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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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北山区的宝源阳华山里，有一个被云雾温柔包裹的小村落。这里的山风带着泥土的芬芳，每一声鸟鸣都像是大自然的问候。而我与文字的缘分，早在1987年高中毕业后就悄然启程——那年，在地方党政部门和新闻单位的支持下，我终于如愿步入农村新闻通讯报道的行列，成了村里第一个“握着笔杆写家乡”的人。
村子不大，一条蜿蜒的土路从村口延伸到十里外的街上，那是我们与外界相连的唯一纽带。我家的老屋就坐落在阳华山里，木窗棂上糊着旧报纸，阳光透过缝隙洒进来，在土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最初写稿时，我连像样的书桌都没有，便把母亲装衣物的木箱翻过来，铺上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当桌面。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母亲的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轻轻和着，偶尔还会传来她添柴的噼啪声，这些细碎的声响交织在一起，成了阳华山里最动听的写作背景音。
那时候，我写的大多是村里的新鲜事：张家的果园丰收了，李家的稻田引入了新良种，村头的小桥修好了……写完就誊抄清楚，托去街上赶集的哥哥兄弟捎去邮局，寄给广播电台和报社。每次听到收音机里念出自己写的稿子，或是在报纸角落看到自己的名字，我都会立刻跑回家念给母亲听。她不识字，却听得格外认真，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像是在听什么稀世珍宝。有时候我念到描写山雾的段落，她会笑着点头：“就是这个味儿，早上开门，雾裹着人走，脚底下软乎乎的。”读到写村里香樟树的句子，她又会补充：“你忘了？那年你在樟树下写稿，我还给你端了碗绿豆汤，风一吹，樟叶都落在碗里了。”母亲的话总能精准地戳中文字里的温度，让那些平铺直叙的句子突然有了灵气。
日子一天天过，我发表的稿子越来越多，从广播电台的消息，到报纸的新闻稿，再到后来网站上的文学作品，书桌抽屉里的剪报和样刊渐渐堆成了小山。1995年7月，一张印着“‘九五’中国新作家代表大会”的邀请函寄到了村里，附带的通知上还写着，我的散文《拾麦穗》荣获大会精短文学作品大赛二等奖。那天我拿着邀请函跑回家，声音都在发颤：“娘，我能去北京开作家大会了，我的文章还拿奖了！”
母亲正蹲在灶台边烧火，听到这话猛地站起来，手里的柴火都掉在了地上。她凑过来，盯着邀请函和获奖通知上的字看了又看——其实她一个也不认识，却还是反复摩挲着纸面，指腹轻轻蹭过“二等奖”三个字，像是要把那些油墨的痕迹刻进心里。“北京啊，那是毛主席住过的大地方，我儿能去见世面，还能拿奖，好，真好！”她一边说，一边转身往里屋走，从樟木箱底翻出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蓝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她攒了好久的零钱：皱巴巴的一元纸币，带着体温的五角硬币，还有几张用橡皮筋捆好的十元票子。“拿着，路上买吃的，别饿着。到了那边要好好听人家讲，多学本事，娘在家等你回来。”
出发去北京的前一晚，母亲忙到后半夜都没歇着。她把我唯一一件没补丁的蓝布褂子翻出来，连夜缝补好磨破的衣领；又把叠得整整齐齐的换洗衣物放进布包，还在包底塞了几个煮熟的鸡蛋，反复叮嘱：“鸡蛋抗饿，路上凉了就揣在怀里捂热。到了北京要给家里报平安，别让娘悬着心。”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山雾把村子裹得严严实实，母亲就陪着我往村口走。山路崎岖，她的脚不太好，走几步就要扶着路边的树干喘口气，却执意要多送我一段。走到分岔口，她停下脚步，站在雾里，像一尊安静的石像：“去吧，娘在这儿看着你走。”我走了几十步回头，还能看到她挥动的手在晨雾里若隐若现，那身影越来越小，却牢牢刻在了我心里。
在北京的大会上，最让我难忘的，是见到了牛汉老师。知道我是来自黔北山区的农村作者，又刚凭《拾麦穗》获奖，牛汉老师特意找我聊了许久。他拉着我的手，声音温和：“写散文，最要紧的是‘真’，把你心里的话、眼里的阳华山、身边的人和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动人。”他还拿过我的笔记本，一笔一画写下“接地气，有真情”六个字，叮嘱我：“别丢了农村的根，你的文字就有力量。”那天我攥着记满教诲的笔记本，手心都出了汗，只觉得心里亮堂得很——那些话，就像一盏灯，为我后来的散文写作照亮了路。
从北京回来后，我第一时间把牛汉老师的叮嘱、他写的字，还有大会纪念册、《拾麦穗》的获奖证书一起拿给母亲看。我指着笔记本上的字，跟她讲牛汉老师怎么教我写散文，说以后要把阳华山的故事写得更真、更细。母亲虽然看不懂字，却凑得很近，一遍遍地摸那些笔画，笑着说：“有大作家教你，真好，以后你写的文章肯定更棒。”她把笔记本和证书、纪念册一起放在枕头边，睡前总要拿出来摸一摸，像是在守护一件稀世的宝贝。村里人听说我不仅去了北京、拿了奖，还得到了大作家的指点，都来家里串门，母亲就拉着人家的手，声音里满是骄傲：“我儿去北京见了大作家，人家还教他写文章呢，以后咱阳华山的事，能让更多人知道了！”
2003年，我又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快递——那是由中宣部宣教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化扶贫委员会、新闻出版总署、团中央青农部等九部委联合主办的全国农民读书征文比赛证书，我的《我是一名农村通讯员》得了三等奖。
宝源街的赶场天满是喧闹，邮递员的喊声突然从人群里钻出来。挤过肩头接踵的人潮接过信封，撕开瞬间，“三等奖”的烫金字样晃得人眼亮。我把证书往怀里一按，转身就跑，撞翻鞋垫摊也不管，只觉得心跳比满街声响都急，脚步早飘向了家的方向。我一路狂奔回家，把证书捧到母亲面前，手都在抖。
母亲先是愣了愣，然后小心翼翼地接过去，指尖轻轻拂过证书上的字，像是在抚摸一件易碎的宝贝。她没说话，只是眼眶慢慢红了，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证书的封面上，晕开小小的水渍。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哽咽着说：“我儿出息了，这是九部委发的奖，是咱阳华山的骄傲，比啥金银珠宝都金贵。”从那以后，每年都会有九部委的证书从北京邮寄到贵州省赤水市宝源乡阳华村黄国文同志收：2006年的《我的收藏爱好》拿了二等奖，2007年的散文再获三等奖……有时候是我自己去宝源邮政所领取，有时候是哥哥兄弟赶集顺便去邮政所给我领取，有时候母亲会提前上街，说是“顺便卖点折耳根”，其实我知道，她是想早点把证书拿到我手里。
2005年那次，快递到的时候下着大雨，山路泥泞难走。母亲从宝源街邮政所回来时裤脚全湿了，裤腿上沾着泥点，头发上还挂着水珠，却把证书紧紧揣在怀里，用塑料袋裹了一层又一层，连边角都没沾到雨。她把证书递给我的时候，脸上带着笑，眼角的皱纹里还嵌着泥：“你看，没湿，好好的。”那天我把证书放在桌上，母亲凑过来，看了又看，嘴里念叨着：“又是二等奖，比去年写得还好，肯定是记着北京大作家的话了，我儿就是厉害。”
就这样，从2002年到2008年，整整七年，我的作品年年都能在九部委的征文比赛里拿到三等奖或二等奖，村里人都笑着说我“稳坐领奖台”。亲戚们来串门，总会对着墙上挂着的一排证书啧啧称赞：“黄家出了个文人，真是不简单！”母亲听到这些话，脸上的笑容就藏不住，会忙着给大家倒茶，还把我发表的文章、记着牛汉老师教诲的笔记本一起拿出来让他们看——虽然他们大多也不识字，却还是捧着稿纸和笔记本，连声说“好”。那时候我才明白，母亲的骄傲从来不是因为那些证书，而是因为她的儿子，真的把喜欢的事做成了，把农村的故事写给了更多人看。
2008年，我拿到第七本九部委颁发的二等奖证书时，特意做了母亲爱吃的红薯饭和炒南瓜。她坐在桌边，小心翼翼地捧着证书，看了很久，然后说：“七年了，我儿没偷懒，还记着大作家的话，娘都看在眼里。以后接着写，写咱阳华山的好，写农民的日子。”我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很久，以为还能把更多文章读给她听，还能让她看到我在中国作家网上发表作品——可没想到，2009年的冬天，母亲却永远地离开了我。
母亲走后，我把那些九部委的证书、北京大会的纪念册、《拾麦穗》的获奖证书，还有记着牛汉老师教诲的笔记本一起收进了木箱，锁在衣柜最里面。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借着台灯的光翻看，仿佛还能看到母亲捧着证书落泪的样子，看到她站在村口雾里送我的身影，也想起牛汉老师“接地气，有真情”的叮嘱。2021年2月20日，我终于鼓起勇气，在中国作家网提交了第一篇文学作品——那是一篇《难忘的黄桷树》的散文，字里行间都是故土的思念与牵挂，以及对岁月流转的感慨。提交后我盯着屏幕坐了很久，像是在等一份跨越时空的认可，直到审核通过的提示弹出来，我对着屏幕哭了，心里默念：“娘，我终于把文章写到更大的平台上了。”
从那天起，我便笔耕不辍。不管是清晨山雾未散时，还是夜晚油灯亮起后，只要有空闲，我就坐在桌前写稿。写村里的好人好事，写山间的野花开了又谢，写农民扛着锄头走过田埂的模样——每一篇都守着“接地气，有真情”的初心，每一个字都想讲给母亲听。四年多过去，我在中国作家网上发表的作品已经近三百篇，后台的稿件列表一天天变长，就像我对母亲的思念，从未断过。
每次发表新文章，我都会在心里读给母亲听，也像在跟牛汉老师汇报，就像以前在老屋的木窗前那样，像那次从北京回来分享大会故事那样。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还是那间老屋，母亲坐在窗边的小板凳上，手里纳着鞋底。我把在中国作家网发表的散文读给她听，读春播的热闹，读秋收的踏实，也读我这几年的写作日常。她还是像以前那样认真，眼睛亮晶晶的，等我念完，她放下针线，拍了拍我的胳膊，笑着说：“我儿好棒啊，写了这么多，娘都听见了，继续写。”
梦醒的时候，窗外的山风正轻，带着阳华山特有的草木香，像母亲当年轻轻拍我胳膊的温度。我坐起身，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第一行字：“从2021年的春日到如今，近三百篇文字里，藏着阳华山的四季，也藏着我对娘的想念——她没见过中国作家网的页面，却见过我每一篇稿子背后的认真，就像牛汉老师说的，接地气的文字有力量，而娘的牵挂，是我写下去的最大力量。”
我知道，母亲从来没有离开过，牛汉老师的教诲也一直都在。他们就在阳华山的云雾里，在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里，在我提笔时的每一个瞬间，看着我把农村的故事写得更真、更远。那些藏在文字里的爱与思念，会像阳华山的常青树，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褪色，也不会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