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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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的阳光是泼辣辣的，辣得人睁不开眼。我逃进槟榔谷时，额头上已沁出一层薄汗。导游的小旗子在人丛中飘来飘去，游客的喧哗声、相机的咔嚓声、孩童的嬉闹声，混杂成一种旅游业特有的热烘烘的嘈杂。我随着人流移动，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那些被精心布置的“黎族文化展示点”——竹竿舞的表演者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织锦摊位前摆着明码标价的纪念品，一切都妥帖、规范，却像隔着玻璃看标本，少了些活气。
直到我转过一个安静的角落，看见她们。
那是几间敞开的船形屋，茅草顶在阳光下泛着陈旧的金色。屋前廊下，坐着几位阿婆。她们真的太老了，老得像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盘根错节的古树。皮肤是深栗色的，布满细密的皱纹，如同被岁月反复揉搓又摊开的树皮。头发稀疏，在脑后挽成一个小小的髻，用自制的骨簪或简单的布条固定着。她们大多戴着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着，专注于手中的活计——纺线，或刺绣。
我停下了脚步。不是被“非遗传承”的标识吸引，也不是被她们手下渐次绽放的绚丽图案摄住心神。让我定在原地的，是她们周身笼罩着的那层看不见的“静气”。
那是一种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的沉静。
游客来了。举着手机，凑得很近，几乎要碰到阿婆们的肩膀。快门声此起彼伏，闪光灯偶尔亮起。有年轻女孩惊叹：“哇，好厉害！”也有中年男子操着北方的口音评价：“这手艺，值钱！”他们交谈，指点，甚至伸手想去触摸那未完成的绣片。然而，那几位绣娘，仿佛被一个无形的、透明的罩子与这一切隔绝开来。
她们的世界，似乎只剩下三样东西：苍老却稳定的手，穿引着彩线的银针，以及绷架上那片正在呼吸、生长的纹样。
我注意到其中一位阿婆。她坐在一张矮竹凳上，背微微佝偻，却自有一种磐石般的安稳。她绣的是一幅“婚礼图”——夸张的、戴着巨大头饰的新娘，众多手拉手舞蹈的小人，还有寓意吉祥的甘工鸟和木棉花。颜色是黎锦特有的浓烈：朱红、靛蓝、明黄、翠绿，对比鲜明到灼眼，却又奇异地和谐。
外界的声浪，到了她身边，仿佛撞上了一堵吸音的软墙，消散于无形。她的头几乎没有抬起过，目光始终追随着针尖。那一针下去，是沉静的笃定；那一线提起，是从容的牵引。针脚细密匀称，每一针的间隔，仿佛都丈量过一般精确。那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一种有韵律的呼吸，一种与手中织物、与脑中图景的深度对话。她脸上没有表情，既无表演取悦的欢欣，也无被打扰的不悦。那是一种近乎“空”的专注，却又在这“空”之中，蕴藏着饱满的、即将破茧而出的绚烂生命。
我静静地看着，看了许久。心里的惭愧，就像一滴浓墨滴入清水，慢慢地、无可抑制地洇染开来。
我想起自己。在城市的地铁里，每隔几分钟就要掏一次手机，刷一刷其实并无新消息的屏幕；在书桌前，摊开一本书，思绪却像受惊的鸟群，四下飞散，无法在任何一枝头停留；与人交谈，耳朵听着，心里却盘算着别的事。我们这一代人，活在信息的洪流里，活在无数双“看不见的眼睛”的注视下（社交网络塑造了这种无处不在的“被观看感”），活在对自己分分秒秒的“高效利用”的焦虑中。我们的心，像一锅永远在沸腾的、浑浊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欲望和躁动的气泡。
可我们，做出了什么呢？创造出了什么可以触摸、可以传承、蕴含着独属于我们生命温度的东西？
而眼前这位绣娘，她的世界简单到极致：一针，一线，一幅祖辈传下的图案。她的“网络”是棉线与麻布经纬交织的网格；她的“信息流”是彩色丝线在指尖的缓缓流淌；她的“成就感”，或许仅仅来自于日落时分，看着今日完成的这片图案，与昨日衔接得天衣无缝。她没有“打卡”，没有“KPI”，没有“流量焦虑”。她的时间，是以针脚的个数、是以图案一寸寸的蔓延来计量的。这是一种古老而深邃的时间感，与天地自然、与生命本身的节奏同步。
她的定力从何而来？我绝不相信她曾研修过禅理，或熟读什么“心学”经典。这定力，必定有更深厚、更广阔的源头。
我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投向更远处。槟榔谷不只是几间展示的船形屋，它背后是连绵的、沉默的青山。黎族，这个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哲学、伦理、审美，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生活里——刻在椿米臼的木纹中，编在藤篓的经纬里，酿在山兰酒的醇香里，唱在古老歌谣的旋律里，当然，也绣在这五彩的黎锦之中。
她们的“定”，或许首先来源于与土地的深刻联结。黎族先民“砍山栏”，在莽莽山林中开辟出生息之地。种山兰稻，是看天吃饭的活计，急不得，躁不得。一锄头下去，要等待雨水；一粒种子埋下，要等待阳光和时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命的节律与土地的呼吸同频。这种生存方式，本身就训练着一种根植于大地的耐心，一种对自然过程的敬畏与顺应。绣花，或许在精神内核上，与耕种是相通的：都是将生命投入一项缓慢的、有形的创造，都需要在漫长的等待和重复中，保持心的宁静与手的稳定。
她们的“定”，也来源于族群记忆的“图案化”传承。黎锦的纹样，不是随心所欲的涂鸦。那些看似抽象的菱形、三角形、人形纹、动物纹，是高度凝练的符号系统。一条波纹，是祖先渡过的江河；一个方块，是曾经居住的田埂与房屋；特定的几何组合，可能代表某个家族的谱系。绣娘在刺绣时，她绣的不仅是美，更是历史，是迁徙的路线，是家族的荣耀，是对祖先的追念。每一针，都是在复述一个古老的故事；每一线，都是在加固一条文化的血脉。当她专注于此时，她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化身为整个民族记忆的传递者。这份沉甸甸的、跨越时空的使命感，或许足以让她屏蔽掉一切短暂、浮华的干扰。她的“入定”，是与无数代祖先的“灵”的对话与交融。
她们的“定”，或许还来源于一种朴素的、生活本身的“完成美学”。在传统的黎族社会，女孩从小就要学习纺织刺绣，这不仅是必备的生存技能（衣物、被褥都需自制），更是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勤劳、灵巧、有德行的重要标准。一套精美的服饰，从纺线、染色到刺绣完成，往往需要经年累月。这是一个女子将青春、情感、梦想乃至一生的耐力，都细细编织进去的过程。作品完成之日，便是她生命某个阶段的“圆满”之时。这种将生命价值投射于一件具体、美好、可留存之物的实践，本身就构建了一种坚固的内心秩序。外界的评价、物质的诱惑，在这种基于创造本身的、深层的价值确认面前，显得轻薄而无力。
我看着那位绣娘，她依然沉浸在她的世界里。阳光移动，将她银白的发丝和手中的丝线一同照亮。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手中飞动的，不是针线，而是光阴本身。她把无形的时间，一针一线，绣成了有形的、绚丽的图案。
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高明的哲学？我们追逐光阴，却被光阴驱赶得气喘吁吁，到头来两手空空，只留下一堆数字化的碎片记忆。而她，以及她所代表的那个古老的文化体系，选择了一种更主动、更富建设性的方式与时间相处：她们邀请时间坐下来，成为创作的伙伴，将它驯服、编织，成为可以触摸、可以传承的实体之美。
这时，一个穿着简朴黎族服饰、约莫五十多岁的妇人，端着一碗水，轻轻放在绣娘身边的矮凳上。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手轻轻碰了碰绣娘的手臂。绣娘这才从那种深度的专注中微微“醒”来，侧头看了看妇人，露出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点了点头，又继续低头刺绣。那妇人也不离开，就安静地坐在一旁的石阶上，看着远山，也偶尔看看绣娘。
我猜想，她或许是绣娘的女儿，或者儿媳。这无声的照料，这默默的陪伴，本身也是这“定”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承，技艺的延续，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无声的“看着”与“做着”之间完成了。
我也注意到，不远处，有几位年轻的黎族姑娘，穿着时尚的T恤和牛仔裤，正用流利的普通话向游客推销工厂批量生产的“黎锦”围巾。她们活泼，伶俐，与眼前的绣娘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没有丝毫指责的意思，时代在变，生存的方式在变，这再自然不过。但我心底却泛起一丝复杂的怅惘：当最后一批能用生命本能般“入定”去刺绣的阿婆老去，那种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的、足以屏蔽整个喧嚣世界的沉静，那种将时间绣成图案的古老智慧，是否会真的成为一种绝响？我们失去的，将仅仅是一种手艺，还是一种与自我、与时间、与存在本质安然相处的可能性？
夕阳开始西斜，给槟榔谷镀上一层温暖的金晖。游客渐渐稀少。我该离开了。
起身前，我又深深望了那位绣娘一眼。她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仿佛会一直这样绣下去，绣到地老天荒。她身后的船形屋，黝黑的木柱上挂着几串风干的玉米和辣椒，颜色沉稳而饱满。再远处，是槟榔谷永远青翠的山峦，沉默地屹立着。
那一刻，我心中的惭愧渐渐沉淀下去，化作一种更为清晰的领悟。绣娘的“定”，不是学来的技巧，而是她所属的那片土地、那个文化、那种生活方式，千百年来在她血脉里沉淀下的本能。那是一种文化的“水土”养出的“心性”。我们这些在水泥森林中、在信息洪流里漂泊的现代人，或许永远无法复刻那种“定”。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匆忙的间隙，停下脚步，看一看这样的存在，感受一下这种迥异的时间节奏与生命状态。这注视本身，或许就是一针，一线，在我们自己那片早已皱巴巴、空洞洞的内心织物上，尝试着绣下第一道宁静的纹路。
我没有买任何纪念品，转身融入了离去的人流。但我知道，我带走了比任何工艺品都更贵重的东西——一幅用眼睛和心“绣”下的画面：一位老阿婆，在槟榔谷的夕阳里，一针下去，一针提起，将喧哗的世界关在门外，只与自己手中的那片绚烂，安然相对。
那幅画面，至今仍不时在我脑海的某个安静角落，缓缓展开，无声，却足以镇住我心中时常掀起的、名为“浮躁”的尘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