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青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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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题材类小说应该怎样写，怎样写更能出彩，更能引人入胜，让人爱不释手？或许我们可从日前由清风明月所著的《洪武之治——南征北伐与明初四大案》小说文本中找到最优质最合适的答案。
在该本小说中，作者将严肃的明史以现代化的幽默、诙谐的语序及趣味的剖析等进行再“包装”，让原本晦涩难懂的历史推究沿着中轴线的维度释放，从而变得鲜活生动形象起来。小说通过对明初发展史的重要军事战略和政治事件等的精要梳理和具体实况的入微分析，以及给出留白的疑问，生趣还原了洪武之治期间，南征北伐（如南征的平江之战，北伐的元大都之战）的战略决策过程、战争经过及其对明后期国朝（朝纲）奠定的深厚影响，且还分门别类的探究了明初四大案件的起因、经过、处理结果及背后的政治意图。清风明月运用通俗化的语言（当代语言标签。如文中的班味，混味，奋斗味……）和典藏摘录（严肃语言标签。如文中的《明史》《明太祖实录》《大诰三编……》《罪惟录》等文言文味……）的观点佐证，以及改变传统书写手法的点创，把明朝（洪武）那段波澜壮阔且复杂的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
从古至今，没有哪段新历史的新发生，不是伴着硝烟弥漫而奠定，乱世枭雄，四处征讨，开创国号，运营管理以及守江山等，无一例外，朱元璋的大明帝国亦是在大江大潮中扬帆起航。
明朝创建的初期，社会环境条件不是一般的差，可谓是社会混乱，政治经济方向不明朗，况且各军阀混战极易发生。尤其是如活跃在江浙一带的张士诚，浙东沿海地区的方国珍，占据福建山地要塞的陈友定。以及以元顺帝为首的皇帝帮和以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为核心的皇子帮的利益集团等，这些对国朝营运不利因素的存在，趋使了朱元璋采取南征北伐的军事战略思想。
从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窥见，在“南征”与“北伐”的军事行动中，出现在读者视野最多的人物便是几乎一直杀伐在外的两名大将：徐达（其人军事才能卓越，治军严谨，勤奋好学的同时，还为人低调谦逊）和常遇春（其人作为明朝当之无愧的第一猛将，军事才能出色，性格豪爽正直，勇猛无畏且忠诚可靠）。他们带领着将士兵卒，出生入死，攻营拔寨，平定叛乱……毫不夸张的说，朱元璋整个大明的创业史发家史，他们二人的功绩实谓不可没。
他们是南征与北伐的前锋对象，他们是明朝的建国功劳，至于“征”与“伐”的艰辛进程，所得所获，在这里，笔者不再做详细的阐述。笔者还是借用小篇幅，简扼说说发生在明初的四大案件吧。笔者以个人阅读的视角出发，认为这四节是作者以现代化语言（除此，例如第十四章（p134）的普查边户。别墅、奔驰、五菱和户口薄等词汇）进行相较于严肃历史书写的重头戏。读者能在这四大案件中，观见职场工作汇报流程的第一、第二……，观见职场制作PPT的经典模版，观见计数单位间的现代换算，观见……
第一、胡惟庸案
胡惟庸。这小子出身寒微却比较牛掰，典型的一心只为搞仕途，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他靠着自身的艰苦奋斗，坚持不懈和贵人（李善长）的推荐，终是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彼岸花开。他一路高歌猛进，从最不起眼的小职员小角色，一直混到百官之首的左丞相；从小小的元帅府，混到大大的中央总部。按理说但凡这小子安分守己，忠心耿耿的跟着朱元璋干下去，到时候安稳风光得退休，领个社保或政府特殊津贴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却结党营私，专权跋扈，肆受贿赂，无视朱元璋的领导。洪武13年，东窗事发，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杀，其党羽等也一同被处死（p165-173）。
第二、空印案
完不成指标怎么办？答案是造假；账额对不上怎么办？答案是造假；五谷等粮食运输出现量损怎么办？答案还是造假……我们从小说中可知，在明朝初期，按照中央财政部门的规定，每年各地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都要向中央集中回报当面的收支状况，只有各地方各部门上报的年终数目与中央财政管辖的户部记录的数据一致时，该年度的地方财政方可结项。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路途遥远且艰辛，且粮食等实物税款在运输过程中会产生损耗，这就导致各地原数据与户部实收数据不一致。于是，为了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精准匹配数据的大一统，不知哪位天才想出个秒主意，在进京报账时，带上加盖官印的空白文书，里面的数据可即时填写，完全不受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洪武9年，投机倒把，投机取巧，监管松懈等行为太过猖獗，搞的那是人尽皆知，最终，包括主印官员在内的相关官员全部得到了严厉的惩处，死刑的死刑，杖责的杖责，流放的流放（p145-153）。
第三、郭桓案
钱与权往往对人最具利诱，郭桓这小子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这小子视权利无恐，视财帛如命，贪心不足。但凡有点油水可捞都往兜里揣，在搞钱这条道上那是一条道走到黑。郭桓时任户部侍郎，在任职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与北平的李彧（时任承宣布政使司）、和赵全德（时任提刑按察使司）等人相互勾结，肆无忌惮的进行贪污作弊活动。主要包括盗卖官粮、收取浙西板块官员的行贿、私分秋粮等，其涉案金额令人触目惊心。洪武18年，包括郭桓在内的六部，左右侍郎，及其所有贪污受贿的官员臣子全部正法（p276-276）。
第四、蓝玉案
人最怕飘，尤其是飘的太高，那后面肯定要挨刀，只不过早一刀，或晚一刀。作为常遇春的小舅子，后起之秀的蓝玉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随着地位的提升和军功的积累，蓝玉逐渐傲慢起来。他自恃功高无上，在军中那是作威作福，对朱元璋的威望也有所鄙视。不顾朱元璋的法令和礼仪，俘虏了元朝太子妃，将其霸占，以致太子妃羞愧自尽，他还蓄养了许多庄奴、义子，这些贼子借着蓝玉的附庸力横行霸道，强占民田民膏等，实为罪恶昭着。洪武26年，蓝玉以谋反罪的罪名逮捕入牢，司法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诛杀，同时诛其三族（p335-354）。
事物之间的联系，总归是必然。无缘由的行动不符能量守恒，因此，明初这两大类的行动导向总归是同一个结果：强国强权。纵观全本小说所呈现给读者的内容，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征”“北伐”作为明初的关键军事行动，不仅消灭了南方割据势力，推翻了元朝统治，而且实现了全国统一，为明朝的建立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明初四大案的职场整顿，不仅加强了皇权、肃清了吏治、消除内外部对中央潜在威胁。而且两者在时间线、政治意图等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它们共同塑造了明初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格局，对明朝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再来说大明皇帝朱元璋。凡事必有因，百因必有果。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打拼与辅佐，往往都是能在建业的战场上患难，却很难在和平之际荣贵与共。借用作者文中一段话“朱元璋是历史上少见的雄主，可他却有个嗜杀功臣的恶名”（p134），朱元璋对待于己肝脑涂地的“兄弟”或者说“左膀右臂”的最终结局，便是典型的例子。这里可追溯到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在胡惟庸案中，由于深究的时间达到了10年之久，受株连的功臣也就越来越多，如临川侯胡美、韩国公李善长等，几乎将明初的功勋集团清洗了一遍；在蓝玉案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等无一幸免。朱元璋的屠杀那是杀红了眼，如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等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或被无故赐死，或因一些小事牵连而死。直至晚年为了给他的三孙（朱允炆）接管皇位清碍铺路，疯狂的对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名将进行了超大规模的清洗，以至后来造成了朝中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从作者以朱元璋临崩的视角和统计41个（p367-370）以“那年……”为自然段的跨时间跨空间跨地域的回望，除替其辉煌一生做简要总结外，更多的是充满惋惜。
“那年……”“那年……”到“那年……”从小说文首开篇收复燕云十六周，到文末的第九次北伐……从徐达、常遇春的经年之战，到李文忠、蓝玉等人的后浪新人……从一个个良好的治国之策，到一桩桩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和蓝玉案等，直到朱元璋驾崩而结束全文叙述，这是真正结束了吗？毕竟，历史还在继续。大明朝的江山史还要继续，只不过守江山的重担落在了朱允炆（仁厚温和、心地善良）的肩膀。朱允炆能扛起这一重任吗？能守江山多久？作者在文本中并没有延伸讲下去，而是草草几笔带过，但明晰大明发展史的读者们都知道，他压根没把他爷爷精心为他打点齐备的江山守几年，这小子年轻气盛、急躁冒进，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即位不久后便着手削藩，引发了原就难在自己的藩地安分守己的燕王（即朱棣）的起兵反抗，于此便被朱棣强了权，史称“靖难之役”。只做了四年的建文天子朱允炆从此下落不明。
通读小说文本，回望历史延展。作者站在当代的全视全角，回望明史的递进式革变，重新组合大明（洪武）朝代要件，巧妙地截取适时的发展阶段、事件人物和版图规整等作为书写切入点，通过对人物的跳跃的动态的追踪叙述、结合人物性格、形象与人格的分析及对领袖人物等之外的非线性发展的剖析，构成了丰厚的人物群像。正面群像，如骁勇善战的常遇春，也有惧怕老婆的一面（p024-026）；敢于直言进谏，提出重要治国策略的刘伯温，因性格刚直，多次得罪权贵，最终选择归隐山林（p162）；皇权过重的朱元璋既是军师全才，也是爱妻（马皇后）的忠贞者，“马皇后就是他的唯一，马皇后就是他的一切”（p251）等。反面群像，如结党营私的胡惟庸，贪得无厌的郭桓，恶贯满盈的蓝玉等。
虽然作者笔下的小说文本打乱了叙述进程的外在顺序，却抓住了历史推演的内在逻辑，营造出通俗易懂的艺术新审美，让人在阅读时，忘记正看的有味的并不是历史题材的枯燥片段，而是在欣赏精彩的现代历史舞台剧，人的情绪随着文本里的穿插情节跌宕起伏。
小说整体的叙述细节、章节延展，以及布局细节等匠心的程式化处理，更让人如临其境。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中不乏跳跃性的留白，让人轻松地走进那段历史，感受其独特的魅力。温度，湿度，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