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金戒指”

母亲今年已九十五岁高龄了，思维敏捷，身子骨还算硬朗，这是我们莫大的福气。我们总爱端详她那双布满深纹、关节粗大的手，在她右手的中指上，曾戴着一枚特别的“金戒指”。自然，那不是真金的，而是一枚铜质顶针。岁月久了，颜色沉黯下去，表面上密布着细小的坑点，像是老人家脸上再也抚不平的皱纹。

 母亲原是大家闺秀出身，年少时十指不沾阳春水，于家务活上，可以说是笨拙的、生疏的。只是成了两双儿女的母亲之后，便像是被生活的潮水推了一把，不得不操练起锅碗瓢盆，学做起针线活来。于是，那枚铜顶针，便成了她指上褪不下的“金戒指”。

 记忆里的夜晚，总是从一盏煤油灯开始的。灯火苗儿怯怯地跳着，将母亲的身影放得很大，晃晃悠悠地投影在墙壁上。我们蜷在被窝里，睡意朦胧中，总看见母亲还坐在那儿，微微佝着背，手上忙着活计。那枚顶针，在昏黄的灯下，便泛出一点幽幽的微光，一闪，一闪，像是夜海里最忠实的灯塔。那光点极小，却似乎能暖透整个清寒的屋子。针线穿过粗布的“窸窣”声，是夜里最安详的催眠曲。我们便在这曲声与微光里，沉沉睡去，做着一个个关于新衣服与新鞋子的梦，朴素的梦。

 那时候，衣裳鞋袜，家家几乎都是“自产自销”的。做新衣是腊月里的大事，母亲用一年攒下的钞票和布票换回一些布匹来，郑重地请个裁缝来家里做上几日，我们便围着看，虽样式老套，色彩单调，心里依然激动，满是欢喜。然而更多的时候，仍是“新老大，旧老二，马马虎虎是老三，缝缝补补是老四”的日常待遇，孩子们的衣裳，像疯长的身体，总是不知疲倦地破出洞来。于是母亲的顶针，便夜夜不得清闲。

 记得有一年，姐姐陪母亲去了一趟汉口的三伯家，回来时，竟像得了宝贝似的，带回两大包旧衣裳。那可是自带有大城市时尚潮流的味道，面料和款式都让我们眼前一亮，即便旧了些。那段日子，母亲的顶针更是忙碌了。她将那些不合身的改了改，将磨破了的地方补了补。那一件件“补丁叠补丁”的衣裳，穿在我们身上，心里却是满满的骄傲；若按如今年轻人的眼光，倒也算是别致的“复古”风了。

 然而，顶针最能大显身手的时候，还是在纳鞋底。我总记得母亲裱袼褙的样子，用面粉打成的浆糊，气味微酸，一层层地将破旧洗净的布头裱在门板上，晒干后揭下来，是硬邦邦的一大张。鞋样是早就用牛皮纸剪好的，家庭成员人脚一张。依着样子，将厚厚的袼褙剪成鞋底的形状。纳鞋底的针应该是大号的，麻绳更是粗粝，要想让它穿越那紧实的、足有半寸厚的底子，非得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戳个小洞，再借助顶针的力量将针头穿过去，否则手指是吃不消的。母亲用顶针的凹坑抵住针屁股，全身的力气仿佛都凝聚在那中指上，只听得“噗”的一声轻响，针尖便从另一面倔强地探出头来。然后她熟练地用拇指和无名指夹住，猛地一抽，再在大腿膝盖处一拉，麻绳便被拉得紧实了。这一顶，一拉，一来，一回，密密麻麻的针脚便组成了齐整的椭圆形的图案，像一片鱼鳞，也像一方刻在岁月里的印章。这活儿极其费手，母亲的指上，常被麻绳勒出紫红色的痕，磨出亮晶晶的水泡。那枚顶针，便在这反复的摩擦与撞击下，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印记。

 如今，母亲年事已高，她的手指枯瘦了，顶针套上去，总是会松松地往下掉，怕是再也戴不了这枚“金戒指”了。如今它静静地躺在抽屉里，用红丝巾裹着，我有时会取出来，放在掌心里看。它的颜色愈发沉黯，边缘甚至生出些斑驳的铜绿，像一滴凝固了的、古老的汗渍。它不言不语，可我仿佛还能听见那“噗噗”的针线穿过厚布的声音，还能看见煤油灯下那一点坚韧的、温暖的微光。

 这枚铜顶针似母亲几十年岁月里不曾摘下过的金戒指。金子是亮的，是软的，是装饰品；而这铜是暗的，是硬的，是老物件。母亲虽没有金子般的光华，却有着铜一般的坚韧与沉实。她用这枚顶针顶过了生活里所有粗粝、艰涩的关口，将我们童年那些破碎的、寒伧的缝隙，一针一线，细细缝合，纳成了儿女们足以行走一生的、厚实的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