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谣（小说）

暮春的大别山，晨雾总带着草木初醒的味儿。我撑着竹筏行至河心，望见岸畔两个藕色身影正在烧纸钱。待竹篙拨开薄雾，才认出是顺芝和顺茹两姊妹。她们身后那座坟茔已长出细草，碑上“徐公明义”四个字被露水浸得温润。

“青伢子哥。”顺芝将黄纸撒进火堆，火星子窜起来惊飞了山雀，“爹昨夜托梦说想听川江号子。”

我攥着浸透汗水的竹篙，忽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黄昏。徐佬背着褪色的军挎包站在供销社门槛上，中山装第三个纽扣永远系得端正。他左耳那道残缺的轮廓在夕照里格外分明，据说是淞沪会战被弹片削去的。蔡大婶的缝纫机在里间哒哒作响，像是给山里的光阴打着拍子。

记忆如山涧的漩涡，将时光卷回1953年谷雨。

全镇人都挤在码头看徐佬给酒缸封坛。他双手稳稳托起陶瓮，臂膀还留着抱枪的架势。“徐主任！”卖豆腐的张婆挤上前，“这四川来的酒曲子可香得睡不稳觉咧！”徐佬用棉纱蘸着桐油细细涂抹坛口，额头伤疤在夕阳下泛着光：“要得嘛，赶场天请大家吃醪糟。”

那时节他刚娶了蔡大婶。新娘子过门那日，三十八岁的汉子竟躲在银杏树下抹眼泪。我蹲在墙根数喜糖，听见他对杜鹃花喃喃：“打完仗…总算有家了。”河滩上的青石带着大别山特有的石英闪光，映得他眼角泪花晶亮亮的。

缝纫机的哒哒声忽然在记忆里转急。

腊月的夜，寒风砭骨。村口新刷的标语还带着石灰味儿，“割资本主义尾巴”几个字在月光下白得瘆人。蔡大婶扶着布料的手在缝纫机哒哒声中微微发抖，针脚比平日密了三成——供销社的蓝布窗帘早换成了粗麻布，可窗缝里仍漏进批斗会的口号声。油灯把徐佬佝偻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他正把供销社的账本一本本塞进灶膛。“他们说我偷酒。”火苗舔着他花白的鬓角，“酒缸裂缝子，我拿米汤糊过三回…”

翌日他戴着纸糊的高帽游街时，目光还像当年在战壕里那般直愣愣的。经过我家漏雨的茅棚，他突然踢飞了块石子：“青伢子，好生读书！”

那年三十下午，他猫着腰钻进我家灶房。五斤野猪肉“砰砰”地落在案板上，惊得母亲直作揖。“莫声张。”他转身时棉袄肘部的补丁擦过门框，像片枯叶挂在蛛网上。我注意到他望着西南方的眼神空茫茫的，像是要望穿千山万水，回到他梦里的巴山蜀水。

山风把纸灰吹成黑蝶，顺茹的声音将我拉回竹筏。

顺茹摆弄着智能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老姐，抖音上说这种老军功章能上鉴宝节目哎！”

顺芝用围裙仔细擦着那个弹孔里长着兰草的搪瓷缸，嗔道：“莫瞎说！爹的物件，就该在娘机子里收着。那会儿…”她突然噤了声，只默默看了眼父亲的坟头。

我鼻腔里忽然涌起1978年秋天的铁锈味。那时我刚考上县高中，每周末沿着山道走四五十里路回校，顺芝总在银杏树下候着。有时是包着体温的熟鸡蛋，有时是夹着肉松的烙饼。有回她突然抓住我手腕，把带着栀子花香的手绢塞进书包——绢角绣着朵小小的栀子花：“爹说男儿家兜里不能空。”蔡大婶的湖北方言不知何时已染上了川音，在晨风里软软地飘着。

河水在筏底咕咕作响，我想起徐佬最后一次摆龙门阵。他坐在河滩青石上，望着雾蒙蒙的西北方：“成都府外有片油菜花，开起来黄澄澄的，比大别山的油茶花闹热。”暮色把他眼里的长江与淮水揉成一团金雾。

临终前夜，他突然要喝醪糟。顺茹端着陶碗过来时，听见他正用蜀地土话哼唱：“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嘶哑的号子惊起檐下燕雏，扑棱棱撞进月光里。

2000年惊蛰，顺芝终于要带父亲的魂魄归乡。临行前，她忽然递给我个蓝布包。打开是徐佬那本边角磨破的《千家诗》，扉页夹着张泛黄的婚书——蔡大婶的名字旁，印着个鲜红的指印。

“爹不识字，”顺芝的蓝头巾在风里飘成云朵，“娘说这是她这辈子绣得最周正的花样。”

布谷鸟在山谷里啼叫时，我正在都江堰的油菜花田里遇见顺茹。她举着数码相机拍流云，镜头忽然转向我，惊喜地喊道：“青伢子哥！爹的军功章找到了！在搪瓷缸的夹层里！”

金黄的菜花浪头涌向天际，恍惚间我看见徐佬站在云影里，第三个纽扣依旧系得周周正正。

竹筏靠岸，顺茹往我手心放了颗山杏。她眉眼弯成月牙：“姐在成都开了家火锅店，招牌是醪糟汤圆。”对岸传来修缮老屋的敲打声，一声，一声，像蔡大婶的缝纫机针脚，把巴山的云、蜀地的雨、大别山的晨雾，都密密缝进了这片土地的肌理。我望着徐佬坟头那株新栽的松树——树皮还泛着青，枝梢却已冒出三两根新芽——忽然明白，有些乡愁终会落地生根。就像这大别山的层峦，看似缄默，却把每代人的悲欢，都化作了自己沉默的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