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尚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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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胶水县（今山东平度）的冬日，总是来得格外早。天刚蒙蒙亮，村头那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已有微弱的油灯亮起。灯下，一个瘦小的少年正借着光啃读《论语》，手指冻得通红，便往嘴里呵口热气，继续在竹简上圈点。他叫侯庸，那年才十岁，父亲因罪被充军福建刚满一年，母亲靠着每日纺线换来的几文钱，勉强供他读书。“儿啊，这天寒地冻的，歇会儿吧。”母亲搓着冻裂的手进来，眼眶红红的。侯庸抬头，见母亲鬓角又添了几缕白发，赶紧把书合上：“娘，我不冷。等我读出名堂，一定把爹接回来。”这话，他说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
侯庸的童年，是在“盼”与“苦”中熬过来的。别家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时，他在抄书；别家少年在市集上嬉闹时，他在背书。胶水县的私塾先生总说：“侯家这小子，眼里有股狠劲，将来必成大器。”可狠劲填不饱肚子，有时家里断了粮，他就挖野菜充饥，野菜涩得喉咙发紧，他就边嚼边默背经文，竟也不觉得苦了。十五岁那年，县里选送生员去国子监，先生力排众议推荐了他：“侯庸文章未必是最好的，但那份韧劲儿，国子监该收。”
国子监设在南京，是天下学子向往的最高学府。可对侯庸来说，这里的日子比老家更难。同窗多是官宦子弟，穿绫罗绸缎，食膏粱美味，他却只有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衫，每日三餐不过是糙米饭配咸菜。有富家子弟嘲笑他“寒酸”，他只当没听见，依旧天不亮就去国子监的藏书楼，直到深夜才回宿舍。书楼的管理员见他来得勤，便特许他借抄孤本，他感激得磕了三个响头，此后抄书更勤，指尖磨出厚厚的茧子，墨迹染黑了指甲缝，洗都洗不掉。
二十岁那年，国子监考核，侯庸以“经义通达，策论切要”被评为“高等贡生”，按例可直接授官。可他望着吏部送来的委任状，却迟迟没接。同窗不解：“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你怎地犹豫？”侯庸苦笑：“贡生官职太低，怕没资格为父陈情。”他要等，等一个能让朱元璋听见他声音的机会——考进士。
洪武十八年的春闱，是洪武朝规模最大的科举之一。朱元璋刚平定西南，急需人才充实朝堂，亲命刘三吾为主考官，强调“不拘出身，唯才是举”。侯庸走进贡院时，怀里揣着母亲连夜缝的护身符，更揣着十年积攒的志气。三场考试，他笔不停歇：第一场经义，他引《尚书》“敬敷五教”论孝道，字里行间都是对父亲的思念；第二场论策，他直指“元末吏治腐败致民变”，提出“清吏治、薄赋税、兴教化”三策，笔锋锐利如刀；第三场诗赋，他写“布衣有远志，不敢忘君亲”，情真意切。
放榜那日，南京贡院外挤得水泄不通。侯庸挤到榜单前，从第一名往下找，手心全是汗。直到第二十二名，“侯庸”二字赫然入目！他愣了片刻，忽然蹲在地上，捂住脸无声地哭了——不是喜极而泣，是想起了福建的父亲，想起了灯下的母亲，想起那些嚼着野菜背书的夜晚。
考中进士的侯庸，被选为吏科给事中。这官虽只是从七品，却能在朝堂上发言，能直接给皇帝递奏折。上任第三日，早朝刚毕，侯庸便跪在丹墀下，双手高举奏折：“臣侯庸，有私事冒死上奏！”
朱元璋正准备退朝，见是新科进士，便让太监接过奏折。读罢，龙颜微动——奏折里，侯庸没说自己的功劳，只讲了父亲充军的缘由（不过是为乡邻代赔官粮逾期），说自己“寒窗苦读，非为功名，只为救父”，恳请“以臣之职，赎父之罪”。满朝文武都屏住了呼吸，谁都知道，洪武律法严苛，“罪官家属不得赎”是铁条，这年轻给事中怕是要触怒龙颜。
朱元璋盯着侯庸看了半晌，忽然问：“你可知，以职赎罪，不合律法？”侯庸叩首：“臣知。但臣更知，为人子者，不能救父，虽居高位，何异于禽兽？若陛下不准，臣愿弃官，代父充军！”声音不高，却字字铿锵。
朱元璋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幼年失怙，父母死于饥荒，连块葬身之地都没有，对“孝”字格外看重。他起身走下龙椅，扶起侯庸，见这青年虽瘦弱，脊梁却挺得笔直，眼里没有谄媚，只有恳切。“朕治国，法为纲，孝为魂。”朱元璋朗声道，“你父罪非十恶，你又有孝行，朕破例一次！不仅赦你父，还赐驿马，让你亲自去福建接他！”
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南京城。百姓涌到街头，就为看一眼这位“以官赎父”的孝子。侯庸谢恩后，连官服都没换，骑着驿站的快马就往福建赶。从南京到福建，千里迢迢，他白日策马，夜里借宿驿站，靴底磨穿了，就用布条裹着脚走；干粮吃完了，就啃路边的野果。行至闽赣边境，遇上暴雨，山路泥泞，马滑倒在地，他摔断了肋骨，却只让驿站的郎中简单包扎，咬牙继续赶路。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一日到，父亲就能早一日脱离苦海。
福建的卫所里，侯父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听闻儿子来接，起初以为是幻觉，直到侯庸扑到他面前，哭喊“爹”，他才老泪纵横，父子相拥而泣。归程走得慢，侯庸雇了辆驿车，每日亲自为父亲擦身、喂药，怕父亲颠簸，就把自己的被褥铺在车底板上。途经浙江衢州，有百姓听说这是“侯孝子接父”，纷纷送来食物衣物，侯庸一一谢绝：“陛下已赐恩，不敢再扰百姓。”
回到南京，朱元璋特意召见了侯父，见他虽苍老却精神尚可，对侯庸道：“你不仅救了父亲，更给天下人做了榜样。朕让你在吏科多历练，将来委以重任。”
在吏科给事中任上，侯庸没辜负这份信任。他不像其他言官那样专挑细枝末节弹劾，而是专盯“关乎民生”的大事。洪武十九年，河南大旱，地方官却上报“五谷丰登”，请求嘉奖。侯庸得知后，微服私访河南，见赤地千里，百姓易子而食，回来后捧着灾民的草根树皮，在朝堂上哭奏：“臣若不言，便是欺君害民！”朱元璋震怒，当即罢免了河南巡抚，命侯庸督办赈灾，他雷厉风行，调拨粮草，严惩克扣赈灾款的官员，河南百姓都称他“侯青天”。
这般才干，自然逃不过朱元璋的眼睛。洪武二十一年，侯庸被提拔为吏部侍郎。吏部是“六部之首”，掌天下文官任免，权力极大，也最容易滋生腐败。侯庸上任第一天，就在吏部大堂立了块木牌，上书“三不”：不私受一钱，不私用一人，不私改一例。
有一回，开国勋臣汤和的侄子想谋个知府的缺，托汤和的管家送来百两黄金。侯庸指着木牌，对管家说：“汤公是开国功臣，更该知法度。你家公子若有真才，可参加吏部考试；若无才，就是送来一座金山，也休想。”管家悻悻而去，汤和得知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对朱元璋说：“侯侍郎守正不阿，是吏部的福气。”
洪武二十二年，吏部尚书致仕，朱元璋让侯庸“代掌部事”，实际上成了吏部的“当家人”。当时朝廷要选派一批府、州、县官，候选者达数千人。侯庸创新考核之法：先考“策论”，看施政理念；再考“实务”，让他们写一份“治县策”；最后面试，问“若遇灾年，如何安民”“若遇豪强，如何执法”。有个叫王兴的举人，策论平平，却在“治县策”里写“开渠十丈，可灌田千亩”，还画了详细的图纸。侯庸见他务实，便破格提拔为华阳县令，后来王兴果然在华阳修了水渠，百姓感念其功，名之“王公渠”。
三个月下来，侯庸选拔了三百余名官员，朱元璋抽查了十余人的政绩，个个称职，不禁赞道：“侯庸选才，如持衡器，轻重不差分毫。”《明太祖实录》里，收录了朱元璋给侯庸的谕旨：“吏部乃百官之枢纽，朕托你，如托国也。”这份信任，在猜忌心极重的洪武朝，实属难得。
可官场从来不是清水潭。洪武三十年，发生了著名的“南北榜案”：刘三吾等考官录取的五十二名进士全是南方人，北方举子联名告状，说考官偏袒。朱元璋命侯庸复查，他审阅试卷后，发现北方举子的文章确实不如南方，但刘三吾等人在阅卷时，确实有“南人轻北人”的倾向。有人劝他：“刘阁老是陛下亲信，不如含糊其辞。”侯庸却道：“考官不公，便是欺罔天下举子。我若不言，何以对天下读书人？”他如实上奏，既指出北方举子文章欠佳，也弹劾刘三吾“失察”。朱元璋最终重审，录取了六十一名北方进士，刘三吾被流放，而侯庸因“秉公直言”，未受牵连，反而更受倚重。
侯庸的晚年，史料记载不多，只知他在洪武末年致仕归乡。离京那日，吏部的官吏、他提拔的官员都来送行，有人送金，有人送银，他一概不收，只带走了一箱子书和几件旧官服。回到胶水县，他教书育人，修桥铺路，从不提自己在朝的功绩。
去世后，侯庸葬在故乡的山坡上，百姓自发为他修坟立碑，称“侯侍郎坟”。他的后裔迁居附近的村落，村名渐渐从“后戈庄”变成了“侯哥庄”——“哥”在胶东话里是“尊敬”之意，这名字里藏着乡亲们对他的念想。如今，平度市后戈庄村的老人，还能指着村后的山坡，讲起那位“以孝救父、以廉治吏”的侯侍郎故事。
从胶水县的寒士，到南京城的名臣，侯庸的一生，没有开疆拓土的功业，没有著书立说的盛名，却以“孝”立身，以“廉”从政，在洪武朝的风云变幻中，活成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见了孝心的滚烫，照见了官德的清辉，也照见了——寻常人的坚守，亦可成为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