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灯做客

文/黄柳军

自从背起行囊远离故土，我就没有时间和机会在老家再过上一个愉快的元宵节。对于元宵节的记忆，只能停留在童年和读书时代。

老家元宵节是正月十三，并非是传统的正月十五。在梅州客家地区，闹元宵胜过春节，非常隆重热闹，特别是添了男丁的家庭，会在元宵当天宴请宾客，热闹的场面绝不亚于一场婚礼；而到了晚上，全村电光闪闪，大人小孩都会聚在祠堂，放鞭炮放烟花，笑声和欢呼声，时常会跟着升起的礼花，在半空中肆无忌惮地绽放，如春天的花朵一样灿烂美丽。

最早闹元宵的村子是正月初九，到正月二十都还会有其它村子闹元宵。正月初一、初二走亲戚，叫拜年；正月初九到正月二十走亲戚，叫做客。

做客那段时间，我们时常看见村道上的行人络绎不绝，而行人手中都拎着大包小包走亲戚的礼物，轻则水果糖果，重则“几万子”的满地红鞭炮。如果行人拎的是满地红鞭炮，我们就能猜出，他去的亲戚家，必定是添了男丁。按本地习俗，添了男丁的家庭，在闹元宵当天一定要给孩子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宴会，还要燃放鞭炮以示庆祝，因而在我们老家，通常把元宵节称为“响丁”或“享灯”。

我常听父母说，我出生后，享灯之日家里没有给我办宴会，也没燃放一颗鞭炮，因为我生不逢时，恰好碰上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把我列入“超生”的名单之中。享灯那天，大队干部特意找到父亲，禁止我家燃放鞭炮为我庆贺，怕带来政治影响。也因为我是“超生”孩子，我出生还不足月，母亲就被队干部推向结扎手术台，严重影响我的正常发育和成长，还带来很多后遗症，经常投医问病，有时病得奄奄一息，彻夜把母亲哭成泪人儿。

长大后，我长年累月在外地漂泊，对老家的享灯节日渐渐遗忘了，不是因为那段刻骨铭心的发育成长岁月，而是因为生活的担子迫使自己不得不放手舍弃这一传统节日。当然，不管我身在何方，每年春节前，必定会回老家与亲人团聚，只是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再无法亲身感受老家享灯的热闹与非凡。

但在享灯之日，关于做客的事，我还是有很多记忆的。

在我小时候，除了外婆家，我记得我家还与两门亲戚来往比较频繁，一家是族兄家，一家是舅婆家，都离我们村子十几里的地方。特别是到了享灯日，双方都会互相往来、做客。

说起族兄家，还有一段故事。我爷爷本是族兄家的一员，他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而卖给了一户比较富裕的人家，只可惜，解放前，爷爷被国民党残余部队抓住充当了壮丁，最后在撤往台湾途中惨死在金门岛。直至解放后，族兄的爷爷千辛万苦才找到我爷爷的后代，因此两家才得以继续有了联系，毕竟血浓于水，亲胜于疏。每当两家有什么好事，彼此都会派人过来道贺，而享灯日，自然会走得更近些。

小时候的享灯日，奶奶就会带领儿孙十几个，浩浩荡荡奔赴十几里外的舅婆家做客。我和堂兄弟姐妹，都喜欢去舅婆家，因为在舅婆家，利是多，利是也大，不像族兄家，每年只固定一个，而且利是钱永远只有两毛。可舅婆家不同，利是少说也有四个，而且利是钱每个至少五毛。因为利是多少和利是钱多少，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目中，就会把两家亲疏关系分得一清二楚。

一般舅婆是不派发利是给我们的，都由她的四个儿子派发。舅婆有四个儿子，除了小儿子在家耕田外，其他三个都在外面。大儿子在北京，干什么工作我一点不晓，只是听说他有一个儿子（我表兄弟）是北京某银行的行长，生活尚可；二儿子在广西南宁工作，桥梁工程师，生活条件应该不错，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位大表叔还培养出一个广西高考状元的儿子，这一直是我们这些表兄弟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三儿子在湖北武汉工作，好像是铁路局职员，因为是小孩子，我没有具体打听清楚。

当然，至于外婆家，因为同在一个村子，且同一天享灯，因此，除了舅舅添了男丁需要道贺，一般就没有去做客。

还有一些比较疏远的亲戚，享灯日也会偶尔去做一回客，而这“偶尔”，是因为他（她）家添了男丁。因为年龄尚小，只要逢到这件好事，母亲都会带我赴宴，而且她贺的礼也不轻，除了满地红鞭炮，还有给亲戚家享灯男孩穿的新衣裳和一个不薄的利是。那时家里并不宽裕，但母亲还是很顾面子的，所以，“人情紧似债”这一说法并没有一点夸张，试想，有时候会碰到好几个亲戚添了男丁，花费确实不少，年后再怎么紧衣缩食，也难弥补这一缺口。

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会想起一些上了年纪且家庭负担重的村民说：是谁创造了过年？又是谁给享灯定下了那么多的人情债和规矩？我们这些孩子自然不懂，只知道过年拜年、享灯做客趣味无穷，毫不理会“趣味无穷”会给大人增添满脸忧愁，以及带来那么大的困扰！

201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