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鸿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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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中，一部家族珍藏的尺牍册页，往往只是浩瀚史料中的一个并不起眼的细节，况且这些历经近两百个春秋的平阳麻笺已经堆放在废品店的过磅秤上。然而，作家何泽勋与收藏家徐吉辉合著的《鹤峰民藏〈清中十九帖〉研究——兼论清中晚期鹤峰州社会形态与家族叙事》（2025年8月长江出版社出版发行），却站在低迷的微观史学塔台，凭数页残卷掂量一个时代的厚重，以一枚棱镜折射整个时代的烟火，从一抹墨迹辨识千年文脉的深邃。作者将湖北鹤峰新发现的清代书帖《清中十九帖》视为一份珍贵的文化基因样本，敏锐地捕捉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通过对十九位清代文人题帖的细致解读，重构清中晚期鹤峰州的地域文化图景、士人精神谱系和家族传承脉络。何泽勋以其严谨的学术精神、滚烫的鹤峰情怀与崇高的文人理想，让沉睡的文献活起来，活成一束光，照亮公众视野，泛起沉浸式阅读体验。这部作品既是对地方文化记忆的唤醒，也是对微观史学方法的一次成功实践，彰显了当代学者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独特价值。
一
一切卓越的史学研究，从来不是对往昔的肆意诠释，那些淹没在时光长河里的文字、器物与遗存，唯有经过无懈可击的梳理与考证，才能让历史的智慧与力量充满阳光。《清中十九帖》并非现成的经过梳理的文献档案，而是得之于民间的残页：“原有的49帖中还未现世的其他30帖，可能已经永久遗失”，其真实性、完整性与历史价值均需从头验证。“没有看到原件，成为心中最大的牵挂。”为此，泽勋先生更改行程，“从武汉回来，连家都没有回，就急忙从建始的道上转往鹤峰的山路，沿官店、中营，过雕岩挂壁公路，行程近四百里，完全就没有停歇。”终于一睹真迹，开启推动田野实证与文献溯源的深度探索，突破仅书斋、文献和案头研究的局限。
这种突破，得益于“三个火枪手”肝胆相照的英雄梦。周少华先生原任鹤峰县纪委监委三级调研员，公职之余闭门却扫，竟修炼成胸藏丘壑的文史专家，是耕耘最深者。《容美纪游》大段成诵，《望鹤堂序》不落一字。“我自惊异于其记忆力，如有生命之存储器，鹤峰历史，尽在其脑海，各类文献，信手便拈来，所述内容，百无一误。”作为顾问，其才华得到尽情发挥，对成书多有怂恿推荐和指导辅佐之力，“对鹤峰古今史料、历史人物、重要事件进行了全面研究，是为鹤峰文化界奇人”。徐吉辉先生，年近知天命，玩摄影，擅草书，笔势流转飞动，潇洒自如，有出尘之姿，更爱收藏，尽二十余载心力，积可移动文物凡三万余件，旧书两万多册。其所藏虽老、虽土、虽旧，皆鹤峰历史之实物见证，文明碎影，触手可及，“但听我欲做此课题，更是倾力相助，不藏私心。”提供第一手观察，满眼敬畏，“他戴上白手套，慢慢将册页拿出，轻轻地展开，摊放在从书案到硬卷衬垫上。”甘于立于幕后，满腔热忱，“不仅为我收集文献，更是亲自编写，常常陪伴夜深”，乃谦谦君子也。而何泽勋先生，偶入古容美之奇地，得见奇帖，遭此奇遇，终结奇缘。有此奇缘之三君子者，皆奇人也。
这种突破，更得益于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刻苦的钻研。《清中十九帖》已是柘溪山房镇馆之宝，非一般看客所能把玩，非一般研究家所敢下笔。山川有情，静候登临，泽勋终于来了。在人堆里，谁是泽勋很难分辨；在朋友圈和公众号里，谁是泽勋很容易找到。夜深人静，抖音刷得最热闹时，有人将一篇刚杀青的茶文章推送出来，似乎带着月光和飞雪，那一定是他。
泽勋研学，极其严谨，出处不明，考据不止，“上穷碧落下黄泉”，上溯典籍源流，下寻民间遗存，其心之笃，近乎执拗。“其实这本书很不好写，主要是资料太过于稀少。”为了将这一册页置于广阔的历史空间，何泽勋展现其文献梳理与互证的深厚功力。面对地方文献的匮乏与错漏，“《鹤峰州志》……1980年的重印本错误又太多，甚至连断句都不对”，他不得不克服困难，“将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用省下的饭钱，购买了《清史稿》《清代陕西通史》《太平天国在汉中》等文献”。据少华先生说，这次购书，花去“大洋”两万余。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学术投入，换来对历史细节的清晰把握。为了还原李定南在陕西的政绩，他从民国版《咸阳县志》中找出关键线索，不仅捋顺李定南的任职经历，更勾勒出一位实干派地方官的形象。
学术严谨之最集中体现，在于何泽勋对历史复杂性的辩证还原，而非简单的时俗道德褒贬。汉中任上“征捐事件”，极大影响李定南人生最后阶段的官声，作者并未回避同代汉中文人周炳垣在《汉南杂咏》中的尖锐批判：“日中捐户汗流枷，万岁牌前跪若麻”，直指其征捐手段的酷烈。然而，作者亦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多方史料互证，呈现出李定南所处的极端困境：“饷道梗塞，劝捐无应。庚癸之呼，日盈于耳，昼夜焦劳，如在焚溺”。然后进一步揭示，李定南的困境根源在于晚清崩坏的军事与财政体系：上司如总统军务的毛震寿“急于去西安赴陕西布政使之任”，遇敌则“飘然而去”；而朝廷正规军“扰民尤甚于贼”。在此背景下，李定南的征捐行为虽有过激之处，但其目的乃是为募勇守城，最终“积劳成疾，医药罔效”，病逝于任上。经层层深入剖析，何泽勋塑造出深陷时代泥潭、挣扎尽忠却手段有限的悲剧人物，而不简单归为清官或酷吏，显著提升历史可信度。
摊开《清中十九帖》，笔墨间或有欧体的险峻挺拔，或有颜体的雄浑宽博，一点一笔诉说着书法艺术的精妙。何泽勋却不局限于书法艺术本身。他一一厘清题帖人物的籍贯、功名、官职，构建起一个以科举和官场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不仅是李定南个人的社交圈，更是清代中晚期汉族文人生存的缩影。《清中十九帖》背后，有厚重的文化，有复杂的官场，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晚清史。
二
徐吉辉从废品站抢救古帖，何泽勋自费研读古帖，周少华深夜攻书沉浸于古帖，都是出于对文化传承的自觉守护。这守护绝非冷冰冰的学术操练，字里行间涌动着对鹤峰这片土地深沉而炽热的情感。
长期以来，外界对鹤峰的认知多固囿于“容美土司”与“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两个节点，“唯独对鹤峰州时期的研究相对较少”，而这长达169年的“鹤峰州”时期（1735—1904年），恰恰是鹤峰从封闭的土司领地融入帝国大一统秩序、完成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凭借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何泽勋清晰论证：“《清中十九帖》能够得以诞生，应该说与改土归流和鹤峰州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
通过李氏家族的崛起，作者生动演示这次历史关联。容阳李氏的先祖于明初迁入，从“官长阳”的清白吏李圭，到被容美土司礼聘为西席的李阐道，再到白俚俾之乱辅助幼主田世爵的李甸，其家族史就是一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改土归流后，去土司化与兴科举的政策，为李氏这样的家族打开上升通道。何泽勋重点描绘了李静安等人为鹤峰争取学额的壮举：乾隆年间，鹤峰“有学无额”，李静安与州人刘世显等人“开始呈书于州府呼吁，甚至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长途跋涉到省吁请”，最终为鹤峰争得“文额8名、武额2名、禀贡4名”。这一事件被作者赋予里程碑式的意义，意味鹤峰学子从此拥有通过科举融入全国性士人网络的制度性通道。李定南正是借此通道，得以在道光乙酉年（1825年）成为拔贡，入国子监读书，从而结识蒋祥墀、蒋立镛父子等一众名宦，最终成就了《清中十九帖》的佳话。何泽勋通过这样一个家族“奋斗史”，巧妙地将鹤峰州的建立、科举制度的推行、人才的走出与地域文化的自信串联起来，完成了一幅生动的地域社会发展史图卷。
这种几近痴迷的演示，如数家珍，完全起因于一次访茶途中的邂逅。访茶途中，有一个地方在他灵魂深处萦绕，“这就是鹤峰，一个曾经名为容美的地方。”出入槽门寨子，“来时追寻一盏茶香，去时却未能留下印迹。就连道路旁的溪水，也藏进了逐渐暗去的傍晚。”走进群鹤老茶馆，“闯进这里，需要岁月，需要乡间，需要血脉与土地共鸣。”“闯进去，或许就是一种魂灵的迁移。”枯坐在向往土家的茶空间，“这些从古茶道旁采摘的茶树鲜叶，经过他的萎凋、揉捻、发酵与烘焙，已经成为了可以连接古道与历史的介质。”细品赵女士的茶，“一盏茶，一盆火，两种来自天然的香味充斥着嗅觉，便可闲话那些山中做茶的岁月。”他就这样爱上鹤峰茶，爱上鹤峰，“从顾彩笔下的茶马蹄印，到辉哥掌心的老物件，从土司王府的铜币与茶引，到女掌柜玻璃茶室里的橙红茶汤，鹤峰的茶道始终在解构与重构中生长。”
傩戏还愿酬神，围鼓送喜迎亲；琵琶皮影满堂音，走马渔鼓花鼓灯；云不动，草不摇，覃美玉启齿巴曲铜官调，阳戏开唱百鸟来朝。鹤峰就是这样神奇，神在山水，奇在人物，但根在文化，一旦接触，便难以自拔。容美土司时期的顾彩，鹤峰州时期的张亮基，大革命时期跟随贺龙进山的大批革命志士，无不如此。何泽勋自然也如此。
泽勋先生是利川人，居于利川，写利川红，是本分；受聘恩施，编恩施茶史，是践约；写玉露大师，是尊师；写《月明沙溪》《最后的行者》《中年书》，是呐喊与彷徨。而写鹤峰，完全出于情怀。
自喝到鹤峰的茶、读到鹤峰的书、结识到鹤峰的人以后，何泽勋就对鹤峰产生强烈的情感和写作欲望，并始终对民间智慧与文化守护者保持着崇高的敬意。他感激李悟珍对李氏家族谱系的考据成果，主动收录田赤两篇研究论文，多次与李氏后人李建南交流，真诚地将向端生、向宏理、田广、阳如海、郑平、李文广、孟小平等人视为共同探寻历史的合作伙伴，表达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充满浓郁的烟火气与草根情怀。
鹤峰之地，向来值得世人瞩目与敬重。即便“改土归流”时，清廷以打压、流放、分割等手段削弱其势力、抹去其痕迹、消除其影响，将原容美土司辖地一分为二，设一州一县，鹤峰州在湘鄂边境诸县中仍居超然地位。1904年11月7日，清廷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奏，将鹤峰州从宜昌府划出，改设直隶厅，行政级别再次提升，跻身湖北省十二大行政区域之列。清廷此举，本意是以此强化对当地茶叶资源的掌控，以稳固西南边疆。但无可否认的是，鹤峰借茶叶之利走向兴盛，在清代后期不仅成为湖北的重要区域，更在全国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属于享有特殊权责的“特区”，其崛起之势，已然载入史册。
有这种情怀的人，无论是不是鹤峰人，都令人肃然起敬。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一批有情怀者艰苦跋涉，只为守护文化根脉，恰如歌词所云：“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昨天龚光美老先生回顾这份守护，格外动人。他说，那时坐班车到宜昌，登上绿皮火车，为汇编容美土司史料，他与祝光强、杨芳耀、周学荐等人多批次赴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四处奔走，搜集到20余万字的珍贵历史文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三十四卷名为《舟车所至》的杂志，是道光年间的地理丛书，顾彩的《容美纪游》便刊载其中，他是一字一句，将全文誊抄下来，珍贵的文化记忆重返鹤峰。
惜哉！高润身、祝光强、杨芳耀、陈湘锋已逝；健否？向国平、龚光美、赵平国、邓斌渐老。从《容美纪游注释》开篇，数度听闻骏马嘶鸣，“踏花归去马蹄香”。不远处，尚有向端生、赵先政、赵平略、熊先群、周西之、李悟珍、覃进之留下文本注释、史实研究和人物刻画；书架上，更有李传锋、王月圣、杨秀武、宋福祥、梁寿臣、吕金华、谭琼辉、黄生文、吴燕山、李诗选演义的土司霸主、桃花娇娘和挺立虎门炮台的抗英名将。容美土司跨越元明清三朝，《雾漫土王宫》是否搅动四百载滚滚风云？嘉靖三十五年,田世爵率万名容美子弟与永顺、保靖等土司兵并肩作战两年之久,取得王江泾之战大捷,“容美兵，精悍甲诸部，万里从征，朝气正锐”，是为“东南沿海第一战功”（引自《明实录》），《武陵王》是否再现那段以身报国的岁月？陈连升“率子武举长鹏以兵六百当敌数千，发地雷扛砲毙敌数百”（引自《清史稿》），《陈连升传》是否唤醒近代中国屈辱开端的国仇家恨？《容米桃花》绽放，《美玉无瑕》静守；《远去的诗魂》探寻时光掩埋的才情，《湮灭的辉煌》打捞诗行深处的灿烂。事实告诉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瑰宝，这些鲜活素材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滋养。中华文脉恰似潺潺溪流，淌过典籍，根深叶茂。
四十多年来，让人景仰者众，让人心寒者又何其少哉？有人默默守护，有人却白白糟蹋。最大的最不能原谅的糟蹋，莫过于对容美土司申遗的漠视和不作为。遵照《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从文物、建筑群、遗址三个方面的申报条件来看，容美土司遗址层级最高、分布最广、存量最丰富、代表性最强。是地方官，第三方机构，还是大名鼎鼎的评审“砖家”？一个个置白纸黑字于不顾，置425年田氏土司六代九位诗家于不顾，置众多文物、建筑群、遗址于不顾，官员占着茅坑不拉屎，“砖家”睁眼说瞎话，第三方机构拿着鹤峰文献资料为他方举证，“未曾开言先转腚”，将容美土司从申报名录中拿掉，酿成州县甚至全省文化领域最耻辱的事件，轻松荣登湖北2015年度十大文化丑闻排行榜，今年该不该写乙未十年祭？其拿掉之日，就是这些人斯文扫地之时，不光面子掉落，里子也屙出一裤裆。而其遗恨至今令人咬牙切齿，其遗毒至今污水横流，君不见鹤峰南剧申不了遗，《南桃花扇》搬不上舞台，土司遗址遗迹散落荒郊野地？“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如果他们有徐吉辉收藏的五分执着，有少华深耕的三分热情，有泽勋抒写的二分文采，绝不至于容美土司从排名第一而遭除名。一群“庸烂之人”，尽让刀郎劲歌说透：“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每思及此，胸中愤懑不已。痛骂难解满腔恨，杀伐又觉失分寸，唯将那腌臜灵魂钉入文字炼狱，稍减胸中憋闷。“但是，容美土司历史文化的客观存在和深远影响，不会因此而湮灭和消失。我们过去所作的这么多工作和和努力也没有白费。”（引自李传锋《发现古桃源·序》）。
据何泽勋考证发现，鹤峰籍的李定南与陈连升，皆与林则徐有过交集，哪怕只是随意一笔，背后却蕴含深意，着意彰显鹤峰人才辈出，值得世人关注。这种深沉的鹤峰情怀，终究升华为对一方水土文化命运的真切惦念，让乡土挚爱融入关注文化存续的热忱。他将《清中十九帖》的研究，视为对抗这种文化遗忘症的一种努力，旨在挖掘那些沉睡的土司遗址遗迹、容阳李氏家风传承，重新为鹤峰连接上其辉煌的历史血脉，更昭示华夏一统的奇幻历程，“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隔空对招终究不敌时代潮流的浩浩汤汤。
三
在何泽勋的笔下，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还原过去，更是一场与志士仁人的精神对话。他对《清中十九帖》及其核心人物李定南的解读，明显投射了自身对士大夫精神的理解与认同，这使得他的著作充盈崇高的文人理想。
李定南的一生，在何泽勋的勾勒下，成为清中晚期一位耿直士大夫的典型样本。年少时，他秉承“诗书世业，孝友传家”的家风，于家乡“敦孝友，周贫乏，宗族乡党无间言”。入仕后，无论是最初在陕西四县任知县，还是后来襄赞军务、任汉中知府，都展现出“勤政爱民、深得人心”的底色。即便是争议最大的汉中任上，作者也极力强调其行为背后的责任感：面对太平军的攻势和上司的逃避，他选择坚守，“时方九夏酷暑，躬率将士登陴，招募健壮，整肃军戎，分布守御，驰驱于火云烈日中者，已逾两月”，最终积劳成疾，殁于任上。何泽勋引用其恩师蒋祥墀赞其“人品醇厚”、张亮基称其“居心厚，立志果”等同时代评价，试图构建一个忠君、义友、孝弟、体民的传统士大夫形象。
作者显然对其品格极为推崇，并以此观照晚清官场的整体性腐败。半部家谱残本，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鹤峰人——李定南，竟也是张亮基非常赏识的楚地大才，也与曾国藩、李鸿章并列朝廷，可惜逝于任上，正是太平军进攻最急，而朝廷无力回天之时，曾国藩的反击尚需时日。他将李定南与同样出自鹤峰的民族英雄陈连升并列，誉其“虽没有陈连升的悲壮激烈……但我依然致敬于保城卫民的李定南”。在作者看来，在“四民遭劫官肥囊，直把官场作盗场”的乱世，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即便伴有瑕疵，也闪耀着道德的光芒。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本书超越了单纯的地方史研究，承载了为传统士大夫精神招魂的意味。
此外，何泽勋的创作亦体现对学术性与普及性平衡的探索，选用带有个人温度的叙述方式。在“后记”中，他深情地记述研究的艰辛过程：熬夜写作导致“一万三千多字全部丢失”的崩溃；为买文献而缩减饮食的窘迫；以及与小桂子“素手烹茶，为我解渴”的相伴温情。这些文学化的表达，极大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让读者得以窥见学者幕后真实、鲜活的一面，从而与冰冷的历史档案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结。
这种强烈的价值投射与情感注入，造成明显的主观化倾向。对李定南的评价，情感天平略有倾斜，抱有深深的同情，倾向于将其困境更多归咎于腐朽的体制与同僚投机行为。若能更冷静地将其征捐行为置于晚清“战时财政”的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与曾国藩的“厘金”、胡林翼的“减漕”等政策进行客观对比，或许能更深刻地揭示其行为中不得已的时代表征与个人选择的限度，避免一定程度上的道德美化。
作者专章描述题帖审美风格，全程梳理清代三百年书法流变，细微品味书风的整体融汇和个性特质，如言王大襄“书学欧柳颜，以欧之形，颜之气，柳之节相参”，进而探寻风格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展现鹤峰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后所经历的文化整合过程。只是作者没有来得及对用纸、墨色、钤印与装裱等物质载体的比对，或与湘西永顺彭氏家族的文化转型、黔东北土司区域士绅群体的形成路径等进行跨区域对照，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确定其定位。然而即便如此，作者亦已通过扎实的个案分析，为理解清代土司地区文化变迁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切入视角，其学术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四
难能可贵的是，何泽勋的学术之旅，并未止步于故纸堆中的考据与阐释。本质上，何泽勋至少拥有诗人、作家与文化学者三重身份，跨界尝试不断，多面手特质明显，是恩施州罕见的兼具理论研究与文学创作持续高产的著书立说者。他14岁开始发表作品，在文学天地播下第一粒种子，此后创作的脚步从未停歇，出版过《月明沙溪》《随意烟雨》《行走在边缘》《最后的行者》《涅槃之歌》《空村》《画村》等多部文学作品，四度成为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那些流淌在书页间的思绪与情感，沉淀为属于恩施这片土地的独特文学记忆。
作为文化学者，何泽勋展现出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造诣。1995年，他踏入恩施州农校学茶，自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从事茶叶生产、销售以及品牌建设逾30年，尤其致力于中国茶的历史学、文化学、生态学跨领域研究，成果斐然，是“生耕”农法奠基人之一，寮茶美学、行茶学理论创始人，著有《茶文化学论》《行茶学》《茶生态学》《茶叶生态栽培学》《恩施硒茶》《说茶》《行茶》《藔茶美学》《寻茶》《恩施茶叶简史》等茶文化专著32部，这般对茶全身心的投入，对茶文化极致的追求，在当今茶界，有几人可与之媲美？虽未有人将其与吴觉农、陈椽、骆少君、王泽农、陆松侯、陈宗懋等茶界泰斗并列于“凌烟阁”，但已然为国内茶文化研究之集大成者。正如一位著名茶学家所言，“他对茶文化的研究，并非停留在书本理论之上，而是深入茶区，将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用文字生动展现了茶文化的多元魅力，为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何泽勋正是以一种非虚构写作的自觉，使其茶文化研究呈现出开阔的时空维度和鲜活的生命力。
近年来，何泽勋受聘编撰《恩施州茶叶志》《鹤峰茶叶志》，几乎每天都有“茶徒说茶”，每段都是不下千字的容美访茶记述，“万里茶道的走访，从而找到了宜红之源的一些新的线索，并理清了部分文献的来源，可根据这些文献的证据还原更为真实的宜红起源。”这种持续、密集的田野调查而形成的非虚构文本，蕴含大量原汁原味的素材，其中不乏鹤峰乃至恩施州关于茶叶种植、制作、销售、品饮习俗的鲜活案例和不少细节，使他超越单纯的微观历史学家或茶文化学者的角色定位，而成为深度参与地方知识建构的茶学田野工作者和非虚构写作的作家，并让志史编撰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动的时代气息，避免沦为枯燥的数据和条文汇编。
何泽勋敏锐地意识到，茶文化的生命力既蕴于历史档案，更存于当代茶人的实践和坚守，“岁月的积淀是好茶的标准。”“好茶是有年轮的。”于是他将笔触延伸至那些标志性人物和品牌。“玛瑙红，花蜜香，冷后浑”，这是对利川工夫红茶的特质总结，“别看杯中茶汤，那一圈圈带着质感的光晕，便是茶的年华。”“利川红”品牌2012年才正式定名，短短几年间，红动楚天，何泽勋曾担纲品牌推广策划，自不忘关注利川星斗山红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卓万凯，利川金利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启茂等关键人物，更“和邱建红兄在一杯茶中相识，慢慢地也就亲近起来”，直至成为这位首席制茶师、“冷后浑”主要研发者“练就制茶大师的见证者”，为他赠诗：“友人赠我冷后浑，但煮山间落泉声。”为他题联：“书余一香，岁月尽留三春里；茶分三道，人生全在一水中。”与茶师交往，尤甚文友，其实是一片树叶叩响的高山流水。
而杨胜伟先生，则有《玉露宗师》长篇传记寄情。问求学路，感佩其少有大志，“三年初中毕业后的杨胜伟已经十九岁，虽然多年的营养不良让他的身子依然单薄，但那充满智慧的眼睛却神采飞扬。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又迎来了另一个人生的选择，也正因为这个选择，他最终成为了国际硒茶大师，也成为了恩施玉露的一代宗师。”望瘦西湖，叹服其人生际遇，“不过对于他本人来说，在浙江农业大学的学习期间，最骄傲的是成为了庄晚芳先生的学生。”怀赤子心，详说其玉汝于成，“1972年夏初……撰写成《恩施玉露传统制作技艺》初稿”，“而其后的十多年间，杨胜伟也一直坚持向老师求学、走访城乡制茶师傅和老手艺人，不断研究并亲自实际操作验证”，“1979年，他写的‘恩施玉露’及其制作技艺相关资料被编入庄晚芳先生主编的《中国名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同年，该资料还被编入安徽农学院主编的全国大学茶学专业通用教材《制茶学》（第一版）。”“从1973年恩施恢复招生，到1982年杨胜伟参编全国农业中专通用教材，整整十年时间，他都是在那盏十五瓦的灯泡下度过的。”“2015年3月，凝聚了杨胜伟近六十年心血的代表性专著《恩施玉露》，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著作是国内第一部全面阐述恩施玉露的历史传承以及制作技艺的理论基础、工艺规程、操作规范的专著，同时在书中还确定了恩施玉露的特点表述。”执弟子礼，展示其成人之美，“很荣幸，我成为杨胜伟先生在恩施州农校的最后一届学生”，“但要说学校最美的风景还是先生，清早起来，他素衣轻装，脚踏布鞋，肩挎一白色棉布手袋，不是在散步，就是坐在树影下阅读，那种渊博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我们当时最仰慕的。”拜师学艺，或有所获，而泽勋竟因此成就一番非凡的茶文化事业，这是不可多得的桃李芬芳。
何泽勋的这些非虚构文本，不同于一般的采风记事。这里有茶树、茶具、茶室的岁月留痕，有访茶、品茶、说茶的口述历史，更有茶图、茶诗、茶文的山水情愫，为恩施玉露、利川红、鹤峰茶等品类建起立体而系统的文化档案，将茶学研究从纯文献的静态考察，转向现场的动态的整体性研究，因而他的落笔，已超越牛饮与细品，承载的是历史文化、社会人情、民风民俗、非遗传承的全部重量，茶农指尖的老茧、茶商肩头的行囊、茶艺师杯中流转的时光，都让沉默的茶叶有了可触摸的过往；茶包上路的见闻、茶汤入唇的感悟、茶索舒展的哲思，都让寻常的茶事有了可回味的红泥；隐藏的茶史线索、濒危的茶艺古法、渐逝的茶俗记忆，都让零散的茶韵有了可传承的小火炉。
杨彬说：“茶在何泽勋《行茶》里熠熠生辉，满纸飘香”；蔡家园说：“泽勋以摇曳多姿的笔法，诠释了茶艺之美、茶道之妙”；喻向午说：“茶是看世界的一扇窗口，泽勋打开了这扇窗，我们不仅看到了茶的文化，还看到了人和思想，看到了人间世道”；钱刚说：“泽勋在书中喜茶、懂茶、参茶，集子可称为他的人生书、法门书”。这些文学批评家叹其才学，更是欣赏其冷若冰霜却又热血沸腾的茶文化茶精神。陆羽以一部《茶经》奠定其茶圣的不朽地位，卢仝以一首《七碗茶歌》赋予茶超凡脱俗的气质，何泽勋则以其多面的创作才华，拓宽茶学研究与茶文化传播的边界，从春茶的鲜爽到老茶的醇厚，从绿茶的清冽到红茶的温润，从茶诗里的意境到茶俗中的人情，从古茶道的“骡马蹄印”到“茶禅一味”的觉悟，从传统制茶工艺的现代化改良到茶文化IP的创新性传播，从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到茶品质融入现代生活的探索，在学术与产业记录方面为恩施州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更在文化艺术创作领域构筑起一座绚丽的精神殿堂，不仅在当代茶学研究与文化传承领域独树一帜，更成为中华茶文化根脉接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如此说来，徐吉辉之发现，是捡漏；周少华之鼓动，是补遗；而泽勋揣摩古帖，看似是无心插柳的副产品，实则是墨香萦绕的匠心之作。以一卷册页撬动一段历史，用一家之谱窥见一朝风云。作者以书帖为匙，开启通往晚清社会多重世界的大门，从塔台看到塔尖，阳光穿过云层，因其严谨的史学方法和对鹤峰地域的深沉情感而光彩夺目。而围绕茶志编撰展开的非虚构写作，融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跨界实践，这份多向奔赴的卓越能力，让他的学术生命愈发丰厚完整。
《清中十九帖》的墨香仍在飘散，恰似一道追问：如何留住我们的根与情怀？其实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一页信笺的字迹间、一方碑刻的纹路里，藏在一个家族的记忆中、一枚茶票的印记内。我们正需要如泽勋先生这般，以谦卑之心打捞历史的碎屑残片，以人文之光烛照文明的基因密码。唯有如此，才能在书香墨色中守住文化之根，为时代勾勒更丰盈、更温情的民族精神图谱，让那份深埋的情怀得以延续。
（注：文中引文除有说明外，均出自何泽勋所著《鹤峰民藏〈清中十九帖〉研究》《玉露宗师》《容美访茶》及其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