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脚叉与婆娘

俗话说：“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可在我童年的山村里，有些饭，竟也是不能乱吃的——譬如那猪脚叉，小孩子便万万碰不得。

大人们总板着脸告诫：“娃娃家啃不得猪脚叉，啃了长大讨不到婆娘。”那时，不管我有意还是无意夹到，平日温和的父母便会立刻沉下脸来，厉声制止。随后，他们便会“顺理成章”地将猪脚叉都挑到父亲碗里。父亲配上一碗包谷烧，啃得有滋有味。我却从不觉得这是“吃独食”，因为他总是把炖得软烂的瘦肉，仔细挑到我们碗里，嘴里念叨着“不爱吃”。等我们心满意足地跑开，他才默默将剩下的肥肉和油汤，一滴不剩地刮进自己碗里，拌出一碗油亮亮的、沉甸甸的饭。

虽然年幼的我对“讨婆娘”毫无概念，但父母那罕见的、不容分说的神情，让我明白，这是一条不可触犯的铁律。

时移世易，这类“老话”渐渐失去了魔力。如今的年轻人可不信这一套，连许多老人自己也不再坚持。猪脚叉，早已是饭桌上随意享用的寻常物。只是不知，村里越来越多的单身汉，是否真与破了这规矩有关？

我也早已破了戒。直到多年后的一个偶然，家里高压锅坏了，猪蹄没炖烂，侄儿舔了几口，便悻悻丢掉。就在那阵心痛袭来的瞬间，一个念头猛地击中了我：从前的猪，一养就是一两年，皮肉何等紧韧；从前没有高压锅，灶下常是缺柴少火，要将一只猪蹄炖到软糯，该耗费多少艰辛的柴草与守候的耐心？

在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肉的年代，一块肉便是天大的奢侈。若是让牙口未齐的孩子啃那坚韧的关节，咬几口便弃之不顾，该是何等痛心的糟蹋。父母疼爱孩子，舍不得责怪，更不忍见他们委屈。可那一点珍贵的荤腥，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想过过“肉瘾”。

于是，一句看似荒诞的老话便诞生了。它将那份深沉的苦涩与无奈，巧妙地藏进了吓唬孩子的“迷信”里——既避免了无谓的糟蹋，守住了艰难生计的底线；又将难得的好肉，不动声色地“让”给了孩子。

这哪里是什么迷信？这分明是艰苦岁月里，父母用最朴素的智慧，守护儿女、也守护那一点点生活油腥的，深沉的爱。

我也曾长久困惑：为何古人总是缺薪少柴？为何偏偏是猪脚叉，而不是牛脚叉、马脚叉？这个疑问像一颗种子，埋在心里多年。直到后来乱翻了些书，在泛黄的纸张里，方才窥见那片辽阔的生存图景。

古语：“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居首位，绝非偶然。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便曾叹息：“今、齐鲁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可见在当时，从齐鲁至江南，松林因过度樵采而已大半成了童山，古时人们便已面临柴薪短缺的问题。《乾隆萧山县志》里那句：“民间薪采维艰，多拾蒿草、刈禾根以炊。”说的正是农民无柴可砍只能烧草根、禾秆煮饭。每每读到这里，那灶膛里微弱的火星，仿佛跃出纸面，照亮了我的心。

在缺柴少火的岁月，将一只猪蹄炖到软糯，所费的柴草与功夫，其价值恐怕远超肉本身。那也不见得中国所有地方都缺柴呀！这句老话能跨越地域流传开来，或许正是民族迁徙与生活经验融合的痕迹——而天下父母的心，总是一样的。

而猪肉能成为寻常百姓碗中的主角，也因它在“牛马禁杀”的法律之外——牛马是耕战之本，历代律法严加保护。《唐律疏议》明确规定：“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自主杀马牛者，徒一年。”《大明律》更为严酷：“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若故杀他人牛马者，杖七十，徒一年半。”于是，历史的尘埃、柴薪的珍贵、律法的严酷，这所有宏大的重量，最终都落进了母亲的灶膛里，化作一句轻飘飘的、唬人的老话。

她用它，从孩子嘴里“骗”回一块难啃的骨头，又从那个艰难的时代里，“骗”出了一份完整的、有油腥的爱。

这智慧，不在圣贤书里，它炖在慢火里，藏在口头里，最终长在了我们骨血里，化作对生活最深沉的不舍与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