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黄梅龙船文化

黄梅龙船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其划龙船活动虽然也在端午时节举行，却完全有别于其他各地的龙舟活动，并非起源于纪念屈原，但是后来也融入了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宗旨。黄梅龙船文化，应属于中华龙文化的一种表达，展现了龙的子孙、龙的传人的自强不息、开拓争先的精神风貌，也传承着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又传说伏羲氏人首蛇身，其形则可视为龙之雏形。钱穆先生认为彭蠡泽即大雷泽，大雷泽后世称之为大雷池，彭，大也，蠡古音同雷，而黄梅正是古彭蠡泽之地。《山海经·海内东经》又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如此说伏羲氏乃雷泽中龙的儿子。1993年，黄梅县焦墩出土了6000年前的卵石摆塑龙，则以实物的方式证明了黄梅龙文化的悠久，龙祖伏羲氏很可能生于黄梅，黄梅应是中华龙文化的发源地。

龙文化，在黄梅传承悠久，详情难尽。仅龙船赛活动，就包含了浓郁的龙文化。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龙船“翘”船的日子，即龙船入水的仪式，要举行隆重的龙王祭。五月初五下午是送船的日子，即送龙神，也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每一个环节和仪式，都充满了对龙的崇敬，表达了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的期盼。

黄梅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大江、大山、大湖、大泽交汇之处，山水相依，山脉绵延，水波浩淼。浩瀚的水域，孕育了丰富的鱼虾资源，从而产生了悠久发达的渔业。《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说明了黄梅这一带渔业活动历史悠久。汉初黄梅境内设寻阳县，至晋代时，有陶侃出任寻阳县鱼梁吏，渔梁吏即专门管理渔业的长官，是历史上寻阳独有的官职，再一次证明了黄梅这个地方的渔业发达。连绵的大别山，提供了充足的木材，孕育了发达的造船业。发达的造船业支持渔业的发展，发达的渔业反过来也促进了造船业的不断进步。黄梅曾是世界造船中心，最迟在西汉初年就能制造出“超级航母”——寻阳楼船。汉武帝为平定闽越，于元封五年，过寻阳视察楼船，这足以说明黄梅的造船业极其发达。

古彭蠡泽、古九江虽经千百年的演变，今天的黄梅南境依然是河港交织、湖池棋布的格局，而黄梅自古就是交通要塞、通衢之地，过境的人流量非常大，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至黄梅乘船而行，便是唯一的选择，黄梅南境的人们生产、生活和出行，也都依赖舟船。悠久的龙文化和灿烂的船文化结合起来，便诞生了黄梅龙船文化。

黄梅的船，除了用作渔业、交通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便是作为军事作战工具。汉武帝时，为平定闽越，制造了楼船。赤壁之战前夕，东吴在柴桑训练水军，战船的制造则是在寻阳，假如没有寻阳的战船，东吴能否打赢赤壁之战，也很难说。后来最为著名的水战，便是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大战之初，朱元璋大败，北逃至黄梅，在黄梅造战船，操练水军，最后取得鄱阳湖水战的最终胜利。黄梅的船，还为渡江战役做出了重大贡献。渡江战役时，黄梅家家户户每一条船都送到了前线。在历次抗洪抢险时，黄梅的船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黄梅的船具备军事功能，黄梅的龙船文化里，也保留了古代水战的印记。这种印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黄梅赛的是龙船，不是龙舟，舟小船大；第二、黄梅龙船赛全员站姿划船，而不是其他地方坐姿比赛；第三、黄梅龙船朴素、坚实、威武，绝无他处龙舟的花哨、秀巧。这几个方面也体现了黄梅的龙船精神，站姿划船的全身心投入和朴实而不失威严的精神，这也是黄梅龙船精神的独特之处，而自强不息、开拓争先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属于全国共有的共性，自然也属于黄梅龙船精神。

黄梅龙船文化有着鲜明的独特性，承载着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着龙的精神，完全可以申请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龙的精神，做好龙的子孙，黄梅龙船文化必须要代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