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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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远福
书厄忆旧
冯骥才先生在《书房一世界》一书中这般慨叹：“在那些满屋堆积的图籍、稿纸、文牍和杂物中，却一准儿隐藏着自己心知的故事，或者私密。”巧了，我也有着类似的体味，就如在我自己的书房，书柜里那本《第二次握手》早已泛黄，每每触目至它书脊上那五个醒目的宋体字书名，情不能已，记忆便不经意氤氲那曾经的时光。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出现过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地下手抄本。顾名思义，它们并非正式出版物，而是以抄录复写或油印的方式在民间秘密流传。许多人因“非法阅读”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1974年的长春仲夏并不炎热。伴随着连队里一位战友从首都探亲归来，一本约六七万字，原书名《归来》后被北京某厂工人改题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开始在战友间秘密传播。在那图书严重匮乏的“荒年”里，抄书的风气像伤风一样在我们之间传染。爱书的战友们必然面临排队轮流的漫长等待。好不容易轮到我了，因我不仅仅是借阅，还执意要抄录留存，大家便开恩特允我最多两个星期的占有时间，足见战友的革命情谊之深厚。于是，每每熄灯号后，我便溜到连队简易的乒乓球室里，把门一掩，往乒乓球台子上一爬，我的眼睛便开始高速扫描起来，提前灌满蓝墨水的钢笔在特意新买的塑料皮笔记本上以我初中肄业的文字水平一字字、一行行刷刷地不停抄写着。亮度为15瓦的灯光照在已被翻得有些污损的手抄本的页面上，昏黄而黯淡，瞪得大大的眼睛不肯多眨巴一下，瞳孔放大着，看起来很像是电影里常见的地下革命者在密室里紧急抄写译电密码和机密文件的那种场面。
在排队战友的几番催促下，我不得不连轴转地开夜车。我抄满了整整两个塑料皮笔记本，还用刚学的美术字体隶书认真仔细地描写了书名，并标注出上下册。在合上封皮的那一刻，虽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头脑里布满了清澈的文学阳光。
有人说，在没有文学的年代里做文学的梦，灵魂是苍白的；在没有文学书籍的家庭里爱上文学，精神是饥渴的。我就是在不该爱上文学的时候爱上了文学，在没有适宜条件的环境中恋上了文学。
次年春，告别六年的军旅生活，22岁的我退伍回到故乡。大抵是缘于一口流利的东北普通话，我被安置到县广播站做了一名男播音员。一日，一名女同事递给我一张十斤的全国通用粮票，暖暖地说“你的定量不够吃，送给你！”我踌躇着恭敬地连连道谢。她目光盯着我案头上正摊开着的塑料皮本不放，我坦然地随口说：“我在部队抄的《第二次握手》，想看拿去看吧！” 她没客套，脸上的笑容像绽放的涟漪，转身拿走了。
那年月国人似乎都彼此监督着，谁也不允许谁“封、资、修”，须臾间说不定就会彼此告发，那是最可怕、最危险不过的事。
两天后的上午，我被传唤到单位领导办公室。我惊诧地瞅见了他桌子上的我再熟悉、再亲切不过的那两个塑料皮本本。没等黑着脸的领导开口，我心里自语：我摊上事儿了！果不其然，那两个塑料皮本本成了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铁证，当日下午我就在大会上遭到公开点名批判。后因连日的检讨不“深刻”，过不了关，最终不得不对我作出“留团察看”之处分。此后的两年里，“小资兮兮的”我先后被下派到四个乡镇的五个村落接受“再教育”，最边远的蒲溪乡天台村距离县城一百多公里。
1979年7月的某天，广播站的扩音机房里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突然传来这样的新闻：作家张扬平反出狱，《第二次握手》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首印28万册。我顿时“晴天霹雳”炸醒，理直气壮地跑去找单位领导索要我的手抄本，可还于我的仅是蓝皮本的下册，那红皮本的上册不明缘由地下落不明了。我的心颤抖起来，不由得泪水泛起。
旧时，书籍流转无常，易遭毁失，常有五厄之说，什么水火兵虫之类。其实，何止如此。
我疾步来到县新华书店城关门市部，双手摩挲着散发着幽幽墨香的《第二次握手》，不禁在心里道一声：“与君相见，幸何如哉！” 随后，我庄重地在扉页上签下购买日期和地点并钤上藏书章。次日，单位宣布撤销对我的处分。我和我的手抄本同获昭雪，双喜矣！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我谨记吴祖光先生的警句，时至今日，我一直没有揭穿这位女同事。那段不堪的日子虽然苦涩，但却最值得我珍藏和记忆，它让我于冥冥之中懂得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情怀去面对生活面对人生。
最让我感慨和佩服的，那时候怎么会有如此决心和毅力，一个字一个字地将好几万字的手抄本“倒手”抄下来，抄完一本又接着一本。如今不可能再有当年抄书时的那种认真、庄重的感觉，以后如果条件和环境允许，我也许会重新开始抄录点什么的，至少可以延缓脑和手的退化吧。
清末有个学者、刻书家叶德辉，从不借书于人。为了防止亲友借书，在书橱上贴字条：“老婆不借，书不借”，令人莞尔。借书本来是件雅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读书人的这种俗恶做法无不充满迂腐穷酸之气。我虽因借书贾祸，但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主儿，日常里但凡有开尊口者，一律绿灯，照例松手，是从不让爱书人借书人懊丧的。因为书籍从一诞生就开始了他的奇幻漂流，书就是希望它被看。
我认定，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绝非个例，我们有梦有追求，不管多大年纪，内心深处始终藏着一个文学青年。但俗世熏陶又让我们这些人也想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成就，于是便活得有些心不由己的累，甚至有些痛苦，但都是心甘情愿的。
一生与新闻职业结缘，文学梦早已幻化成泡影。此时此刻，我又听到一位文学先辈在天上说：“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他的一生是充实的。”也许，他一生中一事无成，但这个过程绝对是美好的。我遂籍此欣然自慰。
书房存念
在我看来，书房就是一个读书人心目中理想的心灵栖息地和完善自我的精神家园。这抑或正是麦家“读书就是回家”之云的本原吧。
我算不得勤学之人，但从小就爱书。自在离家30多里远的镇上读初中起，就有了逛书店的嗜好。逛而没钱买，心里不免痒痒的，仍不舍恹恹而去。工作后有了收入才真正开始有目的地买书。年轻时常迷失于书山书海，逛书店书市书摊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有时是去选购“正经书”，更多的时候是在那儿闲逛。凭与卖书人混得滚瓜烂熟的关系，被特允钻进柜台里“蹭读”是常有的惬意事儿。从那时到现在，一晃竟半个世纪了。我没统计过自己买过多少书，书房里大概有两三千册吧，并不多。我不懂得什么考究的版本，没有线装书，没有稀世珍本古籍善本，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书没有价值。我的这些书与我的人生相关，里面蕴含着我的理想、追求、情感、努力。每一本书都有一段难忘的旅程和美好的心境，都有我的回忆，因此，我敝帚自珍，视它们为我相依为命之最爱。
说起过去的书事，若是不曾经历，兴许连理解都不大容易。记得曾经为之兴奋过好些日子的“巨大”收获：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一则短消息在《光明日报》举办的全国短新闻竞赛中斩获一等奖，在得到600元奖金后，我一次性如痴如狂地买齐了四大古典名著，还依照书店掌柜李传新兄开列的外国文学阅读指导经典作家书目，一股脑儿把《神曲》《忏悔录》《十日谈》《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约翰·克里斯朵夫》《堂吉诃德》等30多种多卷本、大部头，连同上海译文社1982年版27集《契诃夫小说选集》，全部“席卷”到家。那时的占有欲高度膨胀，必欲得之而后快。觊觎许久的名著终于如愿以偿地属于我自己了。那平展的页面、整齐的切边、敦实的手感、诱人的墨香，怎能不让人幸福得直嘚瑟？我旋即悟出：买书不但要有兴致，还得有钱。可细细想来，此举与郁达夫的“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的况味不是颇有几分相像吗？蓦然回首，那种怦然心动之感，绝非能用语言形容得出。
我之好买书，完全是从所事职业的阅读与写作需求以及个人喜好出发的，尤以专业书、工具书这些普通书居多。像1980年版22.2元的《辞海》、1992年版140元的《汉语大字典》、1989年版《全唐诗典故词典》上下卷及《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等典诠“砖头”，我一向视为工作必备之要籍，不惜代价“供”于书房，信手拈来，以备查考。还有就是一些业余消闲的读物，杂而零落。无非是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职业追求与人生阅历，“挑食式”咀嚼，构筑属于自己的阅读格局与线索，从而在普通的书里品尝出自己的意味来。即使所读过的一些东西有一天终会忘掉，但正是这个被遗忘的过程赋予了一个人的知识架构与举止涵养。
藏书家韦力先生说他最觉快乐的就是获得书的那个瞬间。我虽非藏家，亦沉浸并享受于这一过程。我依稀记得人文社1981年版全套16卷《鲁迅全集》精装本是在怎样的情状下买下的。当时我月工资50元，连续在书店徘徊两三天后还是咬牙花40多元狠心拿下，这可是“豪举”，只是想不起来那个月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购买过不少学者、作家的著述、散文随笔，如王蒙的《我的人生哲学》、南怀瑾的《谈历史与人生》及史铁生的《日常生命观》等，读这类书即使随手翻翻，内心也充满愉悦，常常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叹。我在六堰老虎沟路的旧书摊上也有过意外的收获。以10元钱淘得上海春明出版社1955年版《李杜诗选》、人文社1956年版《唐诗三百首》，都是竖排繁体字，从左往右翻，还有一本长篇叙事诗中译本《列宁》，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著，人文社1953年版，与我同龄。从封底加盖的印章看，这是从武汉市新华书店古旧书市流散至十堰的。凝视着封面上那晦旧的仿佛落满世尘的淡黄色，恍然如山河岁月的丰厚沉积，不禁让人“发思古之幽情”。
尤值一提的是，那时我没能幸运地走进大学校园，种种困扰下选择了自修。我把所有规定的专业教科书从四处搜求回来，都翻烂了，每本书页面都有折皱，眉批、随记密密麻麻森林般，波浪线排山倒海。即使在现今偶尔浏览书柜里的《中国报刊史》《中外记者经验谈》《标题的艺术》及《苏联名记者写作经验谈》，我都会感慨它们引导我踏入专业领域，为我打开了通向专业之门，若干年后承业界前辈抬爱，其小传及代表作被收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乡土名记者的追求》一书。
每每有了新居，总会预留一个角落给书作宿地。我迄今搬过6次家。每次搬家最头疼最麻烦的事就是书的迁徙。最难忘在县城内的两次搬家，因相距不算远，在县师范学校执教的挚友张君治安为我解了难题：课余时间他带来班上几十名学生，每人怀抱几十册书不等，列队整齐地匀速穿街而行，那一刻几成小县城街头一景，引得路人纷纷驻足窃窃私语：“哇，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呀！”而20多年前从县城搬往十堰就“淘气”多了。我年过花甲的老岳父和舅舅两人耗费了好几天时间把书柜里的书小心翼翼地搬出后，又找来废旧报纸用力打包扎裹成20多包沉甸甸的“书捆”并编上号。妻子雇了货运专车告假亲自押运而至，方顺利地把它们安顿到体面的“居所”。
有时整理书房或找什么书，也会莫名地想，我等凡俗之辈买这么多书能看完吗？其实我清楚，穷尽一生也看不完所藏的书了。每每买书回来，有的只是一目十行地翻览一下序言后记留下大致印象，然后就放进书柜等后来某个机缘巧合再被光顾到；有的甚至连封塑都没拆开便塞进了书柜，认真读过的实在太少。这对那些书无疑不公平，甚至是事实上的轻慢与亵渎；对自己也是悲哀之事，那么多好书，如果读过自己一定很“牛”了。但人生匆迫，可能并没有太多时间坐在那里读书。这似不要紧，有个念想就好。一个人有了书房，就攫住了一辈子的念想，就拥有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人世间几乎所有的难题和答案都已在书柜里了。我想，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即使读不完书房里那一本本已经打上了岁月底色的书，也要把每本书都轻轻摩挲一遍，感恩它们多年来不离不弃的陪伴，感恩它们给我温暖、勇气和力量。
书房里有不少师友的赠书。看到它们，我便想起前辈先生的鼓励关爱，同辈朋友的勤奋精进，年轻一辈的后生可畏。对他们的创作与学术成就虽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但对他们尊敬的感情却是诚挚而单纯的。君子之交，素交为上。素如花骨，淡如春风，赠书为证。
书源源而至，我始终不能成功地为它们分类并编出书目来，因而大多类别含混、五花八门，相互掺杂。但于凌乱中亦觉丰盈，仿佛一个驳杂、深厚的世界那般。正如有人说的，书房是一个迷宫，只有自己才熟悉那些秘密小径。满柜的书毫无章法更无体系而言，无论是当机立断还是反复踌躇而得，其间无不倾注了爱书人嗜书如笃几近蛀虫般贪婪的满腔心血与炽烈情怀，是名副其实的精神宝藏。明亮的玻璃门透露出五颜六色的书脊，赋予我一种莫名的满足，抑或一种富有的感觉。
书房伴我度过了大半生，我的人生与书房已然融为了一体。阅读，注定是我生命中无法舍弃的执念。偶然间记起清人张潮的话：有工夫读书谓之福，以学而述著谓之福。如此看来，我是双福齐修，也算“‘名’副其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