一九九四年，贾乙己第二次高考，差九分。

一九九五年，第三次高考，差五分。

一九九六年，第四次，差三分。

“每次都是差一点，就像老天故意捉弄我。”他在日记中写道，“但这次我真的感觉到了进步，明年一定能考上。”

这时，当年和他一起考上中专的同学已经毕业工作两年，有的成了乡镇干部，有的进了县里的工厂。而贾乙己，依然是县一中最年长的复读生。

老师们从一开始的鼓励，变成了委婉的劝退：“乙己啊，有时候人要懂得转弯。”

他不转弯。他坚信下一次就会成功，就像坚信太阳明天会升起。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一年，贾乙己第五次高考。这次他超了大专线七分。

他欣喜若狂，在日记里连写三个“终于”。但填报志愿时，他非省城的名校不填，结果因为分数刚过线，被退档了。

“宁可没有书读，也不读烂学校。”他在日记里写道。

一九九八年，第六次高考，差一分。

一九九九年，第七次，差两分。

这时，当年和他一起读高中的表弟妹们都已经大学毕业了。贾乙己成了家里的禁忌话题，亲戚们聚会时，没人敢提起他。

“今天去参加表妹的婚礼，别人问我在做什么，母亲含糊地说‘还在读书’。我看见她鬓角的白发，心里像针扎一样。”——日记里的字迹有些颤抖。

两千年，贾乙己二十六岁，第八次参加高考。

走进考场前，他在日记里写道：“八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他信心满满。考完后，他对老师说，这次题目太简单了，他至少超线三十分。

放榜那天，他早早地去学校看成绩。大专线：485分。他的成绩：484分。

一分之差！

那天晚上，贾乙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八年来所有的复习资料、课本、试卷堆在院子中央，点了一把火。

火光冲天，映红了他麻木的脸。母亲在屋里低声啜泣，父亲则直接锁上门，不让他进屋。

“八年，2920天，70080个小时，我换来了一分之差。”他在日记里写，“如果人生是场戏，上帝一定是位拙劣的编剧。”

贾癸酉看见熊熊火光，心非常疼。一会儿劝劝侄子，说什么“东山再起”，一会儿劝劝大哥“这是命，不是孩子的错，要让他进屋。”

第二天，贾乙己收拾行囊，去了深圳。

在深圳，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自己考不上大学，但高中知识掌握得比谁都扎实。那时深圳好多工资高、福利好的大厂，为了防止假高中毕业证，进厂都要考试。

贾乙己在工业区里天天打听谁家工厂的工资高，工资低的厂，他不进。十几天了，贾乙己要么就不去考，一考就是高分。他先后进了三家工厂，都是普通打工者羡慕的大厂。

但他总做不长。

“流水线上的工作，是对智力的侮辱。”他在日记里抱怨，“我八年苦读，难道就是为了来拧螺丝？”

第一家厂，他做了一个月辞工。

第二家，二十三天。

第三家，只有半个月。

“今天线长骂我速度慢，我直接脱下工服扔在他脸上。‘你知道我高考差一分就上大专吗？’我问他。线长茫然地看着我，像看一个疯子。”——日记的这一页，有褶皱的痕迹，像是水滴干涸后留下的。

在深圳混了一年，贾乙己花光了所有积蓄。他开始借钱度日。

起初是向亲戚借，说是要学电脑，将来好找办公室的工作。可他将借来的钱去上网吧了。偿还期了，他无钱偿还，哪里有钱还，生活都十分艰难。借了不还，再借就难了。

然后向同学借。那些中专毕业已经工作多年的同学，有的已经当了小领导。他挨个打电话，编造各种理由：生病、培训、创业......

“今天给王学军打电话，他是我初中最好的朋友。听说我借钱，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乙己，别骗我了，我知道你在深圳的情况。’他直接汇了五百块钱给我，说不用还，但以后也别再联系了。”——这页日记的笔迹格外潦草。

最后，他开始了低级的骗钱把戏。今天说父亲病重，明天说自己出车祸。骗到的钱越来越少，因为消息传得很快，老家的人都知道了贾乙己在深圳“变了”。

二零零二年春天，贾乙己灰溜溜地回家了。

他成了家里的隐形人。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起床后就翻看那几本已经翻烂了的《平凡的世界》《人生》。他尤其喜欢《人生》里的高加林，常说“高加林就是我，我就是高加林”。

父亲不愿和他同桌吃饭，母亲则总是偷偷抹泪。

“父亲今天又骂我是废物。我说我不是废物，我只是生不逢时。如果早几年高考恢复，或者晚几年大学扩招，我的命运都会不同。父亲冷笑：‘别人都能适应，就你不能？’”——日记里，这一段被反复划掉又重写，可见当时的挣扎。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县里有了低保政策。贾乙己符合条件，成了最早吃低保的一批人。

每月三百二十元，刚好够他买烟和最便宜的酒。

“今天去领低保，遇见了高中同学张丽，她现在在民政局工作。她认出我后，眼神里的怜悯刺痛了我。曾几何时，她崇拜我的才华，说我是班里最聪明的人。”——这一页的角落，画着一个扭曲的笑脸。

往后的十几年，贾乙己的日记变得越来越简单，常常整月只有一句：

“三月五日，晴，无事。”

“四月十二日，雨，无事。”

“五月七日，阴，无事。”

二零一五年，同学聚会——他曾经的高中同学大多已经大学毕业十几年了。有人想起了贾乙己，开玩笑说要不要叫上他。

“他们说，贾乙己要是当年去读了中专，现在说不定都当局长了。”——这一页，陈明亮用红笔写下，字迹深得几乎划破纸背。

二零一九年底，新冠疫情爆发。贾乙己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二零二零年元月十日：

“发烧第三天，咳嗽，胸闷。不敢去医院，怕被隔离。也许是普通感冒吧。这辈子，我总是在逃避，这次也不例外。”

十天后，他被发现死于家中。

整理遗物时，除了那本日记，我还发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八张高考准考证，从一九九三年到两千年，照片上的人从青涩少年变成沧桑中年。

盒底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是当年那所中专的录取通知书。纸张已经脆化，折痕处几乎断裂。

我握着这张纸，想象着如果当年他去了那所中专，现在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也许已经是个科级干部，有着幸福的家庭，平凡但安稳的一生。

但人生没有如果。

贾乙己的葬礼很简单，只有几个亲戚参加。大家说起他，都摇头叹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可惜了。”

我站在他的墓前，突然想起他在日记里写过的一段话：

“我总以为，人生应该像炼金术，只要按正确的公式操作，就能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所以我固执地按照自己认定的公式生活，却不知道，人生从来不是精密的化学实验，而是一场即兴演出。”

下山时，下起了小雨。远处的山雾蒙蒙的，像极了他那张第一年高考准考证上的黑白照片背景。

那个十六岁的少年，眼睛里有光，以为自己终将拥有黄金般的人生。

写于乙巳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