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鸿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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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都有原产地，作家的底气和绝活儿也许唯有在故乡刨食，从故乡底层的土壤刨出文字的根须，或者说翻开埋藏的记忆，才能让宏大叙事获得超越地域的生命力。搭建文学故乡，需要作家大量的生活积累和独有的原创素材，这恰巧是宋福祥最拿手的优势所在。《身后那个村庄》和《陈连升传》两部长篇新著，充分证明宋福祥拥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和丰富的创作源泉。
地处鹤峰县东北部的邬阳关和金鸡口是容美土司时期“四关四口”之一，咸盈河、岳家河、陈家河三水交汇，鹤峰、建始、巴东、五峰四县聚首，文化历史与山川河流一样悠久，可谓山奇水奇文亦奇。这座清江源头群山拱卫的古老关隘，正是宋福祥文学创作的原产地，原产地不可替代的“文学发生的现场”，“现场”永不褪色的生动注脚。这里的方言土语是刻画人物的独特元素，这里的春华秋实是抒发情感的氛围衬托，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典型形象的鲜活背景。清河湾的老屋日渐倾颓，雕花梁柱蛀满灰暗，族谱残页随风飘散；陈家棚的老井终将干涸，青苔厚积爬入地缝，辘轳声消失已久。故乡每天都在死去，不死的是邬阳关上的故事汇。我们在《身后那个村庄》偷听鄂西南乡间的蜚短流长，在《陈连升传》窥见民族英雄的热血豪情，对于作家宋福祥来说，邬阳关是留守男女的欲望角斗场，是英雄儿女的草莽起跑线。
一
长篇小说《身后那个村庄》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村庄”。身后那个村庄是“留守”的村庄，身后那群人，是“留守”的人，宋福祥的落笔处，不是茅盾的《乡村杂景》，“有一座小石桥，桥下泊着一条‘赤膊船’”；不是余华《麦田里》，“躺在麦子之上，忍受着饥饿去想象那些美味无比的包子和饺子”。也不是刘亮程的黄沙梁村，“它像一堆破旧东西扔在荒野里”；更不是席慕容《乡愁》，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邬阳雄关踏三县，清江如画八百里，“远看三鹰赶金鸡，凤凰展翅，百鸟和鸣；还有白虎寨、老官寨、凤凰寨、八雅寨耸立在那色调蓝蓝的远处；近看绿水荡漾，波光闪闪，山水相依成风景，纵横阡陌古桃源。”正如时下一句流行语：“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村庄在身后，“村庄里的很多男人北上了，村庄里的很多女人南下了，留在村庄里的男人和女人又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沿袭着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和生存轨迹呢？”“醉汉离不得酒，色汉离不得牝，山彪不咬母狗子，山鹰想钓嫩母鸡”。村庄更在身前，“清河湾这个村庄里阳光普照”，“小河如一把长剑，漫不经意间就把这个村庄劈成了两半，南北两岸的农舍隔河相望”，“两岸隔河相望的叶家台、柳树岭、朱家河坝、汪家河坪、夏家岭、邵家大湾像一串缀在河岸的珍珠，鲜亮而醉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条河边，生活在这样一个别具一格的村庄里，同饮一河水，同看一线天，庄稼就在这里种，儿女就在这里养，悲欢离合的故事就在这里讲，恩恩爱爱的歌谣就在这里唱”。
村庄在心中，那些不曾停留的人声狗吠、风干沉淀的风俗人情和深入骨髓的传统观念，那些篝火边跳着摆手舞、唱着撒尔嗬的欢乐场景，以及千余只海燕“耷拉着脑袋，夹紧了翅膀，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一幅安然自若的睡态”，连同叶明清老汉的解读，“蜂入七月桶，燕落富贵家，千只来聚首，即刻主富贵”，还有村庄弥漫的兴奋、紧张与不安，从狼狗老黑的眼中流露人性真相，都是心中的气息。村庄更在心外，“色调蓝蓝的远处，是巍峨耸立的群山，白虎寨的峰巅与蓝天交界处有一朵白云缓缓向村庄的上空飘来，一会儿像一朵鲜嫩的蘑菇，一会儿像一卷麻团，一会儿像骏马奔腾，一会儿像水牛犁地，随风向变幻着各种姿态。可就在云朵飞入村庄的上空时，渐渐散落如一幔轻纱，落而不落，飘而不飘，像村人渺茫的一缕希望，又像是村人悠远的一个梦境，缥缈间如薄雾淡了下来慢慢儿散去。”
村庄无处不在，“原来村庄的背后就还有一个隐密的村庄，世界的背后就还有一个隐密的世界，因为世界正是由许多村庄组成的”。（宋福祥语）。当身后那个村庄的故事串联起来，每个家庭每个院落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每条道路每处山水都是需要一生解读的微缩世界。
这个微缩世界生长着多个家庭，排列着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每个时刻都是矛盾冲突不断，情感纠葛与生活困境推动着情节毫无章法的疯狂发展。货运司机章小满与前妻离婚，与现任妻子杨秋菊之间再成对抗。卡车像烧钱的无底洞，不仅要应对各种费用，还时常找不到货源。去给白酒作坊老板拉煤，先与杨秋菊拌嘴误了出车，接着遭遇电瓶漏电，再在装煤途中出了车祸。柳家是另一番景象，柳家富与柳家宝兄弟俩，一个好色，一个好赌。柳家富的妻子余金兰南下打工多年，夫妻长期分离，导致他行为放纵，对黄小娟心怀不轨，甚至对四弟媳刘淑敏也有非分之想，整个柳家陷入一片混乱，往日的亲情顷刻撕得粉碎。而在夏家，夏玉凤与丈夫康平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夏玉凤与派出所长欧阳树林的不正当关系被康平发现，康平愤怒之下，不仅大闹一场，还不断做出极端行为。
刘亚奇是清河湾的另类，但把握他的角色定位，却是理解全书的关键。写着从军服役的简历，身着文化人的外衣，享受着村姑的敬畏和暗恋，与汪小妹成家立业，与黄小娟再接前缘，心里又念着深圳怀了孩子的杜心柔。难怪汪二娘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刘亚奇呀刘亚奇！你硬是不得好死，你一辈子占的便宜太多了，不被蜂子蜇死，就被毒蛇咬死！”刘亚奇却活得很快活，只是稍微病了一场。等到杜心柔与黄小娟如约相见后，他突然仿佛觉得：“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也最有成就感的男人”，可以躲进倾注半生心血的庭院，坚守村庄的宁静与回归，更有“爱恋与怜悯之情交织在他的心胸里，就像是温热的油洒在了烈火之上，迸出了一种久违的激情”，“他左手接过茶杯放在身旁的椅子上，右手拉过她的一只手臂，旋转过她的身子，让她坐在了自己的大腿上，脊背贴在他的胸口，让那急促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震撼着怀里这个娇柔的女人”，“黄小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心爱的男人的呵护与爱抚，一种压抑已久的渴望正在喷发，她忘却了病痛，也忘却了狼狗老黑的存在。”这些融入作者经历、情感和观点的情节，极容易让读者猜疑是一种自传性描写。而这正是复杂的人生阅历和奔腾的生活激情给予作者的丰厚回报。
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接连铺开，一环紧扣一环，情节复杂紧凑和相互交织，矛盾冲突如同密集的鼓点，一次次撞击着读者的心弦，将村庄生活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展露无遗。有普通家庭的无奈和挣扎，有人性的千姿百态和万般无奈，有欲望的宣泄和道德的沦丧。刘亚奇的文化乡愁、章小满的赌徒人生、朱家河坝六妯娌的集体坚守，这种景象打破若干传统认知，现代乡村未必尽是田园牧歌。叙事中的俚语穿插，对话时的荤段子山歌，其实是用粗粝的民间智慧嘲弄死板的道德说教，直指人性本能与生存焦虑。村庄是怎么死亡的？《身后那个村庄》的解剖，正是直面现实的伤痛。
“也许到了来年的三月三，又一批男人北上了，又一批女人南下了，把村庄远远地留在了身后，把村庄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都珍藏在了自己的记忆里。”宋福祥通过矛盾冲突场面的集中爆发和人物恩怨情仇的场景细致入微的描写，生动地再现乡村生活的复杂与真实，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打工时代乡村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挣扎，使得《身后那个村庄》成为一部反映乡村现实的重磅之作。
二
如何求得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的平衡，是历史人物传记需要面对的难题。宋福祥所著《陈连升传》为此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这部长篇历史传记以抗英名将陈连升为原型，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背景，以波澜壮阔的叙事节奏推进，恪守历史本真，激活文学想象，人物刻画兼具历史质感与人性温度，具体场景里勾勒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文辞激荡处可见史诗气魄，细腻描摹中暗藏民族精魂，堪称一部兼具文学审美价值与历史认知意义的民族英雄史诗。
陈连升是从鹤峰邬阳关走出去的“近代史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少数民族将领”，《清史稿》有传：“陈连升，湖北鹤峰人。由行伍从征川、楚、陕教匪，湖南、广东逆瑶，数有功。累擢增城营参将。道光十九年，破英兵於官涌，擢三江协副将，调守沙角砲台。及英舰来犯，连升率子武举长鹏以兵六百当敌数千，发地雷扛砲毙敌数百，卒无援，殁於阵，长鹏赴水死。敌以连升战最猛，脔其尸。事闻，诏嘉其父子忠孝两全，入祀昭忠祠，并建专祠，加等依总兵例赐恤，予骑都尉世职，子展鹏袭，起鹏赐举人。”（赵尔巽《清史稿》，第11528页）凡180言，字虽少，但劲很大，气很足，似千钧之锤，重重叩击人心；墨痕深处，窥见赤子之心和不朽风骨，激荡浩然正气，一代忠良，跃然纸上。作者严格遵循其时间线与活动轨迹，在想象中守护真实，确保核心史实不偏离历史坐标轴，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
然而陈连升早期史料留存极为有限，《鹤峰州志》乾隆、道光、同治、光绪诸本均只提及过他的名字，记载并不详细。作者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小心处理空白历史，打秋比武开篇，练石锁功跟进；金鸡口刹把子，桃符口出山；探三里城，穿南潭江；竹园角往下道道鬼门关，鹤峰州投军处处江湖路。为让虚构的情节生长于真实的土壤，作者熟练地将时代特征、重大事件、风土习俗融入人物刻画和矛盾冲突，于是我们看到陈连升篝火晚会上的武舞表演，尽显当地儿男的剽悍，又暗合练武报国的精神底色，展示历史的厚重，更展示这片土地的血性和基因；次要人物州佐肖文钲、师傅廖德贵、妻子肖雪珍的出场，伴随着纯正的鄂西南方言、服饰和习俗，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态；月夜石门隙打虎，怕遇景阳冈武松打虎的动作雷同，就连打两虎，英雄是怎么炼成的？英雄就是这样炼成的；在林则徐在湖广任职的史实基础上，合理营造与陈连升初识的场景，铺设两人并肩作战的情感纽带和信念基础，将180字的历史记载推演至60万言有血有肉的英雄故事，以昭示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
鹤峰邬阳乡为中国近代史贡献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往事重新焕发生机，一位被正史铭刻的将军找到了故乡。邬阳关是故事发生地，更是传记原产地，这里每一寸土地部浸润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阵山风传颂着民族魂。《陈连升传》写到的是英雄的历史，没有写到的是作者有意的“留白”。
邬阳关因一部传记被提及，似乎第一次被搅入历史风云，却从此成为镌刻在历史长卷上的英雄故里。1839年虎门销烟及其后炮战，一位来自鹤峰邬阳乡的铁血将领，以不朽的忠勇之举，不仅让东莞虎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地，也让邬阳这片热土绽放出独特的光芒。
神秘的清江是陈连升蓄储家国情怀的摇篮，绘在山羊皮上的“八阵图”是陈连升排兵布阵的秘籍，银须老者廖德贵是一部江湖传奇，徒手炒铁沙、风火劈雳掌、水鬼画桃符三招搅动风色，月下授徒见首不见尾。“只见那个人影双脚尖点地，在沙滩上画了许多万字格的图案之后，突地俯卧下来，就是猛扫。沙滩上顿时尘沙飞扬，旋风般卷起一股黑烟。”
桃符口的夜晚是月黑风高的夜晚，“那是一个没有月色的夜晚，夜鹰在峡谷间不停的鸣叫着，与呵喝雀一高一低一唱一和，那交混在一起的声音如死神的手，听起来就透着一股冷馊馊的凉气。”夜晚的人间无处不充满未知与危险。
闯清江的木客是闯天下的英雄，“木簰过了渔洞湾，水布垭下入险滩，簰工老大一声喊，木簰尾梢要甩圆。长阳头上盐池河，两岸锦绣丽色多，三友坪里柳树桥，长岭连着谭家坡。盐池温泉上下池，恰似两个灯盏窝，热气腾腾水冒泡，木簰颠跛擦身过。”“顺观音坡盘山而上”，“经铁敞坪过五峰土鱼河”，“过了铁匠潭进入狮子岩。从翟家河再往前行，过了水波石、箱子角后就有一个叫“飞桥”的地方。出了飞桥就是折身潭洞口，再往下就是峡谷，四十多里悬岩绝壁无人烟。过了煤炭洞、滚水石、犀牛困泥、桐麻树潭、欧家拐，接着就进入了桃符口。”英雄叙事在乡土写作中也是常见的主题，但容易沦为空洞的赞歌，人物形象单薄，缺乏真实的血肉与情感。有了邬阳故事汇的加持，宋福祥的英雄叙事就显得异常丰满。
黄骠马的忠是死忠。“它见将军跪地不起， 瞪着血红的眼睛怒视敌军，军刀的尖梢入地支撑着身子时，以为老将军还能骑马冲杀，连忙顺势一滚，背靠将军双腿，想将军爬上马背。可黄骠马连续三次作同样的姿势，见将军仍然没有顺势爬上马背时，这才警觉起来调转马头贴到将军腮边嗅闻，而将军脸上除了扑鼻的血腥味道之外，已经没了气息，方才明白将军已经弃它而去。接着黄骠马仰天一声悲鸣，围着将军急转三圈之后浑身发颤，然后叉开前腿身向前倾护住了将军的身体，像是要等援兵来救。”节马诗曰：“太白经天海出血，将星坠地天柱折。残枪一起海氛生，人兮物兮成大节。”而今的东莞虎门，昭烈祠尚存，节马图犹在，节马碑文清晰可见：“节马者，都督陈公连升之马也。庚子冬，沙角隐公父子死之，马为逆夷所获至香港。一群夷饲之，不食，近则蹄击，跨则坠摇。逆怒，刀斫不从。放置香港山中，草亦不食，日向沙滩北面悲鸣。华人怜而饲之，则食，然必以手捧之;若置地，即昂首而去，以其地为夷有也。每华人围视，指为陈公马，即泪涔涔下;或呼能带归，亟摇尾随之。然逆终不肯放还，以忍饿骨立，犹守节不变。道光壬寅四月，马卒香港。”节马碑永远升腾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气息，是东莞市的城市瑰宝。文天祥词云：“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
从鄂西南的崇山峻岭延伸至虎门炮台的残垣断壁，《陈连升传》以大背景下的零星史料搭建传记骨架，再培育其长出鲜活的血肉。宋福祥告诉我，为追寻英雄足迹，他数次跋涉石龙河、穿越金鸡口、探访清江桃符口，更在雷电交加的暴雨夜，毅然伫立波涛翻涌的清江右岸；搭乘班车辗转施南府、奔赴宜都、前往保康营、抵达广西左江镇、踏入广东连阳营；登上官涌山巅、踏浪穿鼻湾洋面与磨刀洋水域；依次探访威远炮台、靖远炮台，参观海战博物馆、鸦片战争博物馆，踏足虎门销烟池遗址，勘察沙角、大角炮台，亲身体验历史事件，实地感受英雄心境。作品立于真实历史基石之上，铺设起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严谨的史学考证、扎实的田园调查和丰富的文学想象有机结合，让每行文字都化作照亮历史深处的光束，照亮历史文学创作的来龙去脉。
《陈连升传》的创作实践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历史书写不仅需要深耕考据，在故纸堆中探寻真实，更要借助合理想象，让逝去的时代重现生机。
三
乡村小说，乡土文学，乡村乡土永远影响文学。铁凝以保定乡村为底色，用《笨花》《哦，香雪》勾勒华北农耕文明的温情与阵痛，“离老百姓最近的还是大粪”；熊召政借荆楚文化的厚重底蕴，用《张居正》重构明代改革史诗的血性与智谋，“成也楚狂，败也楚狂”；张炜则以胶东半岛为容器，用《古船》《九月寓言》盛放土地伦理与工业文明的剧烈碰撞，“写作者的一支笔总是围绕着故土”。狄更斯的伦敦，巴尔扎克的巴黎，海明威的哈瓦那，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每一个作家笔下，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莫言表示，作家写故乡，是一个命定的东西，“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感伤的情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也是一个逃避现实生活的巢穴。那个地方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我的精神却注定了会飘来飘去。”2024年8月，宋福祥从广东深圳飞抵山东济南，行程中特地安排去了莫言的故乡“高密东北乡”，那是一个高粱渐红的季节，到处飘着“九儿”的歌声。宋福祥眼前一亮，顿时眉飞色舞，他庆幸自己笔下的“鹤峰邬阳乡”是一片绿树掩映，繁花千树的美好家园，生活的故事正如三月的茶山，一岔接着一岔往上长。自己就像一位采摘故事的春姑，怎么使劲也采摘不完……
身处原产地，宋福祥将在场性叙述、隐秘性挖掘与史诗性对话熔于一炉。在场性叙述是他那深扎泥土的创作姿态，“近五年的时间，我多半都待在村庄里”，这在《身后那个村庄》中，对清河湾村自然景观的描摹近乎现场记录：金银花藤蔓的缠绕姿态、板栗树花果的季节变迁、撒尔嗬调式的山歌尾音，共同构筑了一个感官可触的乡土空间。隐秘性挖掘是他这随处可见的心理刻画，而且显得细腻深刻，不仅能看到人物面对生活困境、情感纠葛时的挣扎表情，还能看到他们暴起的血管和熄灭的心火。狼狗老黑的拟人化表白堪称神来之笔，它作为村庄秘密的旁观者“琢磨起人性的勤奋与懒惰、高尚与卑劣”。作为村庄秘密的见证者舍命救起落水的夏玉红，这种“动物叙事”策略，在李传锋等动物小说创作中时时可以遇到。史诗性对话是他把小村庄摆放在大历史舞台上，清河湾村的留守困境，实则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浓缩景象。陈连升从邬阳关走向虎门炮台的轨迹，也暗合近代中国从封闭到开放的国运转折。作者将个体命运嵌入时代洪流，实现了乡土叙事与历史书写的同频共振。
1986年8月某天晚上，陈忠实趁着酒兴发出感叹：“我现在已经45岁了，写了一辈子小说，如果到死的时候，还不能写出一部可以垫在棺材里做枕头的书，会死不瞑目的！”一部《白鹿原》，半步近代史，陈忠实终于有了“垫棺作枕”之作。宋福祥的心思也是这样，他几次对我说：“写就写大的，砖头那么大，分量足，比那些轻飘飘的文字有劲儿多了！”一次同行去恩施的车上，他坐在副驾，轻挥右手，眼神灼灼：“你看《白鹿原》里的塬上风云，那是把一代人的骨头缝都剖开给人看。我要写，就写能当枕头的村庄三部曲， ——那些吊脚楼美人靠上晒太阳的老汉露出古铜色的脊梁沟，那些清河湾里光屁股摸鱼的后生溅起满河欢笑，那些蹲在茶地里打情骂俏的堂客任由胀鼓鼓的奶子挤破花布围裙，他们身上全是老天爷留给我的故事。”
故事，是小说世界最灵动的精灵，故事会说话，故事隐藏着小说的秘密，甚至操控小说的全局。故事的源头在故乡——故事就是故乡的事，有故乡才有故事。夏玉凤与派出所所长欧阳树林两人幽会时，康平突然折返，将他们堵在了屋内；狼狗老黑在莫全勇家楼下捡到四张百元新钞，没有丝毫犹豫，小心翼翼地将钱藏在刘亚奇轿车前轮内壳里；柳家富一把将杨秋菊抱在怀里，嘴唇贴在她的胸脯上，睡袍的腰带也被解开，这时门外突然响起汪二娘的敲门声。宋福祥的故事多，把精髓藏在细节里，得益于他对故乡的足够重视，对邬阳关的足够熟悉。他的原产地是一座宝藏。邬阳关上故事汇，那些活着或者死亡的故事蒸发泥土的腥涩、发出金属般的回响。
有人说，老宋的书太重了，搬不动，读不完。宋福祥很认真地回应：“不下一万字，散文不是好散文；没得四五十万字，小说成不了好小说。”有人说，《身后那个村庄》可惜了一堆好素材；有人说，《身后那个村庄》有点毛胚房的感觉，刘亚奇身上寄托着沉重的乡愁，人物形象却有些模糊不清；还有人说，陈连升从军47年，在战火硝烟的日子应当比清江放簰的经历更为艰难曲折，却没有得到充分展开。但宋福祥总是付之一笑，他有说不完的故事，是真正“装满故事的作家”。正如莫全勇对堂客刘晓春说：“土怎么啦？我们土家人土得踏实，土得舒服，再说我们土家族人不土谁土？”那些充满乡土气息的故事，少不了摆烂的骚婆娘和偷腥的日牯子，少不了土得掉渣的陈谷子烂芝麻，有地道的邬阳味儿，却又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界限，不再是一个人的情感寄托，而是无数读者心灵的栖息之地。
积四十多年之功，历经三百余万字报告文学的练笔，随着《身后那个村庄》《陈连升传》等多部砖头般厚重长篇新著相继问世，随着先后摘取湖北作协会员和中国作协会员证书，宋福祥完成从业余作家到专业作家的重要转变，其创作动机也从最初的兴趣驱动，实现向更具使命感的提升。他怀揣纯粹而执着的文学梦，深耕不辍，用一部部作品彰显他对文学的热爱与坚守，这份热爱与坚守在鹤峰县抑或恩施州都极其少见。中国作家宋福祥的文学实践，为当代乡土写作提供了重要启示：贫穷老家不是自我封闭的借口，英雄叙事不是空洞无物的赞歌，扎根创作原产地，成就你的文学故乡，或许就成就了你的梦想——它能证明，最地域的，往往也是最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