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铜川印台区北关,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沟壑家喻户晓 —— 瓦窑沟。沟口衔接城关街办的河东村,沟尾延伸至红土镇周陵村,两侧依偎着寇村、刘村等村落,这条承载着千年记忆的沟壑,藏着许多老铜川人的共同回忆,却鲜少有人知晓,沟谷深处还静卧着一座守护城市半个世纪的水利丰碑 —— 瓦窑沟水库。
对于八零后及更年轻的铜川人而言,这座水库近乎 “隐形”。它不像城市地标那般引人注目,却在半个多世纪里默默调节着区域水利,守护着一方水土。我虽生于铜川,长于铜川,也是偶然间才得知它的存在,心中满是疑惑:它是哪个年代的产物?为何会建在这条沟里?规模究竟如何?这些问号在我心头萦绕许久,直到乙巳年农历初一的下午,终于有了探寻答案的契机。
那日午后,阳光正好,我独自一人信马由缰,顺着瓦窑沟村的马路缓缓前行。沿途的村落静谧安详,冬日的田野透着萧瑟,脚下的路越走越僻静,约莫半个时辰后,一座破败的纪念碑突然出现在眼前。走近细看,我不禁失笑 —— 这座水库竟比我年长三岁。我 1977 年出生,而碑座上清晰镌刻着 “瓦窑沟水库 1974 年 5 月 1 日 竣工纪念” 的字样,原来它已是位年过五十的 “老大哥”。
纪念碑的碑体早已不复当年模样,当年的油漆剥落殆尽,露出斑驳的石质,岁月在上面刻下深深浅浅的痕迹,如同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碑身正面临摹着毛主席的书法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笔力遒劲,虽历经风雨侵蚀,依旧透着磅礴气势。两侧则刻着 “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寨” 的时代标语,这些极具年代感的文字,瞬间将我拉回了那个战天斗地的火红年代。我摩挲着冰冷的碑石,忽然读懂了它的沧桑:它不仅是一座水库的竣工纪念,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影,承载着 “人定胜天” 的信念与愚公移山的奋斗情怀。
围绕着纪念碑踱步,我不禁遐想万千。为何当年要在这条沟里修建水库?查阅史料才知,瓦窑沟的得名本就与 “窑” 相关 —— 清光绪年间这里曾三次试烧瓷器,沟尾尚存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遗迹,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河南匠人在此开办陶窑烧制红陶瓦缸,“瓦窑沟” 的名字便由此流传至今。而选择在此建库,既因瓦窑沟汇集寇准泉等溪流,水源充沛,更因当时铜川农业深受干旱之苦,“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成为全民共识,修建水库成为解决灌溉难题的迫切之举。
碑文记载,这座水库由铜川市工业局系统承建,总工日达 45000 个,坝高 24 米,库容 19 万立方米。数字背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大会战的壮阔场景:十几个单位的建设者们自带被褥、铁锹、扁担,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燃起袅袅炊烟。没有大型机械,他们就靠双手推车、一锹一镐刨挖土石方;寒冬腊月,他们脱掉棉衣轻装上阵,甚至光着膀子挥汗如雨,脖子上的毛巾既擦汗水又垫肩膀;嘹亮的劳动号子响彻山谷,“日战太阳夜战星,月亮底下逞英雄” 的口号激励着每个人争先创优。45000 个工日,意味着上百名建设者耗时数月,用青春与汗水浇筑起这座 24 米高的堤坝,汇聚成 19 万立方米的生命之水。
带着对先辈的崇敬,我继续向水库深处探寻。顺着土坡拾级而上,一排三间平房映入眼帘,门窗虽有些陈旧,但依旧规整,想来便是当年水库管理者的工作场所。绕过平房,瓦窑沟水库的全貌终于展现在眼前。时值枯水期,库区水面虽不似丰水期那般辽阔,却依旧澄澈,星星点点的芦苇丛点缀在水面上,随风摇曳,为冬日的萧瑟增添了几分生机。周围的山体被枯叶覆盖,在蓝天的映衬下,勾勒出简洁而苍茫的轮廓。
我登上坝顶,驻足良久。脚下的堤坝坚实厚重,站在这里,能清晰感受到它的沉稳与力量。作为一座小(Ⅱ)型水库,它如今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依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 汛期拦蓄洪水,保护下游村庄与农田;旱季释放水源,滋润周边耕地,守护着城市的生态平衡。半个世纪以来,它见证了铜川从农业为主到工业崛起的转型,见证了城市版图的扩张,却始终坚守在沟谷深处,静默无言。
寒风拂面,我思绪万千。这座用人力筑起的水库,不仅解决了当年的农业灌溉难题,更凝结着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在 “农业学大寨” 的热潮中,铜川人民响应号召,以 “腰压弯,汗流干,肠子挣断也心甘” 的豪情,用最原始的工具完成了这项艰巨工程。45000 个工日,是无数人的日夜操劳;24 米坝高,是一代人的坚韧不拔;19 万立方米库容,是铜川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