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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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一直念念不忘，想提笔记下来，却又总是不愿，因为一念及此事，就会升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滋味，想掉泪，却不只是哭。
在何永波校长把我拉进“九龙山文学社”之后，读着那些很少熟识、大多陌生的作者的文字，内心更是阵阵翻涌。我爱自己的家乡，爱家乡的一草一木，爱家乡的文化氛围和淳朴的民风民俗。出外的时间不长，但只要与人一提起自己的家乡，就特别来劲儿，总说我的家叫“北国小江南”，说自己的家是“山水林城”的完美组合，是独一无二的“带状规划”，一个永远不会发生拥堵的城市，偶尔还会向他们炫耀一下那里的“灵地杰人”，甚至骄傲地争辩说“韩愈的祖籍就是我们那里”。
我对家乡的情感，就像我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一样，热烈，真挚，不容质疑。
然而，我最终选择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还略显绝情——我放弃了自己的“铁饭碗”，出外“打工”。
一提起来，我真的想落泪。
2021年7月，向家里人提出我要辞职的事后，全家一脸惊愕，父亲一百个不乐意。他年龄大了，身边需要一个长期陪伴的人，作为儿子，我是他最期待的人。我一离开，他又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但父亲只是帮我分析各种“问题”，并没有直接说不愿意，敏感的我，能感受到。爱人却什么也没说，当问她有什么想法时，她只是看着我，说：“既然你已经想好了，我说什么也改变不了，不如不说。”话里话外，是不舍和无奈。
我和父亲坐下来聊了很多，其中聊到工作的时候，我告诉父亲：
“我想安静地做教育，心无旁骛地做好这份本职工作。在家里，杂事太多，心无法安静，我不忍心耽误每一个孩子，但是又不能不顾及上级的一些分派性任务，一会儿这个检查，一会儿那个检查，今天做这项材料，明天补那份材料，无用的工作太多，跟教育无关的工作太多，安全、卫生、医护、信访、督导、环保、交通、消防、保险……只要能通过学生来走便道的，都会压给教育部门，压给学校，表面看都与‘教育’有关，实则都是在变相逃避责任，学校就成了‘冤大头’。这些年来，除了本分工作之外，太多的应酬让我很反感。我这个人，又不会明着去抵触，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终究我是承受不下去的。”
父亲默默地听着，叹了口气，说：
“听你一说，的确感觉到学校工作有点儿乱来。不过，人家别的老师都能接受，你不要那么较真儿。你干工作，我都迷惑，同样是上班教书，人家教完书改改作业就没啥事儿，你想想这，想想那，既然是上头安排的事情，照着上级的指令一布置，能让家长做的就让家长做，能不往自己身上揽就不要往自己身上揽。你身体又不好，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到哪里也受不了。”
我笑笑，有点儿尴尬，也有些自嘲，继续解释：
“我不做的就是没能力做，既然要做，肯定要做好，我不愿应付工作，也不想看到身边的人过于应付。这也是我更想离开的另一个原因。当一群人都麻痹了，得过且过了，这是群体的悲哀。这不怪大家，就像李老师说我的那样，‘人家都不干，你为什么干？丢那儿，天塌下来也砸不到咱。’他说话的意思不是不想干，是无奈，是对整个风气的不满。我不愿意看到这种风气蔓延。我做校长那会儿，不允许在我们校园里出现这种风气，大家心理上也就会得到一些安慰。但现在，我没资格要求大家做，又没人去说，所以干脆离开好了。到了外面，我的工作态度，不会找不到饭碗，并且也比家里收入要高一些。这些年来，如果不是你接济我们，我们的生活基本保障都没有，我可没忘，当初住院还是你给我的钱。”
一说到工资收入，父亲就更不客气了：
“别提你那几个工资，还不如人家周边一个打工的。人家工资一月两三千，还分得一份地，又能顾得上家里的活儿，你倒好，拿那三两千块钱，起五更打黄昏，吃干抿净，一分不剩。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真不够。”
“这个就别说了，我毕业那会儿，一个月二百七十一块九，领了两年才涨到三百多，不也过了嘛。干教育就发不了财，能顾住吃饭穿衣就行了，至于生病，干什么事儿都怕。”
父亲咧嘴笑了：“你那工资，恐怕连吃饭穿衣都顾不住，还有你的孩子，一没地，二没工资，一个月要花几千块，你俩不吃不喝也够呛。要是出去工资能多一些，出去出去，只不过这是个‘铁饭碗’，刮风下雨干多干少都不受影响，出去混可没这些保障了，你自己可想好。”
在和父亲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中，父亲终归是担心我的“实诚”。他回忆了我这么多年在学校工作的很多事，数落我“太拼”，“太任性”，还“教导”我说，干工作要尽力干，但是也要“随大群儿”，大家都下班了，自己“一拍屁股”马上走，不必再给自己加班，又是补这个，又是教那个，学好学不好，家长不着急，我没必要着急。还“劝导”我不要下班后带着孩子搞什么“阅读大本营”，组织什么“篮球队”，说那都是领导安排的事情，自己现在也不是领导，没必要管那么多，还有些“埋怨”地提醒我，“出成绩了，都归了领导；一旦出点儿差错，磕着了摔伤了，都是你的责任”，“做人要为自己想想，不能老是想着对别人好，就像你生病了，谁还想着你，还不是人走茶凉？请个假治病就把工资扣光了，谁还念你的好！”
言谈中，父亲越说越起劲儿，更多的是对我的担心，对体制的不满，最后对我“出走”一事不再“干预”。末了，我笑着“埋怨”父亲说：
“要这么说，还得怪你。在我小时候，你教育我‘走正道，多读书’；工作之后，你不断教育我‘工作勤奋，本本分分干好’。可是现在，你‘怕’我读书，说我被书‘毒化’了，太相信书里那些理念；又埋怨我工作‘太认真’。你说让我怎么办，你把我领进了这个大染缸里，又说颜色太深，你让我现在怎么办？我除了教书，再没别的本事了，你是不是也有责任？”
父亲咧着嘴巴笑，合不拢嘴，爱人偷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莫名其妙地插了一句：
“大，你看看，你的儿子你还不了解？他最后肯定都是对的，把责任都推给你了吧。”
父亲继续咧着嘴巴笑，接着爱人的话说：
“我的儿子我咋不了解，干工作我是不担心，一点儿懒都不会偷。就是他的身体，我倒不放心。”
“别操他的心了，你倒想想他走了你咋办吧！”爱人没轻没重地撂了一句，就上楼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但父亲依然咧着嘴，依然笑着说：
“哼，我好说得很，他走哪儿我跟哪儿。”
我忽然不敢看父亲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强装笑脸站起身，也走出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几个月后，10月，教育局批准辞职，11月，一切清零。25年的教育工龄，换来压了封条的一牛皮袋“档案”。从此，我与“家乡”少了一份“折腾”，多了一份牵挂。托着并不“沉重”的档案袋，久久不愿抬头，最后抱在怀里，无声地落下了几颗泪珠。
2021年12月4日晚上，爱人突然问我：
“你猜今天谁来找你？估计你猜不到。”
我听到这个问话，有些意外，但还是脱口而出：
“我猜两种可能，一种是老同事，当他们知道我辞职，会感到意外；一种是我的学生，他们偶尔会在QQ上和我交谈。别的可能性不大。”
爱人听完，笑了，说：
“你还怪鬼哩，是你的学生，是谁你肯定猜不到，就不让你猜了，是你教过的当时学校里最头疼的学生朝忠。一米八的个子，魁梧英俊，一进门就叫‘何老师在家不在’？我一出门，吓我一跳，穿着军装，我以为干啥的呢。他看见我出来开门，张嘴就说：‘师娘，我是朝忠啊！’真懂事，我是真没想到是他。”
爱人的语气里满是兴奋，好像是她的学生突然去拜访了她一样。她和我聊了很久，说朝忠现在是武警警察大队的士官，准备转业回来，还说这么多年都在想着回来见见我，只是没有探亲假。今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回来就约了同学，说要一起来，但是人有点儿多，就由他代表同学来找我，商量一起去酒店里聊聊天。他滔滔不绝地讲，爱人欣慰地听，不时地插上一两句。爱人感兴趣的是，他这些年的成长。爱人知道，小时候的朝忠，是一个让学校“头大”的孩子，没人敢管，没人接他在的班，都说是将来被社会教育的料，是我这个“愣头青”主动提出来接了他们班。爱人只是知道朝忠慢慢地不再打人，开始热爱阅读，还开始写诗歌，后来班级里的孩子和我一起还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再后来就不知道这群孩子去了哪里，还以为朝忠中学毕业后打工去了呢。
朝忠自己告诉爱人，他经常想起何老师对他说的话，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他后悔小时候和家里人生气喝了农药，让何老师担心，他也感谢何老师宽容他一次又一次犯下的错误，那些往事，他都记得。当他讲得起劲儿的时候，爱人还“哪壶不开提哪壶”地逗朝忠：
“你只记得何老师对你的好，是不是忘了他拿棍子打你的屁股抽你的手掌的事了吧？”
谁知朝忠毫不避讳，一本正经地说：“那啥时候都忘不了。要不是何老师收拾我，我可能也不能改变。现在想想，我那时候真的太坏了，何老师也没办法才揍我的，但是他不让我爸揍我。何老师很讲理，我没理由恨他。”
爱人听着他的叙述，不断地夸他懂事，说何老师也为他们这群孩子的改变感到骄傲。
朝忠在家里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和爱人聊，又和我父亲聊，很有礼貌地叫着“爷爷”，还问起“爷爷”的身体。爱人告诉我，“你完全想不到这是那个让所有老师嫌弃的孩子”。
我静静地听着爱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眼前也不断地转换着画面。
朝忠“有些遗憾”地离去后，父亲问起爱人这个孩子的事情，当爱人把一些事情告诉父亲后，父亲疑惑地问：
“这个就是那个学校没人敢教的孩子呀？”
“是啊，你看着也不敢相信吧？”
“人总是会变的，但他的变化我也没想到。那时候，听说大杰自己提出来接了这个班，我还数落他几句，说有校领导呢，自己有自己的班级，逞那个能干啥。当时大杰反驳我，说：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他毕竟只是个孩子，他的问题一定有他的理由，我就不信教不好他。那时候我还生他的气，说他读了一肚子‘糊书’，被书欺骗了。没想到，还真是被他改过来了。”父亲原来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一提起来，也有话说。
“这可不是一般地改过来。这个孩子当时真的都感到没救了，个子又大，又不学习，全校学生很多都被他打过。他爸一米九的个子，老师都不敢强迫他的孩子，也就是遇到了你的儿子那个‘愣头青’。”爱人对这个孩子印象挺深。
“唉，人就是个命。我一直说大杰这样干工作，也不过是和别的老师一样，庸庸碌碌一辈子，饿不死也吃不饱，老了拿个养老金，这辈子也就算了，至于出啥成绩，被谁记住，都是瞎话。大杰一听就跟我辩驳，没想到他还是有点儿依据哩。他那种人，也就得遇到感恩的人。你看看他，老想着每个学生都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他又不在乎成绩，考零分也不嫌弃人家，他这点儿德行我还是赞成的。但是对别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还重要，管得又严，都不知道人家孩子的家长愿不愿意。不过想想，也是，当老师的，不就得对孩子的一生负责吗？只教认几个字，算两道题，的确也不能完全配得上一个老师的称呼。”
“大，我咋听着你开始赞同大杰了？以前你可不这么夸他呀？”爱人听出了父亲话里的意思，不忘调侃父亲。
父亲笑了，只说了一句：
“好得大杰这一回的工作能坚持到退休吧！”
爱人说，之前一提起我，父亲总是“发愁”，但那天，他笑得特别自然，特别轻松，甚至还笑出了声。
在电话里听着爱人的讲述，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滴湿了我的脖颈……
2022年1月的一天，我得到新学校的通知，我的社保可以交上了。我兴奋得像个孩子，赶紧告诉了父亲和爱人。爱人并没显得很兴奋，只是说“以后我俩真就是牛郎织女了”；倒是父亲，又和我聊了很多，又不断地“教育”我工作要卖力，态度要端正，闲话要少说，待人要真诚等等。我安静地听着，心里暖乎乎的。从小倾听父亲的谆谆教导早已深入骨髓，“天上不会掉馅饼”“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做梦的人很多，谁都想发大财”……这些朴素的道理不仅张口就来，而且也早已“转赠”给了我的儿子，但是父亲每当和我私聊时，还是担心我“记不住”。
我告诉父亲，新岗位上的领导懂教育，不喜欢折腾，常常告诉老师，“能做的事情，我们尽力把它做好，就算是做不好也没关系，但是要尽力；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要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可以做、应该做的事情上。对学生，要多观察，少做判断。我们说的对的事情，不一定就全是对的，我们认为错的事情，也不一定就是错的……”
我说了很多让父亲安心的话，也讲现在可以安心做教育了。父亲听了我的话，变得轻松了很多。他最后说：“你呀，也就是干教育的料儿，只琢磨教学的事儿，不搞花里胡哨的东西，难怪南方的教育发展那么好，人家做得就是比这里好。”
“你不担心我了吧？”我也不忘“逗”我这个老父亲。
父亲咧着嘴巴又笑了起来，都看到了整齐的假牙发出的光。微信里的父亲近在咫尺，他的笑声也在身边回响，我们在彼此的笑声里关闭了视频。
我知道父亲不舍得关闭，但是我已经无法坚持——刚一挂断，我就闷声哭了出来——多么理解尊重支持我的父亲，我却离你千里之遥！古训历历在目，我却执意远游。没有放弃我挚爱的教育，却因为挚爱而选择了逃离、分离！
现在，我终于把“这件”事记了下来，突然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虽然我认为没有背叛，但也许我选择的就是背叛，一个决意与“体制”决裂的人，却很难做到足够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