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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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收拾屋子，总有几件手工编织的毛线衣怎么也舍不得扔掉，尽管已经很久没有穿过它了。
在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里，一件毛线衣，可算是实实在在的“奢侈品”，就像如今那些让人望而止步的高档名牌。寻常人家，想都不敢想。
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寻常人家，父母都是教师，三尺讲台，四季耕耘，每月领着固定的薪水，在小县城里，日子算是安稳殷实。即便如此，在我的童年，也从没穿过一件真正用毛线编织成的毛线衣。
那时家家户户人丁兴旺，孩子众多，我家就有四个。要是给每个孩子都添置一件毛线衣，对父母来说，简直是压力山大。
问题是即便攒够了钱，也未必能买得到毛线，毛线属紧俏商品，是凭“供应券”销售的，一券难求。父母都是平头百姓，没有门路，弄不到券。还有，我的家乡只适合养牛，不适合养羊，我们自小连羊都没见过，便无羊毛可薅。
看见别人家的孩子穿着毛线衣跑来跑去，我们年纪小，倒不觉得什么。可父母心里那份酸涩与无奈，大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直到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脸上带着难得的光彩。原来，她班上一位学生的家长在商业局工作，特意送给她两张毛线票，一张半斤，加起来正好一斤。母亲高兴得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就去百货公司，挑了一斤枣红色的毛线回来。
接下来的好几个夜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批改完作业，就拿出我们兄妹四人用劳保手套线编织成的纱褂子，将领口、袖口一一拆掉一小截，再用毛线仔细接织上去。姐姐和妹妹的是小翻领，我和弟弟的则是小桃领，或许是为了省出那一点点毛线吧。
看着四个孩子终于穿上了“毛线衣”，母亲笑了，父亲也笑了，那笑容是从心底漾开的。
母亲还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们，在外面千万别脱外套，不然就“露馅”了。
然而，这件“毛线衣”只穿了一个冬季，文革就开始了。谁也没想到，像母亲这样一位普通的平民百姓、小学教师，竟也会被人贴大字报点名批判，罪名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个孩子人人都穿毛线衣”。
那天晚上，母亲默默地把那几件她精心纺织的“毛线衣”整整齐齐地叠好，压进了箱子的最底层。像是藏起一段不合时宜的温暖，也像是一种无言的“忏悔”。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几件“毛线衣”早已不再上身，可母亲在煤油灯下低着头、一针一线为我们改织衣衫的身影，却从未在记忆里褪色。如今商场里、淘宝网店里的羊毛衫、羊绒衫琳琅满目，穿旧了的，过时了的，随手也就扔了，再也不会有人为一件衣服担惊受怕。
可我依然留着这几件旧毛线衣。它们早已不是一件普通衣物，而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一份深沉的母爱，织在每一寸细密的针脚里，暖过我们清贫的童年，也暖着往后的岁岁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