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戈壁上行驶着,像一把迟钝的刀,缓慢地切开夜晚黝黑的皮肤。窗外的景色,起初还有些许沙棘和骆驼刺的轮廓,后来就只剩下一种颜色——黑。不是那种浓郁的黑,而是一种荒凉的、被抽空了所有水分的黑,是大地沉睡时均匀的鼾声。
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玻璃外是我的呼吸凝成的白雾,玻璃内映着我一张二十五岁的、略显浮肿的脸。车厢里弥漫着泡面、汗水和陈旧毛毯混合的气味,有人在打鼾,有人在小声交谈明天的生计。这些都是活着的、扎实的声音。而我,正被一种巨大的空无攫住,这空无来自窗外那片名叫“德令哈”的黑暗。
德令哈。
舌尖轻轻抵住上颚,然后松开,让气流从齿间溢出。仅仅是念出这个名字,胸腔里就泛起一阵细密的、针扎般的疼。它不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她走后,留给我的、一座城市的废墟。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单位陈旧阅览室的下午。阳光透过积尘的窗棂,切成一道道倾斜的光柱,光柱里浮动着万千微尘,像一场静谧的金色暴雪。她就在那光里,低头整理着过期的报刊。她的头发在颈后松松地挽了一个髻,露出白皙的一截脖颈,那里有细软的绒毛,在光里是透明的。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湖心投下一颗小石子后,最初漾开的那一圈涟漪,很快就平静了。她说:“新来的?这里书不多,但安静。”
她的声音不高,带着一点此地女性特有的、被干燥气候滤过的沙质,却很清,像风掠过白杨树梢最顶端的叶子。后来我知道,她大我许多,已为人妻,为人母。人们都叫她名字的后两个字,连上她的姓。只有我,在心里,固执地、秘密地唤她:姐姐。
这称呼一旦在心里落地,便疯长起来。它超越了一般的男女情爱,混杂着对母性的依恋、对美的虔诚仰望,以及一个孤独青年对温暖的全部臆想。她是我与这座荒凉边城之间,唯一的、柔软的联结。
德令哈的春天很短,风沙很大。可只要能在食堂遇见她,看她用一只铝饭盒安静地吃饭;只要能在楼道里碰见她,她对我点点头,说一句“小海,天气干,多喝水”;只要能在黄昏,望见她的自行车拐进那条种着白杨树的家属院小路,我的心,就像被碱草刺过的土地,虽然贫瘠,却也隐隐生出一点湿润的盼望。
我知道这不对。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应克制,所有的心事都应锁进日记。我的道德在日夜审问我,我的羞耻心烧灼着我的脸颊。可我控制不住。她调离前那个最后的日子,像一个被拉长、又被定格的慢镜头。她来还一本她根本不会看的诗集,是我“不小心”留在阅览室的。封面上印着遥远的、湿润的江南。
“我要走了。”她说,语气平常得像在说明天的天气。
我喉咙发紧,发不出声音,只能死死盯着她放在桌上的那本书。书页间,会不会夹着一片代表告别的枯叶?或者一句模棱两可的赠言?没有。什么都没有。书干净得如同从未被翻开。
“好好写诗。”她最后说,又笑了笑,这次的笑,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看不真切了。“德令哈……是个孤独的地方,但孤独的地方,容易长出不一样的庄稼。”
她转身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阅览室门口那片明晃晃的光里,光太强了,刺得我眼睛生疼,流下泪来。从那以后,“姐姐”这个词,连同她背影消融的那片强光,就成了我体内一块无法消化、也无法排出的结石。它沉默地存在着,在某些时刻——比如现在——狠狠地硌着我。
火车发出长长的一声嘶鸣,像一匹疲惫的铁马。车速似乎慢了下来。广播里响起含混的报站声,有几个音节,像“德令哈”。车厢里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东西。到了吗?是这里吗?
我扑到窗边,几乎将整张脸贴在玻璃上,用力向外望去。没有站台明亮的灯光,没有清晰的站牌。只有几点稀疏的、鬼火般飘忽的灯火,在远处无边的黑暗里明明灭灭。是牧民家的帐篷?还是戈壁上孤独的测风塔?灯光微弱,无法照亮任何轮廓,反而衬得黑夜更加庞大,更加深不可测。这就是德令哈。我日思夜念的、埋葬着我最初也是最后激情的德令哈。它甚至不肯给我一个清晰的、可供凭吊的轮廓。它只是一片有名字的、质量巨大的黑夜。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句诗,毫无预兆地、带着它全部的重量和疼,撞进我的脑海。不是我想起了它,是它选择在此刻,从我的骨头缝里,生长出来。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是啊,只有戈壁。这窗外吞噬一切的、石头的海洋,这时间的灰烬。思念在这里,渺小得不如一粒沙。爱情在这里,荒诞得像海市蜃楼。我那被道德和相思反复煎熬的心,在这里,被这绝对的荒凉一照,竟显得那么轻飘,那么微不足道。戈壁不要这些,它什么也不要。它只是存在着,以它的亘古和沉默,否定着一切廉价的感伤。
可是,姐姐,我为何还是如此想你?
我想起的,不是那些辗转反侧、自我折磨的夜晚。而是那些最平常的、闪着微光的碎片。想起她递给我一本《诗经》,说里面有些句子,像我们这里的天空一样古老干净;想起有一次我感冒,她路过我宿舍门口,听见咳嗽,第二天在我桌上放了一包晒干的甘草;想起她自行车篮里,总是放着一把芹菜或几个土豆,那是生活最朴素、最坚实的模样。这些碎片,没有一丝一毫的越界,却拼凑出了我青春时代唯一感受到的、类似“家”的温暖。
她是对的。德令哈是孤独的,而这孤独,确曾让我试图长出不一样的“庄稼”。我把我无望的感情,把我对荒凉与温暖的复杂感受,都倾注在笔尖。我写草原,写麦地,写河流,写所有辽远而富有生命力的事物。仿佛写得越炽热,就越能对抗内心的严寒;仿佛歌颂得越磅礴,就越能掩盖那份情感的逼仄。我把她,藏在了每一个“远方”的背后。
可是今夜,当德令哈以一片虚无的黑暗面对我时,我所有的诗歌,所有华丽的意象,都坍塌了。它们抵御不了这真实的、具体的荒凉。我构筑的语言神殿,在戈壁的夜风里,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车厢猛地晃动一下,又恢复了平稳的行驶。那几点灯火早已被甩在身后,无影无踪。德令哈过去了。它甚至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经过”的实感,它只是存在于广播员模糊的音节里,存在于我此刻汹涌的、无声的泪水中。
我坐回座位,用衣袖胡乱抹了一把脸。旁边的旅客看了我一眼,又漠然地转过头去。在这列奔向未来的火车上,没有人关心一个年轻人为何突然泪流满面。这很好。我的悲伤,只与我和那片过去的黑暗有关。
姐姐,你现在在哪里?是在另一个城市的灯下,辅导孩子的功课?还是已经睡下,身边是丈夫平稳的呼吸?你还会记得那个沉默的、总是借些奇怪书籍的年轻人吗?你或许早已忘了。你把一段可能的风波,轻轻拂去,像拂去一粒灰尘,然后继续走在阳光充沛、坚实稳妥的生活道路上。这是我应当为你感到高兴的。我的思念,是我的囚牢,不应是你的负担。
火车铿锵,继续向西。窗外依旧是无边的夜,但我知道,穿过这漫长的黑夜,会抵达另一个黎明,另一个陌生的站台。生活总是这样,推着人不断向前,把往事远远抛下。
可有些东西,是抛不下的。它们不是行李,它们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是你之所以成为你的原因。德令哈和姐姐,就是我的原因。它们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无望的爱,什么是克制的美,什么是荒凉中开出的、致命的花。它们让我痛苦,也让我写出那些滚烫的句子。如今,花谢了,痛苦结成了坚硬的核,而诗句,也渐渐失去了温度。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从骨髓深处弥漫开来。那不仅仅是对一段感情的疲惫,更是对“表达”本身的疲惫。当最深的情感,最终只能用一片“夜色”和“戈壁”来言说时,语言是何等苍白。当最想靠近的人,必须用最决绝的远离来保全时,活着,又是何等荒诞。
我想起随身包里,那本一直没有拿出来的诗集清样。编辑说,这些诗充满力量,像春天的雷。可只有我知道,那雷声的中心,是真空,是寂灭。我还能这样“有力”地写下去吗?在掏空了自己所有的热情与幻想之后?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人类有他们的柴米油盐,有他们的战争与和平,有他们的爱恨情仇。那些都太大了,太沉重了。今夜,在德令哈这片抽象而具体的黑暗过后,我只想缩回一个小小的、只容纳一个影子的世界里。那个影子有松挽的发髻,有安静的侧脸,有让我多喝水的、沙质而清柔的嗓音。
火车终于冲破了最浓重的黑暗,天际线处,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鱼肚般的浅灰。快天亮了。新的一天,没有姐姐的一天,又将开始。它将和过去的无数天一样,也将和未来的无数天一样。
我闭上眼睛。
耳畔只有车轮与铁轨规律而冰冷的撞击声。
咣当——咣当——
那声音像是在反复叩问,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值得吗——值得吗——
荒凉啊——荒凉啊——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个叫德令哈的地方,和那个被我称作姐姐的人,已经永远地,住进了我的骨头里。它们是我生命的底色,也是我诗歌的终章。或许不久之后,连这终章,也会被这巨大的、行进着的黑夜所吞没。
灯终于灭了。诗已说完,火车的汽笛是最后的韵脚。姐姐,这冰凉的铁轨比德令哈的夜更懂我——它铺向的远方,是我欠大地的怀抱。别责怪麦子,它们曾为我绿过。如今我把自己还回去了,干净得像从未摇晃的稗草。
我的黑夜,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