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那个冬天

那冬天，是盘踞在记忆深处的一条湿冷的蛇，无声无息，缠绕着你每一个骨节。

它不是北国那种浩荡、干净的酷寒，用雪亮的刀锋与你见个高低。川东的冷，是阴柔的，是浸透的。天色总是灰扑扑的，像一块许久未曾拧干的抹布，沉沉地搭在山峦与城镇的上空。太阳是稀客，偶尔露一回脸，也是有气无力的，白晃晃的一圈，毫无热力，反倒像一只冷冷的独眼，怜悯地打量着这人世间。于是，那无处不在的湿气，便得了势，从沱江、从嘉陵江、从长江、从每一寸泥土的缝隙里蒸腾起来，化成肉眼难辨的细密水汽，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黏腻的网。

这网罩住了一切。你走在青苔滋生的石阶上，那寒气便从脚底心钻进来，顺着腿骨，丝丝地往上爬。它穿透厚厚的棉裤，浸透毛袜，直抵骨髓，让你觉得自己的膝盖像是两根被冰水泡着的锈铁。手是永远不敢伸出口袋的，即便戴着半指的手套，那指头也很快会冻得僵直、发痛，像一截截小小的、冰冷的胡萝卜。这冷，不在外面，它在里面；它占领了你的身子，让你从里到外地凉透。

街巷里的景象，也因这寒冷而变了样。夏日里喧闹的市井噪声，被挤压、收敛了。人们说话都带着一团白气，声音在那白气里也似乎变得沉闷、短促了些。临街的店铺，多半卸下了木板门，却挂上了厚重的、军绿色的棉帘子。那帘子油腻腻的，底部常因被人踢踏而显得破旧。一掀一放之间，一股混合着饭菜、人体和煤烟的热烘烘的气流便猛地扑出，随即又被外面的冷气吞没。这便是我那时极向往的所在——无论是茶馆，还是那兼卖热水的老虎灶。

老虎灶前，总是一片白茫茫的雾。巨大的锑壶嘴儿喷着嘶嘶的白汽，与人们口中呵出的白气，与灶膛里飘出的煤烟，混作一团。来打热水的人，拎着塑料壳或是铁皮的热水瓶，缩着脖子，跺着脚，相互用那种抑扬的、火色十足的川音交谈着。那水汽是暖的，带着一股子漂白粉的味道，扑在脸上，是一种短暂的、虚假的救赎。我常常提了家里那把锈绿的铁皮水瓶，排在队伍里，就为了在那一片暖雾里多站一会儿，听大人们说着家长里短，看那灶膛里跳跃的、真实的火苗。那一点橘红的火光，在那漫长的、灰白的冬日里，是比太阳更叫人感到安慰的东西。

家里的冷，是另一种况味。墙壁似乎总在往外渗着细密的水珠，用手一摸，是一片冰凉的潮。晚上脱下的衣服，第二天早晨穿上时，还是潮润润的，贴着皮肤，激起一阵寒颤。那时没有空调，取暖全靠一个篾笼罩着个小瓦盆的“烘笼”，里面搁着从灶膛里扒出的、将熄未熄的木炭火。一家人便围着这微弱的火源，把手脚尽量地靠近那一点点暖意。祖父总是坐在他那张旧的木椅里，烘笼放在膝下，身上盖着一床旧棉毯。他不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收音机里的川戏，那高亢又苍凉的唱腔，在氤氲着炭火气的、寒冷的屋子里盘旋，像在诉说着另一个更古老、更漫长的冬天。炭火在昏暗中明明灭灭，映着他满是皱纹的脸，那景象，至今在我眼前，清晰得如同昨日。

然而，这湿冷的、沉闷的冬天里，也藏着它独有的、滚烫的慰藉。那便是吃食了。一锅热腾腾的羊肉汤，是冬日里最隆重的仪式。羊肉炖得烂烂的，汤是奶白色的，上面撒着碧绿的葱花姜末。喝上一口，那鲜浓滚烫的汤汁顺着喉咙滑下去，一股暖流立刻从胃里向四肢百骸扩散开去，仿佛把蜷缩了一整天的筋骨，都一寸寸地熨帖开了。还有那街道小摊上的烤红苕。在那种用废油桶改装的炉子里，红苕被炭火煨着，甜香的蒸汽丝丝地冒出来。花几分钱买一个，烫得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迫不及待地掰开，那金红软糯的瓤儿便露了出来，咬一口，是近乎灼人的甜，那甜，能一直暖到心里去，足以对抗一整天的湿寒。

如今，我住在有集中供暖的北方屋子里，窗外是零下的干冷，室内却只需穿一件单衣。我拥有了少年时梦想的、无所不在的温暖，却时常会莫名地想起川东的那个冬天。我想，我怀念的，或许并非是那种冷本身，而是在那无所不在的、坚韧的冷意中，那些被格外珍视的、一点一滴的暖——烘笼里那一点将熄的炭火，水壶口喷出的一团蒸汽，一碗滚烫的羊肉汤，一个烫手的烤红苕，乃至一家人挤在狭小空间里，用体温相互依偎的那点人情。

那冬天，像一位严苛而又沉默的旧友。它用酷烈的寒冷，教会了我如何去辨认和珍惜生活中每一丝微小的暖意。那感受，早已渗进我的骨血里，比任何和煦春日里的记忆，都来得更深刻，更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