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双鞋印里的家

昨夜梦里又踩进老屋门槛前的泥地，鞋底沾着的湿土凉丝丝的，像四十多年前那个秋天的清晨。我蹲在灶房门口，看母亲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映着她鬓角的碎发，也映着灶台边摆着的八只粗瓷碗——碗沿都有细微磕碰，是我们姊妹几个抢饭时碰的，母亲总说“凑合用，等攒够钱换”，可这“凑合用”，就凑了大半辈子。

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像被水浸过的棉袄，沉，却暖。父亲是村里大队会计，肩上搭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巾，兜里总揣着个磨得发亮的牛皮账本，那是大队给的“公家伙”，他宝贝得像揣着块暖玉。每天天不亮，他先扛着锄头去村东的地里侍弄庄稼，露水打湿他的粗布褂子，泥块粘在裤脚卷到膝盖的裤管上，像缀了片灰扑扑的补丁；等日头爬到树梢，他又揣着账本往大队部跑，算盘珠子在他手里“噼里啪啦”响，像串撒欢的小铃铛，全队人的工分、粮食收成、牲口数目，都在这声响里落进账本，每一笔都写得方方正正，横是横，竖是竖，像他站在大队部屋檐下给社员们念账时的样子——腰杆挺直，声音洪亮，半点儿不含糊。傍晚回来时，他肩上总扛着点“稀罕物”：可能是从野坡上摘的野枣，红得像小灯笼，分给我们八个孩子，最小的妹妹总被哥哥们让着，能多揣两颗在兜里，走路都小心翼翼护着，怕枣子硌着；也可能是一截光滑的杨树枝，晚上就坐在煤油灯底下，给我们削小木枪、小木偶，八个小脑袋凑在他膝盖周围，连呼吸都轻，怕吹灭了灯芯那点跳动的光，也怕打断他手里转着木头的动作。他削东西时总皱着眉，不是不耐烦，是太专注，木渣落在他的粗布裤子上，像撒了把碎雪，他也不拍，直到把小木枪递到我们手里，才会松快地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干菊花。

有回生产队分粮食，会计的账算得慢了些，几个急性子的社员在门口吵吵，说“是不是藏了私心”。父亲听见了，没急着辩解，只是把账本往八仙桌上一摊，又搬出算盘，“你们点着粮食，我再算一遍，错一升，我从自家口粮里补”。那天他算到月亮爬上天井，算盘珠子拨得指尖发红，汗水顺着额角往下淌，滴在账本上，晕开一小片墨渍。最后算完，分毫不差，领头吵的社员红了脸，往他手里塞了个烤红薯，他却摆摆手，把红薯掰成八块，揣回家给我们当夜宵——那天的红薯，甜得能拉出丝，我们嚼着，他坐在旁边笑，说“做人就得像算账，一清二白，心里才踏实”。

母亲的手好像永远停不下来，像台上了弦的老座钟，转着转着就把日子缝进了针脚里。白天要喂猪、洗衣、给地里干活的父亲和我们送水，铁皮水壶被太阳晒得发烫，她用围裙裹着壶身，一路走一路擦汗，汗珠滴在田埂的泥土里，能砸出个小小的坑；晚上等我们都躺下了，她还坐在炕沿上纳鞋底，油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像个摇摇晃晃的树影。八双脚，要八双鞋，一双双布鞋从她手里递出来，鞋面是染了色的粗布，红的像野石榴花，蓝的像村口的河水，鞋底纳得密密麻麻，针脚里藏着她的算计——老大的鞋要做宽些，能多穿两年，等小的长高了还能接着穿；女孩子的鞋面上，她会用碎布拼出小小的花，虽然不显眼，却让妹妹们在学堂里能悄悄挺起胸脯，把脚往课桌底下伸得更直些。有一回我夜里起夜，看见她还在缝，手指被针扎出了血珠，红得像颗小火星，她只把手指放进嘴里吮了吮，咸涩的味道压下疼，又接着缝，线穿过布面的声音“嗤啦、嗤啦”，和窗外的虫鸣混在一起，成了我童年里最安稳的催眠曲。她见我醒了，抬头笑，眼睛里蒙着层疲惫的雾：“天要凉了，得让你们都穿上厚鞋，不然脚冻得像红萝卜，咋走路？”

我和父亲最难忘的事，总绕着那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那年我刚上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学写毛笔字，握着笔杆的手总抖，写出来的“一”字歪歪扭扭，像条爬不动的小虫子。我急得掉眼泪，把毛笔往桌上一扔，说“不学了”。父亲正好从大队部回来，手里还攥着那个牛皮账本，他没骂我，只是把账本往桌上一放，拉我坐在他旁边。他从灶房里摸出块烧黑的木炭，在地上画了条长长的线，“你看，写字就像我给大队算账，一笔是一笔，不能慌，一慌就错了。你写的‘一’，像不像我算错账时的样子？心里乱，笔就歪”。说着，他捡起我的毛笔，握着我的手，慢慢往下压，“笔尖要稳，就像我拨算盘，得认准珠子，不然总数就差了”。那天晚上，他陪我写到后半夜，煤油灯添了三次油，灯芯烧得发黑，他的眼睛里也布满了红血丝，可直到我写出一条端端正正的“一”字，他才松了口气，从兜里摸出颗硬糖，糖纸都皱了，是大队分慰问品时他舍不得吃留的，“你看，只要沉下心，啥难事都像这糖，嚼嚼就甜了——就像我算完一本难账，心里敞亮”。

母亲给我的温暖，藏在一个漏雨的夏天。那年雨水特别多，老屋的屋顶总漏雨，夜里睡觉要在炕上摆好几个盆接水，“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敲小鼓。有天半夜，我突然发烧，烧得迷迷糊糊，嘴里喊着“渴”，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急得声音都发颤，转身就往外走。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雨帘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父亲去邻村大队对账了，她只能自己背着我往医院跑。她的布衫很快就湿透了，贴在背上，像块冰凉的铁皮，可她把我裹在她的棉袄里（那是她冬天才穿的厚袄，夜里被她翻出来裹着我），一点雨都没淋到我。路上的泥坑很深，她一脚踩进去，鞋陷在泥里，她索性把鞋脱了，光着脚往前跑，石子扎在她的脚底，她也没哼一声，只是喘着气说“别怕，快到了”。到医院时，她的脚底板全是血印子，医生给她擦药，她疼得直咧嘴，却还扭头问我“还难受不？”

再后来，父母走了，老屋也渐渐荒了。可是我总想起父亲坐在煤油灯前算账的样子，算盘珠子响，他的眉头皱着，又慢慢舒展开——那是他给我们撑起的日子，像账本上的数字，平凡，却扎实。每次想起他们，我眼前不是悲伤的画面，而是灶房里的火光、父亲手里的木枪、母亲缝的布鞋，还有饭桌上八双筷子碰在一起的声响——那声响，像一串摇响的铜铃，在记忆里叮当作响。他们没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没留下金银，没留下房产，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家——一个用爱和牵挂织成的家，像件旧棉袄，看着不新，穿在身上却暖得能焐热整个冬天。

如今我常对着晚辈们的八双新鞋发愣，鞋印换了水泥地，可总觉和老屋泥地上的那八双重着影。母亲纳鞋的线香还飘在鼻尖，父亲算盘声仍在耳畔响。他们走了，却把八双鞋印刻成了家的模样——那是血脉里的根，是岁月带不走的暖。风再大，雨再急，想起那八双鞋踩出的窝，心就落了地，知道哪里是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