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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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老房子翻修，要给楼上装一间木板房，需要几扇板壁。农村最实用的，也最不缺的，就是木料，姐在村上转了一圈，找了远朝哥进屋。
远朝哥拎着他那磨得放光、却又沉淀着岁月旧痕的工具箱，在我家堂屋里摆开了架式。工具箱一打开，墨斗、刨子、锉子、凿子全部拎将出来，都是乌沉沉的，一股悠远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连空气中浮动的尘埃都仿佛带着岁月的重量。
他架起马叉，把木料拉上木马，先将木材两头去掉，刮掉树皮，哪里有突起的地方，再用斧子劈平，实在不平，再拿刨子刨一下，一会儿，一截木头便成了光溜溜的木料。
墨斗蓄满了墨色，深沉、神秘，饱蘸一腔心思。墨斗里的墨线一拉出来，木材就有了准头。往后不管过多少年，这些木板都规规矩矩地嵌在墙上，不会歪。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给木匠提弹线，拎着墨线跑得飞快，从那头跑到这头，只是眨个眼的功夫，木匠就会笑眯眯地夸我：“哟，跑这么快啊，我的墨斗还没准备好呢。”然后，我就在大人们鼓励的笑声中再跑一遍。
远朝哥是石板场的老木匠，十三岁拜师学艺，到如今的古稀之年，他的手艺比石板场的石头还要硬，手指比村头老木梓树皮还要粗糙。村上几乎家家都有他的木工品。板斗、风车、椅子、桌子，全出自他之手，闲下来的日子，村人还会互相比一下他的手艺：“我们家那架风车，远朝打的可好了，都用几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半点的损坏。”我们家的木匠一般都是请远朝哥，少时学艺归来的他，18岁开始自立门户，出师后第一次就给我们家打了一整套桌椅。到今天，我们家都还有一把歪脚椅，来人坐上去一晃，母亲就笑：“那是远朝当年出师的头一桩活路，手艺还没稳当呢。”母亲说这话时，满满的自豪。
后来，他的手艺越来越好，我们家的木制家具也越来越多，小到板凳桌椅，大到板斗风车。到如今，都还在完好无损，只是板斗风车再也用不着了，只有任它们堆在墙角，冷眼打量着村上来来往往的日子。
随着村上的木制家具越来越多，远朝哥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除开本村，他还要经常跑到外面邻近的县城乡村，一去就是个把月。
回家后，他会拎着一斤苞谷老烧，找我父亲喝酒：“二叔，俩叔侄喝一个。”父亲摆摆手：“你喝我的酒，我这供销社甑锅刚出的头道酒，”远朝哥就咧着嘴：“我就是来讨二叔的好酒喝的咧。”
母亲炒几个简单的菜，场坝里支张小桌子，远远的炊烟在场坝角那端，若有若无，交替升腾着村庄的烟火家常。一桌人吃得欢畅。两人端着酒杯，我父亲晃晃酒杯，慢悠悠开了腔：“这次出门找了好多钱？”远朝哥举杯，轻抿一口：“二叔，就几百元呢，”又顿了顿：“三个娃儿的学费有着落了。”
父亲点点头：“那也可以哒，你在外面挣钱养娃，玉儿在家打理家务，一家人，只要糊走就行了，莫求太多。”远朝哥勾头，微不可查地点了点：“您说得对，我们一家人能过走就行。钱是挣不完的。”
我们赶着好吃的菜几大口吃完，火急火燎地下了桌，去找家里的猫狗，和它们忙着打闹嬉戏，不知人世艰辛。
第二年春节刚过，传来远朝哥要出门打工的消息。父亲正在整犁铧，开春就要犁田，得有个好工具才行，母亲从隔壁孙家回来，去墙角端了一箕柴，立在阶檐上：“远朝明个要去深圳呢。”
父亲愣住，在犁铧上来回穿梭的手顿住：“他去深圳干什么？”
母亲蹙着眉：“当然是去打工啊，你看这几年，村里出去的向二毛、赵小权，谁不是挣的荷包鼓鼓的。”
父亲叹了一口气：“他自己有门手艺，其实不用出去打工的。”
当天傍晚，远朝哥拎了一瓶酒， 拐进我家，虽是立了春，但倒春寒威力甚大，呼呼的寒风吹在脸上，犹如刀割。母亲炒了满满一桌菜，也是第一次，母亲破天荒地不让我们上桌吃饭，把我们撵去别处，并关上了耳门，让他们两叔侄在屋里喝酒吃菜。
这顿饭，直到夜深人静才散席，玩累的我们早已爬上床，呼呼大睡。也就不清楚父亲和远朝哥聊了什么，只是在第二天清早，起床的我们看着父亲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焉得如同菜园里那些来不及摘，被雪浸霜打过后还挂在枝头的辣椒，干巴、萎蘼。
远朝哥半夜就爬起来去赶车，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的山路，背一个简单的包，同村上那些出门打工的人一样，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去奔赴一场现实与梦想的期待。
父亲的犁铧那年一直用得不趁手。套在牛脖子上的枷担总是被牛甩出来，父亲修了几回，也不知是大了还是小了，只要牛一套上那枷担，它就摇头晃脑，浑身不舒服，不一会儿就甩飞了。左吆喝右吆喝，好不容易把牛和工具弄下田，刚犁两铧，又出了状况，犁铧在田里卷了边，扎不进土里，深度不够，只漂皮划了几下。父亲气得咬牙切齿：“那才见鬼了，往年不就是这副犁头么。”
母亲在旁边默默看着，欲言又止，往年的枷担和犁头，都是远朝哥提前打磨好了才拿来给父亲用的，该上油的地方上油，该修正的地方修正，牛一套上去，都是服服帖帖，安安稳稳的。再或者就是远朝哥直接帮我们家犁完了，牵着牛在门口喊一声：“二叔，您堡上和老屋门口的田犁好哒。”然后一人一牛叭哒叭哒，晃晃悠悠地走了。母亲忙扑扑地屋里旋出来：“快点把牛牵来我给它弄捆壳叶，”壳叶，就是苞谷坨上裹的那层叶子，把苞谷壳叶撕下来，晾干后捆成一捆，带着苞谷的香甜味，是牛最喜欢的干粮。村上人家请人耕田，给牛最好的招待，就是几捆干壳叶。
远朝哥头摆得如拨浪鼓：“不要得不要得，”话音未落，已将牛牵得远远的走了，母亲喊了两声他也不睬，母亲只好折转身，吩咐我：“去背捆壳叶，给你远朝哥家送去。”我不情不愿地爬上吊脚楼，吊脚楼上的几块散木板，木板之间的空隙隔得大，并且承重量很小，一般人不敢上去，父亲平常放壳叶，都是站在梯子上，够手就近放着。不过这可难不倒身轻如燕的我，经常趁大人不注意往这上面溜，躲在壳叶里睡觉，打滚，看小说，这儿一度是我的秘密乐园，往后岁月的一点哲思，一点人生感悟，大抵都是从这壳叶堆里得来。我以为会没人发现，不过现在从母亲吩咐我去拿壳叶来看，大人们应该是知道的。我薅一捆壳叶放上背篓，颠颠儿地去送壳叶，好在路程不远，三分钟就到了。到远朝哥家时，远朝哥和牛还在路上，牛嘴馋，要边走边捞嘴，一路拉拉扯扯，只听到远朝哥的叱牛声，晚霞铺在山那边，漫得整山都是金红，晚风浸在这红里，软得一塌糊涂。穿村而去的清江河半拥半抱，把石板场围在怀里，一河的涟漪坠落，遗一河的珠玉。我呆呆地看半天，一言不发，把壳叶倒在吊脚楼下的牛栏里，转身回家，暮色已来到山边。
隔天，玉姐姐从我家门前过，和母亲讲起那捆壳叶的事：“那才巧呢，我家没得干壳叶，那天不知是谁往我家倒了一捆壳叶，都没听到人打招呼。”我在旁边心虚地低下头，母亲瞟了我一眼，目光威严。那一天，我颇有些自知之明，任何农活，我都抢着做。
总之，我们家的犁田打耙之事，从来都没什么波折。这也让我们误以为，种田嘛，根本没那么复杂，就只要单纯地打窝把种子种下，施上肥料，把它埋好就可以了，再在它拔节时追加点肥料，然后就可以坐等收成，丝毫不知，在种田的前奏里，有很多的艰辛和曲折，心血和智慧，“粒粒皆辛苦”并不单单是指庄稼的发芽、开花和结果，它是包含了种子在来泥土之前，所有一切的心血和付出的前奏。
那年我家的田也是犁得皱皱巴巴的，就像男人理头发时，没剃刮干净，这里凸起一块，那里犁掉一坨，看得别扭致极，母亲别无他法，只好在种庄稼时，用挖锄再细细地翻挖一遍。那年我们家的庄稼也是种的别别扭扭，也不知是田地太多了还是田地犁得不平整，我们家开始种洋芋，村上人家都还没开始，我们家就已动工，呼啦啦一大家人早早地就出坡种洋芋，从清早忙到天黑尽，一天腰都不伸一下，全都扑在田里，即便这样，到后来村上人家洋芋都种完了，我们家还在吭哧吭哧地种洋芋，真不知是怎么了。搞得我们几姐妹满肚子怨气，累死累活地忙了一个冬天，从人前忙到人后，还是那么多做不完的农活。真感觉那漫长的时日，望不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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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父亲对于犁田打耙之事并不擅长，就连简单的织背篓扎扫帚之事都不精通，家里的竹扫帚扫到最后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竹枝子，母亲无法，只得自己唠唠叨叨地去竹园砍些竹枝子回来，中心用一根木棍子固定，再用绳子捆一把竹扫帚，绑得歪歪扭扭，样子难看，好歹能用，即便这样，父亲依然不会去学，至于撮箕背篓的，只能请篾匠。就连犁田，父亲也只能犁一些简单好犁的田地，并且是在别人帮他将工具调整好的情况下才能犁，如果是水田那种高难度级别的，浅耕一道，深耕一道，清水耙一道，浑水耙一道，力度的把握，水量的大小，人和牛在泥沼里配合的默契，这些繁琐而复杂的工序，父亲根本不会。很多年里我想不通这件事。父亲在单位上班，有离开农村的机会，他不走。他种田种得磕磕绊绊，却年年不落。真不知他图什么。
严格来讲，他不是一个地道的庄稼人，除开肩挑背驮，使蛮力的，直白的农活尚可，稍微有点技术含量，需拐弯抹角的犁田打耙，晴耕雨织，父亲就一筹莫展。这在农村，全靠种田为生的家庭来说，颇有些艰辛，然而，对于这些一窍不通的父亲，却依旧固执地种着他的庄稼，侍弄着他的田地，干了一辈子，哪怕有时会因灾年而粮食欠收，会因种子选择错误而误一年阳春，他仍然乐此不疲，干劲满满，从未显露半分的颓废。我曾经一度困惑，并且也曾怨恨过，在单位上班的父亲明明有能力带领家庭摆脱农村，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但他就一门心思往农村扎根，不但自己扎，还想要把我们都扎在农村，却又不知为什么，他一边想把我们摁在田里，一边又拼死拼活供我们读书。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重男轻女严重的乡村，当村里同龄的女孩们老早就嫁人，守着一亩三分薄地，背着孩子一地的柴米油盐时，我们四姐妹还在背着背篓，翻山越岭地去上中专、读高中。即便会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老师点名，撵回家取学费，但父亲依然在咬牙坚持。在当时，绝对是个异类。而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庄稼长得稀稀拉拉，惨不忍睹，收成也就没那么好，因为把买肥料的钱全部给我们交了学费，并被人笑：“人家田里是种庄稼，你们家种杂草，”父母都穿得破破烂烂，我们在学校寄读，每星期自己从家里带米带菜。下饭菜，永远只有炒的焦黄的酢辣椒，没有油，只好在铁锅里翻来覆去，把它生生煎成枯黄，现在，我一看到酢辣椒胃就不舒服。
多年后，在人生之路一番摸爬滚打，我才渐渐明白，父亲固守土地，是在为一个家庭托底，他怕我们生活失败后，撤退时没有后路，一大家人，吃喝拉撒，柴米油盐，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他没有对世界的前瞻性，也无法厘清生活的波谲云诡，只有凭着本能，凭着在土地上终年劳作的经验，觉得只要自己不懒，会种田弄地，在土地上总会刨到自己的一碗饭吃。
父亲不光自己爱好种田，也要带动我们种田，他想将他毕生的热爱传给我们，就像传承一种精神，这是父亲传给我们的江山。可我对于种田的热爱，远不及父亲的十分之一，我害怕在薅草时，翻挖出来一窝蛇蛋，满坡翻滚；害怕在密密匝匝的苞谷林里，手指被附在苞谷叶的洋辣子刺得生疼。更害怕挖出来的蚂蚁，顺着裤腿爬满我的全身。可父亲不以为然，撇撇嘴：“你不晓得拿挖锄打么，”他指的是洋辣子，可那东西只要一经挨身，就疼痛难忍，就算把它打死，自己身上的痛还是在。
相比我这点小痛苦，父亲其实才是那个最痛苦的人，虽不擅长技术活路，但家庭的顶梁柱依旧是他，父亲有点不理解农具，使的是笨拙劲，无法窥晓农具的灵性与意识，也就无法做到人具合一，彼此都觉得别扭。父亲无法，只好日复一日地同它们纠缠，彼此折磨，互不理解。
不会的农活也只有咬牙硬扛，第二年开春，父亲自己把枷担削了又削，犁头垫了块铁皮，总算没再卷边。布谷鸟在高枝上翅子拍得乱响，叫得正欢：“豌豆苞谷，豌豆苞谷，”父亲犁完最后一块地，把犁铧拆下，长舒了一口气，正值春播，芒种打火夜插秧，村上人忙得恨不得不吃饭睡觉，半夜都还在栽秧，父亲紧赶慢赶，总算是没误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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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朝哥凭着他的手艺，很快就在厂里站稳了脚跟，在家具厂当上了技术人员，工资可观。一个月后，玉姐姐拿着一张汇款单，笑盈盈地来到我家：“二叔，您去上班就帮忙把钱取一下。”绿莹莹的汇款单，像田里刚拔节的苞谷苗子。
父亲接过汇款单，自远朝哥出门后，父亲脸上的笑意就明显减少了，现在，父亲在太阳底下眯着眼睛，细细打量一番，嘴角上扬：“要得要得，今个就去给你取。”
玉姐姐用这笔钱买了很多东西，电器、生活用品，一家老小的穿着。在贫困的村里将日子调成蜜。
自那以后，每月，远朝哥的汇款单就会准时抵达，将一家人的生活固定成一种安心与舒适的模式。
远朝哥也把自己的行程固定，每年过年是必须要回的，回来，就大包小包，各种的包，装着各种各样的心意，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来我们家，给我们送礼物。
给父亲送的是瓶装酒，父亲当天就把这瓶酒拿上桌，和归来的远朝哥推杯换盏，父亲问他厂里的事，远朝哥盯着酒杯： “二叔，您说我这手艺，在那边算个什么？”
父亲没接话，给他倒酒。
远朝哥接过来，一口喝完：“人家机器一个钟头出几十件，刨花都不用扫。我刨了一辈子木头，到那边一看，合着我这点东西，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他说完笑了笑，自己又倒了一杯。
父亲看了他一眼：“那你还在那边做？”
“工资高。”远朝哥说：“但也够苦，一般人受不了。待我把三个娃供书完了，就不干了”。
远朝哥仰着头，干一大口酒。
父亲和远朝哥两人又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会，远朝哥怀中突然有叽叽叽的声音响起，他抖抖索索地从衣袋中掏出一块小小巧巧的东西，看了看，递给我父亲：“二叔，看，这是BB机。 “什么东西？”父亲不解，拿起细细端详，远朝哥抓了抓头发：“BB机，就像华子家的电话一样，但比电话差点，不能直接通话，留语音会转到这上面，我看到了就可以回电话。”
村头华子家安有电话，是全村唯一的一部，外出打工的人，每天都有人往他打家电话找家人，为了节省跑来跑去喊人的时间，他家安了一个大高音喇叭，在外打工的人往家里打电话，就在高音喇叭里叫他家人接电话，整天高音喇叭不歇气的叫：“富哥，你姑娘叫你接电话……”，“赵三毛，你儿子叫你接电话……”叫得整个村从早到晚都是高分贝的嗓音，耳朵嗡嗡的，三奶奶烦死了：“未必他们不晓得集中一个时间再一起来打么，”旁边人笑：“那些出去打工的人又不在同一个地方，广东浙江哪里都有，人家怎么统一嘛。”接一个电话5毛钱，不论时间长短。外出打工的人也带动了村里经济的发展，确切地说，是华子一家的经济。当年他就买了一台大彩电。
父亲接过那小巧的BB机，似懂非懂：“你说这点小东西能传话？”远朝哥点点头：“对，你想说什么，它就会转达给我。”
父亲大睁眼睛：“那以后就直接可以跟你讲话了嘛。”远朝哥挠挠头：“那也不得行，它也需要你也有这个BB机，才能对上话。”父亲哦了一声，似懂非懂。我们在旁边看得目不转睛，那小方块黑乎乎的，能装得下人的声音？还能和人对话？想半天实在是想不通。这神秘的小东西甚至让我觉得，我去菜园偷黄瓜吃这样的事，连我咬了多少口，哪条黄瓜没吃完就扔了这些事，它没准儿也知道。这么一想，心里就害怕起来，以后做事多了几分小心，有了几分忌惮与敬畏，敬畏那些未知，却又能窥探我们秘密的一切先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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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年，远朝哥继续南下，父亲今年的犁头用得比较顺手，平日里犁平坦的田块父亲都要两天的时间，但这次不同，父亲用一天时间就犁完了，甚至还放了个早工，犁完田的父亲回到家，太阳还未落土，挂在对门山巅上，要落不落，耕牛驮着一背晚霞，摇头晃脑，神气地甩着尾巴，走得霞光万丈。父亲好心情地跟在后面，泥巴糊糊的裤脚在父亲脚踝边甩来甩去，如同成熟的庄稼，沉甸甸的踏实。父亲掂了掂犁头，朝母亲扬扬头：“好用的得很咧。”
当然好用。今年远朝哥在出门之前，就为父亲校正好了这些农具，并且把我家里的斧子、挖锄，镰刀的把手都换了。父亲拿着这些崭新而又趁手的农具每天在田间地头来来去去，播种着一茬茬的种子和庄稼。父亲的希望也跟着这些种子和庄稼一茬茬地生长、拔节、开花、结果，这些顺手的农具，侍弄出了顺心的庄稼，苞谷籽结得密实、紧凑，稻谷的灌浆饱满、均匀，南瓜在田里蛮横生长，撒泼般滚得满坡满岭都是。粮食成熟时，父亲的背篓打杵在弯曲的山路走了一趟又一趟。风一背篓，雨一背篓，太阳一背篓，月光一背篓，背得父亲咬牙切齿，发誓以后再也不种那么田了。到第二年春耕，他又是化肥又是种子，一丁点田地都舍不得丢，结果，到丰收时又背得咬牙切齿。
我们几姐妹早已成年，并能独自谋生，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粮食。当我们一遍一遍劝父亲不要再种那么多的田时，父亲坐在场坝的木椅上，勾着头，用土剪子剪着他那硬如毛铁的手指甲，一言不发。我们的劝导声被稀释在风里，吹得七零八落。
父亲依旧要忙碌他的庄稼，他的田地。而他挺拔的腰也在一茬一茬的日子里渐渐弯下去。家里的粮食堆得比他腰还高。
花甲之年，弯腰的父亲开始准备他的老房子。在村上，人只要年满六十，就要着手准备自己的老房子，“阎王爷的饭吃一天少一天了”，这是村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不论你的身体还有多么年轻，也无论你有多忙，或者是这一生过得有多潦草，艰难，老房子是万万不可少的，准备老屋是他们后半生的心血。生前的房子可以马虎、将就一点，人间烟雨，只要有一方屋檐，便可遮挡一切。但百年还山之后的房子，藏着一辈人甚至是几代人未知的命运、风水，家族的兴旺，是以一定要准备得隆重而像样。
父亲跑遍了村上卖木材的地方，可是都瞧不起：“那些树材质太差，有的还用杂木板冒充。”父亲忿忿埋怨。
母亲劝慰：“这个东西不能着急，要慢慢谋，也要讲求个缘法的。”父亲别无他法，只好认可母亲的话。
这一挨就到了年底，远朝哥照例回家过年，苦闷的父亲和远朝哥喝酒，讲起此事，远朝哥沉吟着：“二叔，几时我们到我老家的山林里去找一哈，看看有不有合适的。”远朝哥的老家在另一村，深山老林里，说不定就有好木材。父亲点头答应，满心欢喜。
在深山老林里跑进跑出差不多一星期，两人都晒得全身黢黑时，父亲终于选好了木材。几十年的老杉，舒展，大气，纹理清晰，木质清鲜。拉回家，码放在场坝一角晾干。每次从那里路过，我都要盯着看半天，年少不懂生命的消亡苦痛，只有对当下的迷茫和困顿。
等木料晾干，已是第三年，远朝哥特地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安排妥当他的日程后，才开始动工。按远朝哥的想法，他请假的这段时间就可以把老房子打好，剩下的刷漆、边边角角的小事就可以等他放假回来完成。木料架在场坝里，一切准备妥当，父亲放了红包，远朝哥架好墨线，就开了斧，一斧子下去，远朝哥的脸色变了变。父亲凑前来：“怎么样，还好吧。”远朝哥点点头：“还行，没问题。”父亲放下心来，乐呵呵地走了。
打造老房子，村上有讲究，说是木匠开了鲁班眼，能看清里头一些门道，更玄乎的是，据说木匠能看清这棺材主人的阳寿，棺材与主人合不合适。但这是天机，不可泄露。
远朝哥除开吃饭，需要找工具，不再和父亲多说什么，只是闷头劈树皮，刨木板，尽心尽力为父亲打造老房子。父亲一天看几遍，想问又怕触到禁忌，只得欲言又止。
黑房子初具雏形时，远朝哥原先上班的厂子打来电话，要他提前去一趟，说是有个技术不过关，让他去指导指导。当远朝哥迟疑着跟父亲说这件事时，父亲毫不犹豫地手一挥：“去吧去吧，我这个又不得急。”日子长远，就像门前的清江河，长得无边无际，着什么急呢。
远朝哥走的时候，正是四月天，青油油的苞谷苗子已有半人高，长得泼辣辣的，父亲在田里锄草，似乎已经看见了苞谷坨丰收的景象。远朝哥远远地打着招呼：“二叔，我去看看就回来，很快的。”父亲扬了扬手里的挖锄：“去嘛去嘛，没得事。”我拎着猪食桶，忙得满头大汗，一抬头，头顶一层凝重的云。久远的日子在云端里隐着，叫人什么也看不出来。
远朝哥这一去，就被厂里缠着了，老板三天两头地说是模具出问题，让远朝哥给修修，这一修，就修了几个月。
田里的庄稼相继成熟。这一次，父亲没能等到苞谷坨丰收。他只来得及把成熟的土豆背进屋，汗都还未干，就匆忙远行了。匆忙得连背篓都还挂在他身上，一背篓洋芋泼撒在他周围，指甲缝里都是泥污。父亲也没能等到他亲自挑选的老房子，那副泛着苍白的木板，终究是和父亲错过。我们满心悲痛，手足无措，只好借了大爷爷的寿棺来。
大爷爷身材瘦小，寿棺也很小，可又别无他法，只好让父亲束手束脚地躺进了那副寿棺。这件事成了我们心头的一道坎，好多年都迈不过去，总觉得于父亲是亏欠，责怪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早点给父亲做准备。
远朝哥也懊恼不已，他匆忙赶回，将父亲送上山后没多久，就拎来工具箱，加紧打制那副未完工的老房子，大爷爷已是八十几岁的人，就怕哪天一口气不来，得抓紧归还他的寿棺。当熟悉的刨木声再次响起，一卷一卷的刨花散落，我泪如雨下。
远朝哥一手一脚地打好了黑房子，他不放心请人刷漆，又当起了漆匠。刷第一层晾干后，再刷，再晾，反反复复，刷完六斤生漆。当新的老房子打好，红绸铺底，压寿钱、虚合盖，乌黑生漆刷得油光锃亮时，我父亲已去世一年多了。失去亲人的苦痛，让我不忍直视这副宏大阔气的黑房子。远朝哥眼含热泪，长叹一声：“当时就看出二叔和这老屋不合。”我们都沉默了，到底不忍心再追问当年情景。父亲辛苦准备了半生的老房子，到头来，只能归于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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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想起父亲的黑房子，那副狭窄的木头，那个让父亲手脚都不能舒展的老屋，却容纳了父亲一生的风雨与艰辛。人间一场，不值得的事很多，但也有我们倾其一生热爱的事。我想，种田大概就是父亲最热爱的事吧，和人聊天，只要一说起庄稼、田块，父亲就像换了个人一样，侃侃而谈。这时的父亲，是生动，热情的。更多的时间里，父亲是沉默的，沉默得让人忽视。
当年年少，总觉得父亲很窝囊。当打工热潮席卷村上时，村里大部分男人都在寻找出路，有的去城里打工，有的做生意发了财，几年之间，村上一幢幢水泥新房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而我们家，还是那几间矮小的瓦房，灰暗，狭窄。父亲一如既往地守着那几亩薄田，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天还未亮就出坡，天黑尽了还未回。就这，依然只能勉强糊走一家人的吃喝。
远朝哥也劝过我父亲：“二叔，走出去看看，真的有不同的天，”父亲默然，不接话，只闷头喝了一口酒。
那年夏天，我跟他去薅秧苗，太阳犹如毒针，扎得人浑身生疼。脚在水田来来回回，一行一行地踩着，秧苗已至膝高，那些呈刀刃状的叶子锋利，在我腿上划出一道道红痕，泡在水里犹如刀割。正是大中午，汗流如雨，顺着额头流进我的眼，呛得我泪水长流，我红着眼看向父亲，他佝着腰在远处，手扶秧苗，忽起忽落，秧苗把他的身影吞了，又吐出，就像水田里那些弓着身的虾，微小、忙碌。父亲沉浸其间，一言不发，仿佛这一田秧苗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沉默是他唯一的语言，也是他唯一坚硬的尊严。
后来我离开村子，在城市漂泊，定居，偶尔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接。有时让父亲来接个电话，母亲要喊他半天，才姗姗而来，拿起电话也没话说，我问，他答，问什么都说“好”、“嗯”。每次和父亲说话，不超过三分钟，我们便无话可讲，我也只好仓促地挂断电话。日子将父亲的沉默一天天拉长。
唯有一回，那年回家过年。饭桌上，天南海北，东拉西扯一番后，我不知怎么就说起了种田的事。父亲眼睛忽然亮了，他说去年的苞谷品种不行，今年换了个新种，秆子矮，抗倒伏，包谷胡子又长又大。洋芋施了新型复合肥，亩产多了一二百斤。他说这些时，手在空中比来比去，眼睛是亮的。多年后，当我在夜深人静回想父亲的点滴生活时，我才意识到，那是我见过父亲最像他自己的时候。可惜那时我只觉得农事琐碎，敷衍而过。或许，我们忽视了父亲的很多东西，是那种难以理解的忽视。
随着年纪增长，我愈发留恋故乡，想念田里那些青葱的庄稼，想念泥土里那拱来拱去的生命。忽然想起父亲当年说的话：“田地就是我们的饭碗，丢不得。”他信奉这个朴素的道理，用毕生的心血和汗水浇灌、服侍土地，想来，土地也算没有辜负他吧，回馈他满仓的粮食。其实，父亲倾其一生的热爱，不过是想让一家人吃饱穿暖，有前行的力量与底气；而父亲最终的归宿，是与大地同在，与粮食、庄稼同在。
当年父亲入殓的时候，穿着崭新的寿衣，躺在棺材里，手脚并着，但脚头有些微曲。那棺材是松木的，与父亲心心念念的杉木相差甚远。父亲这一生，到最后的归宿，也未能住上他舒心的房子，终究还是要蜷缩着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就像他生前一样。唯有一点，父亲从此可以睡个长长的好觉，看着光阴从暗变明，于父亲而言，以后那永恒的黑暗也是永久的光明。
出殡那天，远朝哥特地站在抬棺的八大金钢首位，他要护送我父亲稳稳当当地上山，就像他为我父亲调了多年的犁头枷担一样，不容有半分闪失。唢呐声起，我跪在湿冷的泥地，看着那口黑房子，它静立在那里，狭窄的空间装满了父亲一辈子的风雨，木板间没有缝隙，没有一丝光亮，几块密不透风的木板，成了我们和父亲的阴阳相隔。
父亲和他的黑房子长眠在屋角门口的那块地里。每年春天，他留下的那些种子落进土里，生根、发芽、抽薹、结果，它们都会替我父亲重新活一次。
活着的我们，依然在来来去去的日子，拼尽全力在这世间辗转奔跑，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学会和这个世界相处，在这个粗糙的世界里让自己坚定地活着。而我，终于在后来的岁月里，也学会了沉默，并在沉默中辨认来自父亲的声音，里面有泥土翻身的声音，有种子破壳的声音，还有，那絮絮叨叨让庄稼长好长快一点的声音，那是一个热爱土地的人对这世间最深的诉说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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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远朝哥也已到古稀之年，早抡不动斧头了，如果不是姐姐请他，换别人他肯定不会答应。我们家的板壁才装了大半，远朝哥已是吃力得很了。刨子使出去，半天回转不来，如一头迟暮的耕牛，脚步蹒跚、迟缓。若是往年，早已去来了两三个回合。一间房屋的几扇板壁，他装了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手艺依然精湛，奈何败给了岁月对他体力的消磨，我们知道他吃力，也没人催他，由着他慢慢倒腾。我想，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展示他的手艺，也是对他过往的木匠生涯的一次重逢，亦或是一次告别。
远朝哥也不种田了，只是养几只羊，带一条老狗，每天在村上转来转去放羊，傍晚，让老狗撵羊回家。还有，他的老房子也早已准备好了，他亲自准备的，听他唠了好几次：“我这老房子远不及二叔当年的一半……”他指的是我们还给大爷爷的那副寿棺。至于有什么说法，我们也没问，都很忙。村上除开老人，已无人知晓他曾经是一名手艺精湛的木匠。不过，石板场那些所有的家具应该还记得他，哪一样不是他的十根指头刨出来的呢。
他依然喜欢来我们家，每次叫他吃饭，他也不客气，桌上坐定，酒杯一端，张口就是：“我和二叔……”低头，眼里似有什么东西沉下去。
晚风轻拍木门，这一刻，恍若父亲披着一身晚霞，正从田间归来，推门而入，与他把酒言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