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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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心里，即使自认为再坚强，总有一块最柔弱的存在，那便是对母亲的回忆。在长长的一生中，每每忆及母亲的恩情，点点滴滴，便汇聚成奔腾的江河，在胸中激荡，常化作夺眶而出的热泪。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我的母亲出生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清江边一个教师之家，虽为文弱女子，但生性坚强。她生前曾向我们儿女们讲述过一个亲身经历的“遇鬼”故事。那是她在读中学时，农历五月的一天，因为此月是民间公认的“鬼月”。那天黄昏，天色朦胧，她从厚浪沱中学放星期天回家。刚过渡下船，向山坡石级上才走了十几步，忽然一阵浓浓的江雾扑面而来，这时摆渡船也已返程不见了踪影。恍惚间，在不知不觉中，从清江中涌现出许多 “水鬼”之类的东西，从后面向她冲来。她一惊，迅速镇定下来，在地上拾起土块石头，向那些妖魔鬼怪用力扔去，但它们毫不退却！母亲只得加快脚步，飞快地向山坡上家中奔跑。还好它们最终没有追上她。 母亲说：她此生只遇见过这次奇异的事情，从此她胆子大了，不再怕鬼了。
俗话讲：“近处怕鬼，远处怕水”。她的现身说法，在我们儿女们幼小的心灵中，也平添了许多勇气。她让我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从而摆脱厄运的纠缠。我想：或许这个世界上本没有什么鬼怪，但我们必须战胜心中的魔，让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便可战胜身外所有之魔。
母亲认准了事情，决不放弃。她高中毕业后，决定嫁给我的父亲时，因门不当户不对，遭到她那当教师的父亲强烈反对。由于我外婆去世得早，在她十二岁时便永远离开了她，我外公既做严父又当慈母，向来说一不二。我母亲却坚持“不看家当看儿郎”，看准了我父亲的人才。他从武汉工人技校毕业，后在襄阳工专教书，但因“文革”爆发，学校解散而被迫返乡。她不顾他在石钟岩的贫寒家庭，以及当时他正落魄归乡的困境，毅然选择一条异常辛苦的路，与他走到一起，决计白手起家，共同起一片晴天。
于是，她那严父对于这个生性倔强、唯一心痛的女儿，只得做出让步。母亲便从“河边人”变成了“山上人”，由“金窝窝”来到“穷窝窝”。后来，她用一生的执念，没完没了的辛勤劳作，家里家外，只见她娇小瘦弱的身影，忙忙碌碌，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风里来雨里去，努力改变贫穷家境。
在集体年代，原本在娘家做姑娘时就很少干农活的母亲，要适应大山里的田间劳作，为了挣足养家糊口的工分，不知落过多少委屈的泪，手中打过多少血泡，人也被晒得黢黑。经过一年半载，善于学习的母亲便成为了一位种地的行家里手。因为她有文化、为人又正派，生产队便让她当记工员、药剂员。她时常到山上自采山菊花、十大功劳、五倍子等中草药，无偿为乡亲们煎药治病。她做事素来敬职敬业，从不出错，有口皆碑。
要说摆在她面前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家中缺乏男劳动力，因我祖父祖母年迈，父亲又常年在外写生和行医。至今记得在一个秋日的傍晚，从队里劳作回来的母亲，匆匆吃过晚饭，叫上尝十多岁的我，赶往五里路以外的沙坡，生产队在那里对母亲等社员们一天来所挖的红薯，按人头进行分配，也就是分红薯。我们到时，生产队长、会计等众人已经为每户分好了，每一堆红薯上面踏着写有户主姓名的纸条。我家分得了五百多斤红薯，堆在地上显得像一座小山似的，散发出夹杂着泥土芬芳的甘甜气息。母亲对我说，沙坡产的红薯品质是最好的，又甜又面，我们必须一晚上把它背回家去，放在苕窖里储藏起来，以备作冬粮，品相好一些的以备作来年的苕种。我们打着火把，走得很急。母亲用背架子背着满满的两麻袋，码得高高的，已经看不见人了。我背着一小背篓红薯，估摸有三十来斤。我只觉得腿脚好沉好沉，肩膀上好重好重，四周好黑好黑。我咬紧牙关，可怎么也赶不上母亲的脚步。我们共来回背了三趟，完工时已是夜半时分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已是筋疲力尽。
至此，年少的我，深知母亲的不易，并懂得唯有自强不息，才能改变命运。我作为长子，家里的男子汉，在心里暗下决心，这辈子必须尽力为母亲分担，让她尽量少辛苦一些，以致安享晚年。每当放学回家及至后来参加工作休假归乡探亲，我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地里去寻找劳作的母亲，主动承担农活，特别是背、挑等力气活。因此，在我的手上肩上，至今仍留存有一层厚厚的老茧。后来，我们儿女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家，我和妻极力劝年逾花甲的父母二老到城里来住，可她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即使在城里住上几天，总是说：“城里太吵，总安不下心，玩得心里怪不实，还是咱山里头好”。
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以来，母亲总算是当上了自家的“生产队队长”，硬是把十多亩山间薄田打理得井然有序，地里的活从不落后于人。她为改善家人的生活以及售卖畜禽补贴家用，每年养肥猪四至五头，养山羊五至七只，养山鸡二十来只，还养有猫、狗等什么的，动物们时常簇拥着她，鸡鸣狗吠，好不热闹，让她实实在在当上了“动物司令”。她独立承受，默默支持着我父亲远大的国画艺术梦想。因他时常徒步到奇山秀水间写生，并常被乡亲们请去医人医畜，因此除了春种秋收特别农忙时在家务农帮忙外，常年在外奔波。家里田里寻常农活，均由母亲一人扛着。
母亲时常说：辛苦讨得快活吃。原来，她的能干和能吃苦，来自于内心的强大和执著。她夜以继日地劳作，使我们家迎来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记得直至她古稀之年，在这二十年间，家里年年大概收获有一万多斤红薯、三千多斤玉米、二千多斤洋芋、三百多斤油菜籽、二百多斤小麦、一百多斤黄豆，还有大量杂粮和蔬果。每年除卖掉数头肉猪、山羊和十几只鸡外，还要宰杀几头年猪、山羊，制作成可口的腊肉。家里食物可谓一应俱全，堆积如山。终于，咱家由昔日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常言道：“上为父母，下为儿女”。母亲含辛茹苦，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备受当地人尊重。她支持丈夫的事业成就，使我父亲李银林由默默无闻的农民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画家，可以说有她一大半的功劳。她还把我们弟妹三人拉扯成人，我和弟弟均读到大学毕业并进城工作，妹妹也在县城开上了服装店。儿女们有些出息，而且儿孙绕膝，这也是对她莫大的安慰。她几十年如一日，日常照料年迈多病的公爹公婆，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祖父祖母都能安享晚年、寿终正寝，她尽到了做儿媳的种种责任。
在我们土家山寨，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在大山里艰苦的条件下，用一生默默承受着种种的责任和艰辛，更显得平凡而伟大！我母亲恩深似大海，抚育孩儿，扶持丈夫，孝敬老人，处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家庭作出的是何等的心血付出和自我牺牲！我所看到天底下最慈祥、最坚定的眼神，莫过于母亲的了。
母亲她老人家一生不曾也不肯离开大山，离开生她养她的土地，但她心胸宽阔，亲友善邻，待人接物总是一副热心肠。由于她在十里八乡拥有乡亲们足够的信任，她于是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说亲人”。母亲善识人，觉得那一对未婚的年轻人合适，就立马到双方家里来回奔忙撮合。或许是上天赋予母亲“红娘”的神圣职责，她几乎是一说一个准。在母亲的忙活下，有数十对新人牵手成功，从而走进婚姻的殿堂，且婚后幸福美满。但在我们土家山寨当媒人，纵然花费再大的精力，也是分文不取的，纯粹是做好事罢了。母亲常说：做人要行善积德，好人才会有好报。她亲身为我们做出示范，我们儿女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成为我们一生做人的基本准则。
母亲说：她苦难一生，辛苦一辈子，但没有什么遗憾和不值得。她还说，如果有来生，仍选择投胎做人。就在母亲年满八十四岁后，年将八十五岁这年，俗话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之说 ，土家人有“男怕进，女怕出”的说法。她知道是道过不去的“鬼门关”。就在这年清明节前两天的凌晨，让我们儿孙们五雷轰顶、痛不欲生，她老人家突发脑梗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古人云:“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家慈的言传身教，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感恩上天赐我良母，待到走过这无怨无悔的一生，如果有来世，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做她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