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田

七日的祭奠总算熬了过去。最后一拨吊唁的亲戚，带着怜悯的、探究的，或许还有些别的什么意味的目光，窸窸窣窣地走了。院子里空下来，只剩下香烛和纸钱焚烧后那混浊的、不肯散尽的气味，缠在潮湿的空气里，像一件洗不脱的旧衫。白炽灯拉出长长的、歪斜的人影，照着他，我的父亲，正弯着腰，将那些借来的长凳一条条摞起，动作不快，也不慢，只是匀净，匀净得教人心里发慌。仿佛这七日的哀哭，七日的纷扰，于他，不过是田埂上歇了一晌午，眼下该起身收拾农具了。

母亲的那张相框，木头边框早已失了原色，摆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前面是两只干涸的果碟。他拿起相框，用袖口一遍，又一遍，缓慢而固执地，擦拭着玻璃面。那底下，是母亲许多年前的一张像了，穿着月白的褂子，嘴角抿着一点极淡的笑意，眼睛里却有着光。他低着头，额上深刻的皱纹在灯下显得幽暗，我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气。

一股冷气，从我脚底顺着脊梁骨往上爬，牙关不由得便咬紧了。这些天，我这做儿子的，尚且觉得魂灵已被抽去了一半，五脏六腑都被那钝刀子割着，他呢？他竟能这样平静，这样……若无其事！招待宾客时，礼数是周全的；拾掇杂物时，手脚是利落的。唯独不见悲戚，不见那丧了偶的雁一般该有的哀鸣，甚至连一滴泪，我也未曾见他掉过。邻舍们窃窃的议论，说什么“节哀”，说什么“坚强”，我只觉得那话语底下，都藏着一根根小小的刺。

“冷血。”

这两个字，在我喉头滚了又滚，终是带着我满腔的愤懑与不解，在这空寂下来的夜里，铁锤一样砸了出去。声音不高，却把自己都震得一颤。

他擦拭相框的手，顿了一顿。也只是那么一顿。然后，那匀净的动作又继续了下去。他那宽厚的、有些佝偻的背脊，对着我，像一面沉默的、生了苔的老墙。我这用尽力气掷出的一拳，仿佛只打在了棉花上，连一丝回声也无。这沉默比斥骂更令人难堪，我猛地扭转身，冲回自己房里，将门闩狠狠撞上。黑暗中，我只听得见自己粗重的喘息，和窗外那不知愁的野虫，一声声，叫得正欢。

那一夜，我大约是睁着眼直到天明的。脑子里是乱的，一会儿是母亲病中枯瘦的手，一会儿是她望着我时那不舍的眼神，一会儿，又是父亲那张平静无波的脸。两种影像交织着，撕扯着，将我的心也撕成了两半。

第二天，我蜷在床上，听着他在外面走动，收拾碗筷的声响，心里是一片死寂的荒原。忽然，脚步声停在了我的门外。静了片刻，门被推开了。他竟没有敲门。他就站在那门口，逆着光，身形显得异常高大，又异常地脆弱。脸上是灰败的，眼窝深陷下去，只有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却像烧着两团幽暗的火。

“跟我走。”他的声音嘶哑得厉害，仿佛一夜之间，喉咙里被灌进了砂石。

我没有动，只用一种敌意的、抗拒的目光瞪着他。

他又重复了一遍，不是命令，倒像是一种近乎恳求的固执：“跟我走。”

不知怎地，我竟鬼使神差地站了起来，跟着他出了门。我们一前一后，走在村外的土路上。他不说话，我也不问。路两旁的草叶上，露水还未干，打湿了我的裤脚，凉意渗进来。我们走过长着些蔫蔫的玉米秆的旱地，走过已经收割过、只剩下整齐稻茬的水田，走向那片我平日并不常去的、村子后头的坡地。风迎面吹来，带着泥土和植物腐败的气息。

走了约莫半个小时，脚步已将那片熟悉的田地远远抛在身后。地势渐渐高起来，路旁的树木也稀疏了。就在一个转弯之后，毫无预兆地，一片灼灼的、几乎要烧起来的金黄，猛地闯进了我的眼帘。

那是一大片葵花田。

我愣住了，脚步不由得钉在原地。那样蛮横的、不讲理的生命力，仿佛将天地间所有的光与热都汇聚到了这里。一株株葵花，长得比人还高，粗壮的秆子撑着硕大的花盘，一片挨着一片，密密地，几乎不见缝隙。它们并非静止的，而是在风中摇曳着，成千上万的金色花盘，齐刷刷地，微微倾斜着，向着同一个方向——那西边天空上，正缓缓下沉的太阳。夕阳的光是柔和的，金红的，给每一片花瓣都镀上了一圈暖暖的毛边。它们就那样沉默地仰望着，追逐着那即将逝去的光源，一种庄严肃穆的、近乎悲壮的姿态，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父亲这时已走进了田埂里。他蹲下身，那黑色的、宽大的背影，嵌在这片无边的金黄里，显得渺小，却又异常地坚定。他伸出那只粗大的、关节有些变形的手，不是去抚摸那鲜活的花，而是深深地，插进了花田下的泥土里。他抓起一把土，那土是焦干的，黑褐色，在他指缝间簌簌地流下。

他就那样蹲着，背对着我，过了许久。风过处，千万片葵花叶子摩擦着，发出沙沙的、如同私语般的声响。

“你妈……”

他忽然开了口，声音依旧是哑的，被风送过来，有些飘忽。我的脊背一下子绷直了。

他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像咽下了一块坚硬的石头。

“她去年秋天撒下这些种子。”他慢慢地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艰难地挤出来，“那时，她已知道……自己的病了。”

我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那堵坚硬的、怨恨的墙，仿佛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

“她说，”他停顿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不能总望着身后的影，日子是向前的。得学这葵花……跟着日头走。”

他的肩膀微微耸动了一下，那抓着泥土的手，攥得更紧了，紧得骨节发白。

那一刻，我忽然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他这七日，乃至更久以来，那看似无动于衷的平静底下，藏着的是怎样一种挣扎与坚守。他哪里是冷漠，他是将那滔天的悲痛，都死死地摁进了这片泥土里，摁进了这必须“向前看”的信念里。这信念，是母亲留给他的，也是他必须教会我的。

我看着他深陷的眼窝，那里面映着夕阳最后的光，和这片无言的、硬实的土地。那眼窝里，有什么东西，和这土地一样，碎得厉害，也硬得厉害。那是一种被巨大的苦难碾过之后，重新凝聚起来的、沉默而坚韧的力量。

我先前所有激烈的怨恨，所有的委屈与不解，在这一刻，都被这田野的风，这沉默的葵花，这焦干的泥土，涤荡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混合着痛楚与了悟的悲悯。我走上前几步，也蹲下身，就在他旁边。我没有看他，只是伸出手，学着他的样子，触摸着这养育了葵花，也承载了母亲最后心愿的土地。粗糙，温热。

夕阳终于沉下了地平线，最后的余晖将西天的云彩染成一道瑰丽的、渐次黯淡的紫红色。那些葵花，失去了唯一的光源，那齐刷刷昂着的花盘，在渐浓的暮色里，似乎也微微垂下了些许，但它们依旧静静地立着，保持着那个方向的姿态，仿佛在积蓄力量，等待着明日新一轮太阳的升起。

父亲缓缓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他没有看我，只望着那片沉入夜色的葵花田，低声说：

“回吧。”

我也站起来。我们又一前一后地往回走。来的路上，我心里是空的，是乱的；回去的路，心里却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沉甸甸的。夜色四合，远处的村庄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风依旧在吹，带着夜露的凉意，但我却觉得身上有了一丝暖意。

回到那座依旧弥漫着香烛气的家，院子里黑黢黢的。父亲没有立刻进屋，他走到院角那口古旧的水井边，摇着轱辘，打上来半桶清水。他捧着水，洗了把脸，水花在黑暗中溅开，声音很响。然后，他直起身，走到堂屋门口，顿了顿，终于还是抬脚迈了进去。

我跟着他走进去。八仙桌上，母亲的相框依旧摆在那里。他拿起它，这一次，他没有擦拭，只是用指腹，极轻、极慢地，在那玻璃面上，沿着母亲的轮廓，摩挲了一遍。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一片清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也落在母亲那永恒的微笑上。

我默默地走到厨房，生了火，坐上水。火焰在灶膛里跳跃着，映着我的脸。我想起母亲在时，这时候，该是忙着张罗晚饭的时候了，锅里会冒出带着米香的热气。如今，灶台是冷的，水缸里映着一点孤独的月光。但水终究是滚了，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我舀了两碗热水，端到堂屋。

父亲还站在那里，望着相框出神。我将一碗水放在他手边的桌上。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已没有了日间那灼人的火，也没有了葵花田边的破碎，只是一种疲乏的，然而却是平静的了然。他端起碗，吹了吹气，小心地喝了一口。

我们没有说话。但一种无言的、沉重而又踏实的东西，在我们之间流淌开来，像地下深埋的暗河，终于找到了汇合的出口。先前那剑拔弩张的对峙，那冰封般的隔阂，在这沉默里，悄然溶解了。

这一夜，我躺在冰冷的床上，却不再觉得那黑暗是吞噬人的了。窗外，虫声依旧，听在耳里，也不再是烦乱，倒像是一种生命的吟唱。我闭上眼，脑海里不再是母亲病榻前的容颜，也不是父亲那令人心寒的平静，而是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在夕阳下燃烧般的葵花田。它们那样固执地仰着头，追随着光，哪怕那光下一刻就要熄灭。母亲的影子，仿佛就站在那花田深处，穿着月白的褂子，微笑着，看着我们。

“跟着日头走……”我喃喃地，将这句话在唇齿间重复了一遍。这五个字，像种子一样，落进了我被悲痛犁过的心田。我知道，它需要时间，需要像葵花脚下的泥土那样，经历风霜雨雪，才能慢慢地生根，发芽。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比往日都早。推开房门，父亲已经在了。他正拿着扫帚，一下一下，扫着院子里的落叶。晨曦微露，照在他有些佝偻的背上。他听见我的脚步声，没有回头，只是扫地的动作，略微停顿了一下。

我走到他身边，没有说什么，也从门后拿过一把笤帚，在他旁边，默默地扫了起来。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规律的，在这清新的早晨，听来竟有几分安心。

吃过简单的早饭——是我煮的粥，父亲腌的咸菜——他放下碗筷，看着我说：

“田里的草，该薅了。”

我点了点头。

我们便一同出了门，走向自家那片有些荒芜的田地。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金灿灿的，照得人身上发暖。路上的尘土，在阳光里看得分明。有早起的村人扛着锄头走过，看见我们父子俩一同下地，脸上掠过一丝讶异，随即又了然地，朝我们点了点头。

父亲走在前面，他的脚步，似乎比昨日轻快了些。我看着他的背影，那背影依旧宽厚，却不再是我昨日觉得的那堵冷漠的墙。那是一座山，一座被风雨侵蚀、带着刻痕的山，沉默地立在那里，告诉你路该怎样走。

到了地头，父亲脱下外衣，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汗衫。他拿起锄头，走进齐膝的豆苗里，开始锄草。他的动作，依旧是那样匀净，有力，一锄下去，野草连根而起，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我学着他的样子，拿起另一把锄头，在他旁边的垄沟里，也干了起来。起初，手脚是笨拙的，锄头也不听使唤。父亲没有作声，只是偶尔停下，看我一眼，那目光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沉静的指引。我便调整着姿势和力道。

太阳渐渐升高，热度也上来了。汗水从额角淌下来，流进眼睛里，涩涩的。背上的衣服，也慢慢被汗浸湿了。我直起腰，用手背抹了把汗。看向父亲，他依旧低着头，一锄一锄地，向前移动着。古铜色的脊背上，汗水像小溪一样流淌下来，在阳光下闪着光。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那无声的劳作，本身就是一种语言，一种比任何安慰和解释都更有力的语言。他不是在遗忘，他是在用这最原始、最诚实的方式，背负起失去的痛苦，继续着生活本身。这生活，是母亲曾经与他一同经营，如今，需要他，也需要我，继续走下去的。

休息的时候，我们坐在田埂的树荫下。父亲掏出旱烟袋，慢慢地卷着一支烟。点上火，辛辣的烟味弥漫开来。他吸了一口，望着远处那片我们昨日去过的坡地方向，虽然从这里，并看不见那片葵花田。

“那葵花，”他忽然说，声音平静了许多，“再过一两个月，籽就饱了。”

“嗯。”我应了一声。

“到时候，你去收了来。”他顿了顿，又说，“炒熟了，香。”

我没有再应声，只是心里默默地记下了。收葵花籽，炒熟了，香。这寻常的农事，寻常的话语，此刻听来，却像是一个郑重的约定，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延续的约定。

风从田野上吹过，带来禾苗和野草混杂的青气。远处的林子里，有布谷鸟在叫，“布谷，布谷”，一声一声，传得很远。

我拿起手边的锄头，木头柄已被磨得光滑，上面似乎还残留着父亲掌心的温度。我握紧了它，那沉实的感觉，从手心，一直传到心里。

日子，或许就是这样向前走的。不是靠着眼泪，不是靠着回首的张望，而是靠着这日复一日的，沉默的、坚韧的劳作。像葵花，在黑暗中低下头，积攒着力量，只为第二天，再一次，固执地转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父亲抽完了那支烟，在鞋底上磕了磕烟斗里的灰烬，站起身。

“接着干吧。”他说。

我也站了起来，跟着他，再次走进那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