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街上有舞龙的队伍。远远地,便听见锣鼓喧天,那声音裹挟着尘土与火药的气息,一阵阵扑面而来。我本是站在楼上看热闹的,忽然,在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竟有一声清脆的马锣,清凌凌地穿透了一切,像一颗石子,不偏不倚地投进了我心底的深潭。涟漪一圈圈荡开去,荡开去。
我好像又看见父亲了。
那时我七八岁的样子,个子刚够到他的腰。父亲那年近花甲了,头发已经花白,背却还挺得直直的。我们村里也有舞龙的班子,父亲便是锣鼓队里敲马锣的那个人。马锣很小,比手掌大不了多少,拿在手里,轻巧巧的。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却是锣鼓队的领头羊,到了父亲手里,便有了魂灵。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傍晚。村头的晒谷场上,龙灯已经舞起来了,长长的龙身在暮色里翻腾,鳞片在火把的光里一闪一闪的。锣鼓班子围在龙灯旁边,敲大鼓的,打大锣的,拍钹的,各人忙各人的。父亲站在他们中间,左手捏着那面小马锣,右手握着敲棒。起初,他只是稳稳地敲着,“嫩——嫩——嫩嫩——”,那声音清脆得很,像早春的泉水滴在石头上,又像深夜里寺庙檐角悬着的风铃。每一下,都敲在鼓声的间隙里,不早不晚,刚刚好。
可是忽然间,父亲的手一扬,那面小马锣便飞上了天!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小小的圆影。它飞得并不高,大约也就一人多高的样子,在空中悠悠地翻了个身,灯光斜斜地照在它黄澄澄的面上,亮闪闪的。我还没来得及担心它会掉在地上摔坏,父亲已经稳稳地伸出左手,像接一片落叶似的,轻轻巧巧地把它接住了,紧接着便是一声清脆的“嫩——”。周围的人都喝起彩来,我更是看得呆了,张着嘴,半天合不拢。
可父亲的本事还不止这些。他接住马锣,敲了两下,又一扬手,这次抛得更高些。然后,他把右手背到身后,左手也背到身后,仰着脸,看那面小锣往下落。锣在落,父亲的头微微地移动着,调整着位置。就在那面锣快要落到他脸前的时候,他的右手从背后绕过来,像背后长了眼睛似的,稳稳地接住了,紧接着又是一声“嫩——”。这一次,连敲大鼓的老汉都停了手,咧着嘴笑。
最绝的还在后头。不知谁递过一条黑布,父亲竟把它蒙在眼睛上,在脑后打了个结。我跑上前去,扯了扯他的衣角,仰着头问:“爸,看得见吗?”父亲低下头,虽然眼睛被蒙着,我却觉得他在笑,那笑意从黑布底下溢出来,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直起身,又开始了他的表演。锣又飞起来了,这回,他完全看不见,只凭着感觉移动着脚步,移动着手。那面锣在空中划着弧线,父亲的手在空中划着另一条弧线,两条弧线在某个瞬间交汇,便是一声清脆的“嫩——”。一下,两下,三下,没有一下落空。周围的人都不喝彩了,只是静静地看着,仿佛在看什么神圣的仪式。那一声声清脆的马锣,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响亮,像是敲在天上,又像是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后来我问过母亲,父亲这手绝活是哪里学来的。母亲笑着说,哪里有什么师傅,不过是小时候看村里人敲马锣,看得入了迷,自己偷偷地学,偷偷地练。那时候穷,买不起锣,就拿个破锅盖敲。后来村里每年春节舞龙灯,他就凑上去敲马锣,一年一年,竟敲出了这一身本事。我想象着少年时的父亲,站在人群边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敲锣人的手,那份痴迷,那份用心,怕是比拜师学艺还要来得深些。年复一年,龙灯舞过了一回又一回,锣鼓敲过了一春又一春,父亲的手艺便在这年复一年的敲打中,磨出了光泽。
锣鼓声渐渐近了,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舞龙的队伍已经走到跟前了,我看清了那个敲马锣的人——是个后生,不过二十多岁的样子,双手紧紧攥着锣和槌,一下一下地敲着,眼睛盯着手里的锣,生怕敲错了似的。他的动作规规矩矩,敲得也准,可总感觉少了点儿魂。我说不清那魂是什么,也许就是锣飞起来的那一刹那,是那背后接锣的从容,是那蒙着眼睛的自信。这些东西,怕不是光靠练就能练出来的。
队伍过去了,锣鼓声渐渐远了。可那一声清脆的马锣,却还在我耳边响着。五十多年了,父亲的马锣声从来没有断过。它在每一个正月初一响起,在每一声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响起,在每一个像我这样记得他的人心里响起。它那么清脆,那么干净,穿透了岁月,穿透了喧嚣,一直响到今天。
我忽然想,那个年轻后生回到家里,会不会也有个孩子,扯着他的衣角问这问那?会不会也在许多年后,在某个正月初一,因为一声锣响,想起自己的父亲?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父亲的那一声清脆,是敲给我听的。隔着五十多年的光阴,它还会时不时地响起来,像他当年伸出的手,稳稳地,接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