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小人物

一般人说起《水浒传》，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水泊梁山的好汉们“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快意恩仇，作者的微言大义也主要通过这些大人物的故事来展现与隐喻。然而，《水浒传》全书共写到了七八百号人物，除了那些英雄好汉，以及人神共愤的反派人物之外，还写了大量属于芸芸众生的小人物。有些小人物在小说中提到了名字或者姓氏，更多的小人物只是一笔带过，甚至只是作为背景性的存在。好汉们在动荡艰难的生存环境之中，至少还有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勇气和能力，还有机会彰显一下自己活泼泼的生的意志，而小人物们却只有蝼蚁般的委屈求全，正可谓——这次第，怎一个“惨”字了得。然而，恰是这些蝼蚁般存在的小人物，更加清晰地将北宋末年普通百姓悲惨的境遇逼真地呈现了出来，令人感慨万千、不能自已。《水浒传》固然主要是为那些梁山好汉作的大传，同时也为这些一直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们作了小传。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些小人物的遭际与命运，恰恰是北宋末年动荡不安的历史的缩影，他们的命运，映射的正是这个世界普通百姓的生存困境。

那么什么样的人物才算是“小人物”？按照梁归智先生的说法，有两个标准。其一，他们不是全书主要的描写对象，他们每一个人在小说中所占的篇幅极小，作者的主要精力并不在这些人物上面，他们只是作为配角、作为背景而存在。大人物们的某段故事结束了，小人物自然也就完成了使命，下一段故事又会出现新的小人物。其二，他们在小说中的阶级与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属于受苦受难的穷苦底层，无权无势、穷愁潦倒，是属于这个社会“二八”之分中占绝大多数的“八”的那一部分。《水浒传》中的小人物可谓多矣，在一篇文章中没有办法对所有小人物都进行讨论。本文将这些小人物主要分成了十类，分别以几个具有代表性，同时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小人物作为样本，对于小说中小人物们的遭遇给予尽可能辩证的解析。

第一类，以著名的牛二为代表，可以称之为被压迫的暴躁底层。

牛二是京城有名的泼皮破落户，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所谓无理闹三分，有理不饶人。谁不小心招惹到他，他就一直纠缠到底，不折磨到对方破财消灾的地步绝不罢休。小说是这样写牛二的出场的：“街上的人都一边喊：‘快躲开，大虫（老虎）来了。’一边跑入河下巷内去躲......”杨志因为是外地人，并不知道街上还有所谓的大虫，正纳闷呢，结果就被牛二缠上了。在试了砍铜剁铁、刀口不卷，吹毛得过之后，牛二对于宝刀有了觊觎之心，于是耍出自己的无赖本性，想白白地将宝刀据为己有。

牛二道：“怎么个杀人刀上没血？”

杨志道：“把人一刀砍了，并无血痕，只是快。”

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

杨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杀人？你不信，取一只狗来杀与你看。”

牛二说：“你说的是杀人不见血，没说杀狗不见血！”

杨志不耐烦了，“你不想买就拉倒，胡搅蛮缠干什么？”

牛二一把揪住杨志，“我偏要买你的刀！”

“你要买，拿钱来呀。”

“我没钱！”

“没钱你干么揪住我？”

牛二耍无赖了，“我就要你这把刀！”

“我不给你！”

杨志挣开身子，顺手一推，把牛二推了一跤。牛二爬起来，嘴里说着，“来呀，是好汉就砍我一刀。”一边就来夺杨志手里的刀。

杨志气极了，牛二又拳打脚踢。杨志便对众人叫道：“大家都看见的，我杨志没办法才在这里卖刀，这流氓不讲道理要抢我的刀，还打我！”

牛二说：“打死你又怎么样？”说着又是一拳。打得杨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时性起，先在牛二脖子上抹了一刀，接着又捅了两刀。牛二一命呜呼。

令人似乎有些意外的是，京城长官审问杀人后自首的杨志，听说他杀的是一个泼皮无赖，就没有难为他；那些押牢、禁子、节级居然也不敲诈他，反而十分照顾他；街上的老百姓更是大喊“杀得好”，一起凑钱给杨志买好吃好喝的，还帮他打通关节、疏通关系。定罪时，推司在文书上写道：“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一桩激情杀人案，轻轻判定为“误伤”。可见牛二这类人，从官府到百姓，从路人到亲人，都将之视为“烂人”“垃圾堆”“臭狗屎”。

牛二很有些小聪明，他会耍赖、斗狠，但是绝不会犯大错；他会欺负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与无依无靠的外来者，却绝不会招惹官宦权贵。所谓损人利己的小事不断，犯罪杀头的事情不干。即便关在牢里几天，牛二只当是体验了一把生活，还省却了自己找饭食的麻烦，官府对于此类泼皮无赖也是头疼不已。这也许就是牛二死了，大家都选择包庇杀人犯杨志的原因所在。像牛二这样的地痞流氓，几千年来从未绝迹，即便当下依然绵延不绝：寻衅滋事、胡搅蛮缠、好勇斗狠、欺软怕硬。

然而，牛二们其实并非天生如此。他们身上的暴躁与恶行，是社会压迫下底层人内心扭曲的一种变态的体现。他们也是可怜可悯的底层穷苦人，是生存的艰难导致他们对社会产生了极度的不满，而这不满又没有合理合法的宣泄渠道，于是他们将愤怒发泄到了更弱小的群众身上，最终形成了底层人相互伤害的悲剧性局面。原本这个社会受压迫的大多数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摆脱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而不是挥刀向更弱者寻求一种短暂的代偿性的满足。牛二遇到杨志的时候，杨志恰恰沦为底层，且还是个外来户。牛二的无理取闹与一再挑衅，并非纯粹的出于个人十足的恶念，是长期压抑的无助与愤怒的一种爆炸性的释放。牛二最终死于杨志的刀下，成了封建社会中无数无名小卒命运的缩影——阶级压迫的受害者、社会矛盾的牺牲品。牛二当然可恨，同时也可怜。

鲁提辖打死的郑屠，可谓扩大版的牛二；鲁智深在大相国寺教训收服的那群泼皮无赖，也可以算是缩小版的牛二。

第二类，以富安、陆谦为代表，可谓主子的帮闲与帮忙。

官宦富贵人家的主子，是需要帮忙与帮闲的。能够给主子帮忙与帮闲，是能获得巨大的收益的，因此，这个社会愿意，甚至削减脑袋想给主子帮忙与帮闲的，大有人在。如果说良善有为的主子要干一番事业，更需要的是帮忙的人，那么像高衙内这样为了达到自己能享受富贵可以不择手段的花花公子，需要的只是帮闲。帮闲也有层次：高层次的帮闲是陪着主子琴棋书画，要求比较高，一般人是做不了的；层次低的帮闲，就是陪着主子吃喝嫖赌，顺便狐假虎威欺负百姓、调戏良家女子。富安就属于高衙内身边低档次的帮闲。高衙内调戏林娘子不成，心中郁郁不乐，更顾忌到林冲是武功了得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如果没有人挑唆与鼓动，郁闷一阵子，也许过一段时间又有了别的新鲜玩意儿，事情也就过去了。

然而，富安这个“干鸟头”出现了，走近闲坐的高衙内，说道：“衙内近日面色清减，必然有不悦之事。”“衙内是思想那双木的。”“他现在帐下听使唤，怎敢恶了太尉？轻则便刺配了他，重则害了他性命。”在坚定了高衙内占有林娘子的决心之后，又替他设计了占有林娘子的计谋：“门下知心腹的陆虞候陆谦，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内躲在陆虞候楼上深阁，摆下些酒食，却叫陆谦去请林冲出来吃酒。教他直去樊楼上深阁里吃酒，小闲便去他家对林冲娘子说道：‘你丈夫教头和陆谦吃酒，一时重气，闷倒在楼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赚得他来到楼上。妇人家水性，见了衙内这般风流人物，再着些甜话儿调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闲这一计如何？”

陆谦与林冲打小就是朋友，林冲对陆谦还有恩。也正是把他当作真朋友，后来陆谦叫林冲出来吃酒的时候，林冲才会出来。然而，富安提出的劫掠林娘子的计划中，需要陆谦帮忙。陆谦听了计划之后，书中这样描画他的反应：“陆虞候一时听允，也没奈何，只要衙内欢喜，却顾不得朋友交情。”也许对于陆谦而言，作为同学的林冲混得比他要好，心里早就存有芥蒂。如今帮助了高衙内，一方面可以使自己攀上高太尉，日后的腾达就有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另一方面能够让比自己强的人瞬间不如自己，心里的快感也是足以爆棚。被人骂“恩将仇报”又如何，实实在在的荣华富贵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富安与陆谦，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林冲，最后终于在草料场为自己的不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富安与林冲之间并无交集，陷害林冲可让自己获得好处，虽不地道，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陆谦的害林冲，真的显得太积极了些。一个人禁不住诱惑，尚情有可原，生活中能够自觉抵制各种诱惑的人很少，而主动害人就显得太过分了。当然，当我们在谴责陆谦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反躬自问，在同样的处境之下，我们能否做的比陆谦好？比富安好？当恶霸主子的帮忙与帮闲，最终自然不会有好下场。最后这两人的结局是这样的：

“林冲从山神庙突然出现，三个人，差拔、陆虞候、富安吓得慌了手脚，走不动。林教头先捅死了差拔，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只一枪，戳倒了。

随后林冲用脚踏住陆谦的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便去陆谦脸上搁着，喝到：‘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甚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陆虞候没忘了争取活命的机会，说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

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

诚如林冲所言，“怎不干你事？”周边环境再恶劣，至少可以选择不作为，或者将枪口上移一点点？！陆谦显然没有这个意识，他想到的是将林冲的苦痛与人头，砌成自己往上攀爬的踏墩。

王四，是史进庄上的一个庄客，“颇能答应官府，口舌利便，满庄人都叫他赛伯当。”所以颇受史进的重用，成了史进的帮闲。中秋节快到了，史进让他去给少华山的头领们送信，请他们下山喝酒。不想因为贪杯，将书信弄丢，被李吉捡到后告密给官府。如果丢失书信后及时告知主子，或可有办法躲过此事，但因为没有及时说，结果事发后，被史进一刀砍了。固然有错，王四死得着实有些冤。

唐牛儿，还只是一个孩子，小说中他经常得到宋江的救济，因此当宋江杀人后被阎婆骗到官府门口，要官府的人来抓他时，唐牛儿想办法放跑了宋江。官府的人有意包庇宋江，就抓住了唐牛儿作为替罪羊。可怜的一个小孩，因为替人帮闲或者帮忙，卷入了案子之中，弄了一个流配之刑。

无论是主子的帮忙或者帮闲，也无论所侍奉的主子是恶魔还是英雄，无论做的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最终的结果，这些小人物要么被主子砍了，要么被主子的敌人砍了，结局如一。

第三类，王进，失意者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样板。

王进出生于东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其父亲王升棍棒使得好，吸引了许多人慕名前来拜师学艺。在父亲的调教之下，王进武艺高强，最终获得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职位，与林冲一样。王进平日里为人豪爽，与同事关系融洽，原本与林冲一样都应该有美好的职业前景。然而，新上任的太尉高俅，此前在街上混的时候，也曾向王进的父亲学过棍棒。因为技艺不精，在一次演练的过程中，王升曾经将高俅掀翻在地，使得高俅牢记在心，并暗中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找机会报复。当上太尉的第一天，睚眦必报的大人物——小人高俅，就到禁军巡视准备报仇雪恨。得知王进居然请假了，直接将其抓到跟前，骂了一通之后还不解气，准备将王进打一顿，好在禁军中多人求情，才算是逃过一劫。眼看未来的日子没有任何光亮，回家跟母亲商量之后，决定立刻逃离这是非之地。在巧妙地支走眼线之后，成功地逃脱了高太尉的魔爪，从此过上了流亡的生活。如果说小说刚出场的时候，王进还算不上是小人物的话，那么逃离东京隐姓埋名的王进，就完全符合本文所谓的小人物了。王进的遭遇告诉我们，一般的普通百姓，哪怕是靠自己的努力拥有了一定的地位，也会因为社会中的权力斗争，以及官场的倾轧迅速沦为底层，成为弃儿。

王进这一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其实暗示了我们在那样一个糟糕透顶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想要保全自身的唯一途径——大隐隐于市。王进并不是水泊梁山上的好汉，小说开头出现一下之后，除了在史家庄的一段经历，之后完全淹没了。史进曾经去找过他也找不到，甚至连读者读到后来差不多也忘了有这一个人物。然而，王进身上有着远远超越那些天罡地煞的地方。

首先，王进对于人性“恶”的把握可谓洞若观火。当他发现自己曾经得罪过的高俅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之后，毫不犹豫地下定了跑路的决心。作为一个普通百姓，靠自己的本事混成体制内有一定地位的教头，有多么的不容易。王进在出逃的路上，遇到史太公这样面慈心善的老人询问，也是警惕在心：“小人姓张，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钱，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其次，王进做事细腻周全，做人不偏不倚。高俅上任第一天就找了王进的麻烦，后来王进与母亲商量了之后，准备逃离。然而，他的身边有两个下属，不知是人是“鬼”。即便是“鬼”，王进也明白，人家在高俅底下做事，更多的可能也是身不由己。于是，王进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想办法照顾好每一个人。

“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入来，吩咐道：‘你先吃了些晚饭，我使你一处去干事。’张牌道：‘教头使小人那里去？’王进道：‘我因前日病患，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庙祝，教他来日早开些庙门，等我来烧炷头香，就要三牲献刘李王。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答应，先吃了晚饭，叫了安置，望庙中去了。当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又装两个料袋袱驼，拴在马上。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进叫起李牌，分付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

王进一前一后差二人，消除二人的怀疑，给自己留下了逃跑的足够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二人确实不知道王进要跑路，而“二人首告，免其罪责”，他俩的生命得以保全。因为对于王进来说，他俩实在是无辜之人，应该保全他们的生命。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王进品格高贵，有着对于善良的执着。在小说中，有太多的人由于被贪官污吏欺压、被生活的苦难欺压，最后都变成了冷血机器，梁山上许多英雄好汉，都是这样的，比如武松，比如张青夫妇。然而，王进，尽管对于人性人世看得清清楚楚，自身遭遇也不可谓不悲惨，却依然坚持对这个世界保持一份温情。甚至，在投奔梁山成为当时遭受欺压的男人们盛行的风气的状况之下，王进依旧没有选择上山落草。他不是没有本事、不够资格，经他调教本事大增的史进就是梁山好汉，而是他有着对于良善的坚守！

第四类，张三与李四，丛林社会无辜的牺牲品。

此处的张三与李四，不是大相国寺最后被鲁智深收服的泼皮无赖头子；也不是与阎婆惜私通，最终导致阎婆惜被杀、阎婆饿死、宋江被逼上梁山的张文远，张文远别名也叫“小张三”；当然更不是宋江，宋江被歹人劫持的时候，也会自称“张三”。叫张三或者化名张三的人这么多，可见，张三李四的名字，特别的具有普普通通的底层小民的色彩。而其命运，似乎总是牺牲品的角色。即便是宋江，叫张三的时候差点就成了强人做醒酒汤的材料，只有叫回本名，人家才纳头便拜。

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之后，在各方力量的斗智斗勇之下，成功地逃脱，去往水泊梁山。林冲杀了王伦，晁盖等人在梁山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然而，官府还是需要解决后续事宜的。在明明知道真正的案犯是谁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办法将案犯捉拿归案，而案件又需要有一个看起来能够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的解决方法。于是，在打探到两个无辜小民张三与李四，恰好于生辰纲被劫的时候，路过事发地点，于是将他们抓捕归案，认定他们就是劫走生辰纲的强盗。可怜的张三与李四，哪有能力为自己辩解？即便有能力辩解，官府打定主意让他们背锅，辩解又有何用？最终，两人被凌迟处死，成了这大鱼吃小鱼的丛林社会无辜的牺牲品。

在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社会，普通的小老百姓，无权无势带来的后果就是既要承受生活本身的困苦的折磨，还要遭受一拨拨的权力掌握者施与的无可遁逃的欺压。即便老老实实地做个良民，遵纪守法，不参与任何违法犯罪地行为，也会因为“被需要”而成为替罪羊，而丧命。

其实，杨志押解生辰纲时率领的那支挑担的队伍，他们也都是张三与李四。写到这群张三李四的时候，作者不仅写出了他们的悲苦，也写出了他们的可恨之处。杨志为了保证生辰纲的押解不出问题，专门违背常识打发大家赶路：阴凉的时候不走，偏要太阳最大的时候走；白天不走，偏要晚上无人的时候再走；好好的大路不走，偏要挑偏僻的小路走。这些兵士当然遭受的困苦就比正常的送货要多得多，当然心里不愿意。再加上杨志又不擅长做思想工作，口气生硬，动不动就打，自然苦楚更多。这些人的认知水平又不高，被自己的愚昧牢牢地捆缚住，不能真正理解杨志做法的不得已之处，只是觉得杨志是在故意刁难自己。最后生辰纲被劫，天大的灾祸临头的时候，才恍然醒悟到自己之前的昏聩。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这群张三李四们联合起来将责任往外推，推到杨志的身上，说杨志与歹人里应外合谋取了生辰纲，然后去与人家分赃去了。翻脸、污蔑、造谣，无所不用其极。

还可归入这一类的小人物，是前面提到过的唐牛儿。也是差不多旁观了宋江杀惜的案件，至多在宋江逃跑的时候，帮了一点小忙。官府意图包庇宋江，却又要掩人耳目给个说法，于是唐牛儿，一个小孩，就成了被基层执法者用潜规则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的承受者。唐牛儿这个张三或李四，甚至连官逼民反的机会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做，被发配，成了替罪羊。

第五类，何九叔及其妻，老于世故的明哲保身者。

何九叔相当于是殡葬场的老板兼民间仵作，如果查出是非正常死亡，需要报告给官府。他的老婆连姓氏都没有交代，在小说中两人的戏份极少，当然属于小人物。可是小人物却遇到了大问题：被动卷入了武大郎中毒暴亡的事件之后，何九叔既要面对勾结官府无恶不作的西门庆，又要面对即将出差归来势必要查个水落石出的打虎英雄武都头，两边都得罪不起，任何一方不处理好的好，自己都有性命之忧。什么是小人物？就是两股势力发生冲突之时，卷入其中很容易成为炮灰的人。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小人物于夹缝中求生存，没有一点智慧真的很难立足。如何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又不背弃应有的人性和正义；既能好好地活着，又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安宁，何九叔与他的妻子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首先谈何九叔，其可圈可点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处：当面收下西门庆的银子——防止西门庆找其他人来处理这事，也防止自己直接被打击报复。借故不出尸检报告——因为两难，说是正常死亡，等于为虎作伥，自己良心不安；实话实说，西门庆可不是好惹的，正义在官府那里也无法得到伸张，只能咬破舌尖，假装中毒昏倒，自然就没办法出尸检结果了。不亲自去潘金莲家处理武大的善后事宜，不收潘金莲的辛苦费——否则日后武松寻来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去偷武大的骨殖时想好了借口——与武大和潘金莲从无交情，突然过去帮忙显得突兀，所以推说自己前几日买了武大的炊饼，当时没有给钱，如今还不成了，就买一挂纸钱烧给他，算是结清了帐，合情合理。然后借机捡取两块武大的骨殖，连同西门庆给的十两银子藏于一处。武松问他奸夫是谁的时候不说——告诉武松郓哥跟武大一起去捉过奸，让武松去问郓哥。原因有二：首先不是自己亲眼所见，对于武松斗倒西门庆并无把握。

然后，我们不得不提到何九叔的老婆，难能可贵的理智与精明，寥寥数语，将何九叔如何排兵布阵安排得清清楚楚：

“如今这事有甚难处，只使火家自去殓了，就问他几时出丧。若是停丧在家，待武松归来出殡，这个便没甚么皂丝麻线；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烧他时，必有跷蹊。你到临时，只做去送丧，张人眼错，拿了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着，便是个老大证见。他若回来，不问时便罢，却不留了西门庆面皮，做一碗饭却不好？”

将整个事情的各种可能的情况做了全面细致、丝丝入扣的推演，可谓女丈夫！何九叔听了之后，不由得感慨：“家有贤妻，见得极明！”

有人说，何九叔与他的老婆对于整个事情的处理，其目的都只是为了自保，为自己处处留后路，时时想着将自己摘干净，而不是想着为武大伸冤。固然如此，然而，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何九叔与他的老婆只是一个小人物。这个世道大人物做好人都不容易，要遭受各种责难，被人视为异类，而一个小人物要做好人尤其难！况且，人首先得活着，然后才能思考怎么做好人的问题吧？！做好人也需要有智慧，嫉恶如仇也不一定跟恶人硬碰硬。“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说真话，但在不能说真话时，选择不说假话，已经难能可贵！”太多人，连基本的底线都没有守住。相比较之下，何九叔及其妻已经做得足够优秀了。

第六类，洪教头，自命不凡的夜郎自大者。

洪教头，应该是有些本事的。小说中柴进在劝林冲跟洪教头比武的时候说：“此位洪教头也到此不多时，此间又无对手。林武师休要推辞，小可也正要看两位教头的本事。”不能因为跟林冲比武失败，便认为洪教头一无是处。洪教头的品质并不算坏，只是素质、眼界等各方面比较差，最终给人以可恨又可怜之感。

洪教头的可恨之处，主要体现在“四无”：其一，无礼。柴进招待林冲时，洪教头突然出现，“只见那个教师入来，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后被邀请一同吃酒。书中写到：“林冲寻思道：‘庄客称他做教师，必是大官人的师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那人全不采着，也不还礼。林冲不敢抬头。柴进指着林冲对洪教头道：‘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就请相见。’林冲听了，看着洪教头便拜。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却不躬身答礼。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洪教头亦不相让，便去上首便坐。柴进看了，又不喜欢。”其二，无知。洪教头估计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冲的名头，只是以衣帽以及当下的身份看人，圈子实在太小了，见识就颇为有限。无知者无畏，自己提出与林冲比武，最后陷入窘境，不得不离开好不容易谋得的职位。洪教头的圈子很小，似乎也可以说明，他的武艺毕竟也高不到哪里去。其三，无界。根据柴进的叙述，洪教头在庄上的时日并不长，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自己当外人，甚至批评起柴进来：“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上头，往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棒教师，来投庄上，诱些酒食钱米。大官人如何忒认真。”这话固然是贬低林冲，也顺带贬低了庄子的主人柴进。其四，无度。缺乏度量，小肚鸡肠。林冲只是个流放的罪犯，即便柴进再看中对方，林冲也是很快就要走的，不会对自己的地位构成任何威胁。自己在庄上的地位已经树立起来，谦虚一点，大度一点，不至于最后惨败于林冲，然后羞愧地自投庄外去了。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其实，洪教头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想保住自己的饭碗罢了。柴进在洪教头与林冲比武之前，扔出了二十五两白银的彩头，洪教头心里瞬间激动万分，决定为了这一钉银子拼了，可见他原先甚至比武当时的阶层的低下与窘困。林冲，面对所谓的彩头，毫无波澜。可见，两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建立在社会地位之上的眼界的差距之大。在洪教头看来，林冲的出现对于他在庄上的地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容身之所，必须拼了老命也要去保护。也许，洪教头觉得，是他值得柴进付出更多的礼遇，而柴进不应该待林冲比待他还好，心里藏着一股怨气呢。

生活当中，有太多的洪教头这样的人，盛气凌人、目空一切。有点本事，但也不会太有本事。没有本事的，不敢张扬；有大本事的，往往反而比较谦虚内敛。半瓶子醋，往往晃荡得厉害。最终，自然还是倒霉的多！

第七类，燕青，底层出身偶然的幸运者。

燕青，自小父母双亡，卢俊义将他抚养成人，两人名为主仆，实则情同父子，甚至比一般的父子关系远为深厚。虽然燕青跻身梁山的天罡星之列，为第三十六位“天巧星”，然而由于他贫苦的出身，以及哪怕到了梁山之后，依然将自己当作卢俊义的家奴，因此也将其列为本文所讨论的小人物之中。燕青这一生，从一个父母双亡的可怜的孤儿，到成为卢俊义的心腹，再到水泊梁山天罡级别的头领，最后功成身退，圆满地归隐于江湖，是《水浒传》中结局最完美的人。诚如施耐庵自己在小说第七十四回所言：“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技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燕青之所以能够成为偶然的幸运者，原因如下：

其一，燕青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展示自己。冲锋陷阵不是燕青的长处，但是使用弓弩却是他的长处，关键时刻，燕青会扬长避短表现自己。宋江的招安大计，燕青立下汗马功劳，所以东京回来后，燕青得到了宋江的高看，被视为心腹。其二，燕青懂得取舍，做事有分寸。一般男子的特点是难过美人关。燕青知道自己被李师师看上，心生一计，在询问了李师师的年纪后，拜她为姐姐，止住了李师师的邪心，否则招安大计估计难以获得李师师的帮忙。燕青是知轻重的人，梁山泊的前途、兄弟们的命运，远远高于自己个人的儿女私情。施耐庵在小说中忍不住夸赞道：“若是第二个在酒色中的，也坏了大事。因此上单显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其三，更难能可贵的是，燕青知进退，看得清形势。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后，为朝廷平定周边的叛乱。之后，必然是兔死狗烹，燕青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对自己的主人卢俊义说：“小乙自幼随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难尽。今既大事已毕，欲同主人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以终天年。未知主人意下如何？”可惜卢俊义不肯。燕青劝说无效，只能向卢俊义辞行。收拾了一担子金银，趁着茫茫夜色，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之中，江海寄余生。《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对于燕青极尽赞美之辞：“忠其主，敏其事，绝其技，全其害，似有大学问、大经济，堪作救时宰相，非梁山泊人物可比拟也。其过人处，在劝主归隐，......遇艳色而不动心，辞荣禄而甘隐遁，的确是伟男子。”

然而，燕青的成功并非典型的底层人的命运，只是一个异数而已。只是一个偶然，就像买彩票居然中了大奖一样。更多的像燕青一样的底层人，无论本事多高，终其一生也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困顿与无奈，他们作为底层人的命运，早就在别人的设计之中，已经被规定好了。

事实上，小说中的燕青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作为底层，凭借自己的本事能够往上走的人，太有人在，然而真正限制他们的发展的其实是眼界、胸怀，与境界。就比如前文提到的洪教头，也有点本事，否则如何在柴进的庄上居然混上教头的位置，可惜眼界、胸怀不够，最终灰溜溜地被赶了出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再也难以获得。洪教头的底层身份限制了他的境界，从而限制了他的发展。

第八类，李小二，冰凉人世中的一抹温暖。

其实，李小二就是林冲，林冲便是李小二。两个人都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只不过小说中林冲的冤屈是实写，而李小二的冤屈隐藏在字里行间，需要有心人才能体会。林冲被发配到沧州之后，由于柴大官人的关系，行动颇得自由。一日在街上碰到了李小二。小说中是这样写的：“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忽然背后人叫，回头看时，却认得是酒生李小二。当初东京时，多得林冲看顾。这李小二先前在东京时，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财，被捉住了，要送官司问罪。却得林冲主张陪话，救了他免送官司。又与他陪了些钱财，方得脱免。京中安不得身，又亏林冲赍发他盘缠，于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这里撞见。”想要体现林冲的仗义疏财，为什么将李小二设定为一个小偷？如果李小二真的是小偷，林冲不让送交官府，似乎有违于林冲正大光明的形象吧。因此，李小二大概率是被店主诬陷的，而林冲应该经常到李小二工作的酒店用餐，“以先在京师做教头，禁军中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吃酒......”，对于李小二的人品有数，才出手助他。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整部小说中，没有一场官司是公正的。

因此，在沧州相遇，一个是现役的“贼配军”，一个是曾经的“盗窃犯”，李小二且诧异且惊喜，对恩公说道：“自从得恩人救济，赍发小人，一地里奔投人不着。迤逦不想来到沧州，投托一个酒店里，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过卖。因见小人勤谨，按排得好菜蔬，调和得好汁水，来吃的都喝采，以此买卖顺当。主人家有个女儿，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两个，权在营前开了个茶酒店。因讨钱过来，遇见恩人。恩人不知为何事在这里？”林冲说：“我也是受了陷害。”此处有一个“也”字。

到了家里，李小二让妻子与林冲见面，“两口儿欢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没个亲眷。今日得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李小二道：‘谁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说。但有衣服，便拿来家里浆洗缝补。’当时管待林冲酒食，至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来相请。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往来，不时间送汤送水来营里与林冲吃。林冲因见他两口儿躬亲孝顺，常把些银两与他作本钱。”以上种种，在在显现李小二，及其妻子，都绝不像是偷儿。即便是拿过别人的东西，也必然是实在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就像林冲最后杀人，实在是一切生路断尽，被逼无奈。李小二夫妻的知恩图报，给了落难中的林冲难得的一抹人间的温暖。

知恩图报的李小二，心思极为缜密。陆谦等人来到李小二的茶酒店，一边喝茶，一方面吩咐李小二去请差拔和管营一同商议除掉林冲的事情。李小二听出了东京口音就多了一个心眼，听到了“高太尉”就想到了林冲的遭遇，极为敏锐。马上吩咐妻子去偷听，在妻子说叫林冲自己前来认人时，又分析林冲的性子认为不妥。而且想到如果林冲一来，一冲动惹出大祸，会连累了自己以及妻子。这样不但帮不成林冲，反而还要与他一起受祸。后来，才将一切告知林冲，使得林冲在心理上与武器上都做好了准备。

李小二精明机灵，还表现在劝诫管营没有参与对于林冲的暗杀事件中去，或者说将管营从这件事情中拉了出来。李小二跟管营是有不太一般的关系的，表现在他能直接到管营家里请他参与陆谦等人的密谋。此外，李小二的生意开在牢营之前，还颇为顺当，是少不了管营的庇护的。长期的社会经验使得李小二懂得与有权力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的重要性，否则底层小民啥事也干不成。李小二已经与管营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他当然想维持。而他深知林冲的本事，假如管营卷入杀林冲的泥淖之中，很有可能就会被林冲杀死。管营一死，会来一个新的管营，又要重新建立关系，多花钱费事不说，谁知能不能结交得上？到时候生意就很可能做不下去了。因此，对于李小二来说，管营绝不能死。小说中最后去草料场纵火，只有陆谦、富安与差拔，很有可能就是李小二劝阻了管营。可见，已经成为成功的生意人的李小二绝不简单。难能可贵的是，已经深谙处世之道，依然保持着善良，对于自己的恩人林冲还能全心全意，而没有避而远之，甚至落井下石。

第九类，底层被漠视的女人们：金翠莲与林娘子，阎婆惜与潘金莲，王婆与阎婆。

《水浒传》中提及的底层女性人物大约有六七十个，有47位女性没有提到名字，只是一笔带过，剩下有名字有故事的女性十余人。这些女性最大的相同点，就是被漠视。

即便是上了梁山的三位女性大人物，在小说中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漠视的：顾大嫂与孙二娘，根本就是彻底男性化的，被漠视了女性的身份。母大虫，就是母老虎；母夜叉，就是就是雌性的恶鬼。扈三娘，绰号一丈青，而不叫一青丈，也是强调扈三娘首先是女中豪杰，清纯漂亮是次要的。扈三娘还被漠视了作为一个女人所应该具有的人的正常的基本的心理与感情：扈三娘本是扈家的千金小姐，与祝家庄订有婚约。祝家庄与梁山结下梁子，扈家去帮忙。结果，除了扈三娘被梁山好汉捉去，扈家全家上下被梁山灭门。面对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扈三娘居然死心塌地地为梁山卖命，与怎么也不可能真正看得上的矮脚虎王英结婚凑对，完全成了一个没有血性、没有脾气、不会爱与恨的摆设。除了美貌与武艺，其他就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而已。这样的人物建构显然是不可信的，是被极端漠视的产物。

底层的女性小人物，更是被漠视各种正常的作为人与女人的特质与需求。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只有作为母亲的时候，才会得到作家的温柔以待。因为儒家认为孝是忠义思想的基础，且为了张扬孝道，主张“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孝的儿女”，古典作品中很少会指责父母，底层群众的心目中更是如此。小说中的底层女子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她们的生命与各种人身权利都是被漠视的。

首先是金翠莲与林娘子为代表的良善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理想的好女子。金翠莲一家三口来东京寻亲不成，因为有几分姿色被郑屠霸占，不几日厌倦了，还要子虚乌有的三千贯典身钱。这三千贯，如果卖唱的话，金家父女估计需要一辈子。郑屠真是好谋划，既平白得了金翠莲，又让她父女俩为自己赚钱。偶然得到了鲁达的仗义相助，却连鲁达自己也成了被官府通缉的要犯，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无奈出家做了和尚。这其实暗示了金翠莲这一类底层女子摆脱不了被制度设定好了的被漠视的命运。果然，金翠莲后来成了五台山脚下七宝村赵员外的外室，刚开始也许因为新鲜感还能得到赵员外一定的重视，因而鲁达在寺院里也经常得到赵员外的照顾。数个月后，小说中暗示，赵员外也不再给鲁达送吃食了，其实暗示金翠莲已经再次陷入被漠视的境地。林娘子本来应该算是小说中难得的受到重视的女子了，丈夫林冲对她百般呵护，本身的家庭出身也还算不错，其父亲张教头也算是有一定的地位与资产。然而，被高衙内缠上之后，作为丈夫得林冲尽管进行了抗争，最终在考虑到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之后，给予林娘子的是一纸休书！最终还是被他漠视，因为林冲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后来，林娘子以自缢身死进行了控诉，这控诉既是对那个糟糕透顶的世道的，当然也包括对林冲的。

其次是阎婆惜和潘金莲为代表的为了自己的欲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坏”女人。阎婆惜因为父亲死了没有钱下葬，得到了宋江的帮助，其母阎婆让她嫁给宋江做外室。由于宋江不会疼女人，她当然感觉到了被漠视，其实做小三怎么可能摆脱被漠视的命运？在知道了阎婆惜勾搭上了张文远之后，宋江也没有放过阎婆惜，让她自去跟张文远好，而是将她像以前一样只是放着。一个活泼泼炽热热的年轻女子，又不是一件物品？一方面没有认真地对待阎婆惜，另一方面也不干脆放了人家，结果弄巧成拙，反而送了阎婆惜的性命，自己也被迫走上不归路。根源似乎还在于阎婆惜、的被漠视！

潘金莲也是同样的原因。潘金莲不是生来就是坏女人，在张大户家就是因为抗拒张大户的奸淫而被卖给三寸丁武大郎的。武大自然不是潘金莲可意的男人，但在武松来之前，潘金莲基本上是心如死灰的状态。可是武松回来了，潘金莲终于找回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感觉，鼓起勇气加以表白，被武松恶狠狠地教训了一通。她的情感被武松漠视。而之所以跟了西门庆，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在那里收获了被重视的感觉。尽管假设能逃过武二郎的追杀，日子能够延续下去，潘金莲迟早还是要被西门庆漠视的，只不过直到武松报仇的时候，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发生。潘金莲与阎婆惜这类女人，其行固然可恶，其情却是可悯。当然 可怜不能代替可恶，可恶同样不能代替可怜。她们的命运象征了那样一个女性被漠视的社会中，女性小人物以常规手段成为正常人的无望。

第三类是阎婆与王婆为代表的为己谋划的恶毒女人。阎婆是现实主义者，将女儿嫁给宋江做外室，可以说是为女儿好，根子里还是为了自己好，因为只有女儿好了，自己才能好。所以，当她看到女儿对宋江不好也心生不满，还想方设法去弥合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她当然知道自己女儿不喜欢宋江、喜欢张文远，但是跟着宋江，自己才有老年生活的依仗。女儿死了之后，宋江决定给她养老，她依然选择告官，也是现实主义式的考虑之后的选择，女儿都没有了，完全仰仗宋江其实风险太高，不如告官让官府做主赔上一笔钱来得实在。后来宋江逃走了，阎婆就病死了，估计是因为生活没有来源，贫困而死。

王婆比阎婆生活赚钱的本事更强一些，她之所以帮助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相好之事 ，首先是为了自己能够有收益，有大收益；其次也是因为在此过程中自己颇有受到重视的感觉。王婆只是孤身一人，没有丈夫与孩子，谁会去关注这样一个老婆子。所谓的官府与社会，根本就没有为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与出路有任何的考虑，人们只是按照丛林法则自生自灭而已。王婆与虔婆这样的底层老年女性，更是被整个社会所漠视，除了自己为自己争取一点利益，无论合法与非法，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王婆就是有点本事的阎婆，阎婆就是失去本事的阎婆。

总之，小说中的这些底层女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年轻还是年老，有丈夫无丈夫，丈夫是英雄还是无赖，都被漠视，最终逃脱不了一个苦字、一个悲字。

第十类，太公们，作家的白日梦。

《水浒传》中写到了许多太公，绝大多数太公都是知书达理、安土重迁，对人有同情心的好人。王进为了躲避高俅的迫害，带着老母亲出逃，途径史家庄求宿，史太公说：“不妨，如今世上人，哪个顶着房子走哩？”马上安排让庄客准备酒食与住处，且将王母所骑的驴子牵去喂养。当王母夜里心绞痛发作时，史太公说：“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叫他慢慢地将息。”王进正是过意不去，才将一身武艺传给了其子九纹龙史进。

宋江的父亲宋太公似乎更为人情练达。北宋时吏的日子难过，稍有不慎就会被刺配远恶军州，且连累家人。宋太公在宋江当了小吏之后，状告宋江忤逆，然后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其实时防患于未然。后来松江杀惜后，官府来搜查，宋太公拿出文书为全家开脱了关系，此后按排宋江逃亡，并让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宋清陪同。其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所以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出来的决定，颇不容易。后来，宋太公诈死，让宋江兄弟回来，主要是害怕兄弟俩会上梁山成为不忠不义之人。因为有案底，宋江被抓了，判决其间，宋太公花了大量银子疏通，卖得去江州的机会，还专门请押解的公人吃饭，送他们银子，以使宋江路上少受罪。宋太公可谓人情练达，又不失厚道。宋江上梁山后不忘忠君报国，应该跟宋太公的言传身教有着直接的关系，

穆家村的穆太公是穆宏穆春两兄弟的父亲。宋江刺配江州，路遇薛永，给了他五两银子，却得罪了穆春，没有旅店敢留宿，后来就求到了穆太公庄上。穆太公让庄客安排宋江和两个公人去门房休息，并取来饭食招待他们。夜里亲自点火查看打麦场以及庄园各处。宋江大为感慨：“这太公与我父亲一般，件件都要自来照管。这早晚也不肯去睡，琐琐地亲自点看。”穆春吵吵嚷嚷回来，要哥哥去抓宋江和薛永，穆太公教育儿子不要整天打打杀杀，应该积些阴德。此外，还有家中有大难，依然招待鲁智深的刘太公；孔明孔亮兄弟的父亲孔太公，都是宅心仁厚的好人。

当然，也有邓州毛家庄的毛太公不是好东西，解珍解宝接下了登州知府的文书，三日内捕获伤人饿虎。老虎中了他们的药箭，滚到了毛太公的庄园里。毛太公居然贪图赏钱，不但不给老虎，反而诬告解氏兄弟上门抢劫，并上下打点欲置人家于死地。心肠极为歹毒。然而在小说中，毛太公这样的太公毕竟是极少的。

可见，作家是将太公们当作了朝纲混乱、好汉辈出的那个糟糕的时代平民百姓的一个白日梦来写的：有足够的庄园田产足以养活自己一家人，不过问世事，居于乡间远离是非之地。只是，小说中写到这些太公们的下一代，都变成了地痞、流氓、地头蛇、反叛者之类的人，所谓世风日下。最终庄园大多也是被一把火烧的干干净净，暗示了这个白日梦的根本不存在。

如果说，所谓的大人物应该手眼通天、战天斗地、改朝换代的话，那么，《水浒传》中的所有人物，即便是晁盖、宋江、吴用，也都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他们也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命运丝毫没有掌控能力的小人物罢了。有武力智谋者尚且无力，小人物为之奈何？从这个层面而言，《水浒传》似乎又是一部命运之书、宿命之书，揭示了所有的人最终都只不过是芸芸众生而已。

《水浒传》虽然有武打场面，但它却似乎不能称为武侠小说。因为在武侠小说中，武功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比如金庸的武侠作品中，是靠武功的强弱排座次定乾坤。而《水浒传》主要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映，它没有任何的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它只是冷冰冰硬生生地告诉人们，现实很残酷，即使武功再高强，也难以摆脱命运的束缚。

但似乎也不能说《水浒传》就不是一部武侠小说。“武侠”，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物身上的侠义精神。尽管对于丑恶的现实，本事再高也无能为力，《水浒传》里的好汉们的侠义精神却实实在在地闪耀着耀眼夺目的光芒。比如：鲁智深为朋友两肋插刀，朱仝舍己为人，等等。或许，《水浒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它展现的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那些平凡的英雄们，甚至像李小二、各位太公等小人物，为了兄弟情义和正义人情拼死奋斗，而这，恰恰是真正的武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