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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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把孩子送到校门口，转身习惯性地摸出手机点开扬子江文萃，边走边听当天的文章《尘埃之上》。听着文中自学考试的情景，我的思绪也不由自主地飘回到43年前。
1983年，我中专毕业分配到一个矿山所在地工作。一天，收到同学的来信，信中介绍了国家开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信息，并附了一份从报上剪下的招生简章。
大学，是我遥不可及的梦境，当初出于生计考虑，我初中毕业报考中专，想早点毕业早点就业。参加工作后，我虽没有遇到过“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磨难，但总觉得大学是一个神秘的殿堂，没有进去一览胜景是一个遗憾。
我第一次撩开大学课本的神秘面纱，是读中专时的党史课本。那时得到新书总要翻开扉页先看下简介，其中一句印象深刻：“可作大学专科教材”。咦，难道手中的这本中专课本也是大学教材？在心里自然对那本书另眼相看。当通过学习并顺利考试过关后，在心里想：看来，大学课程并不是高不可攀。
也许是第一次撩开那本大学党史课本的面纱后增加了信心，也许是心目中的大学殿堂太吸引人了，当得到同学的信后，第二天就请了假，拿上户口簿（那时没有身份证），到安顺地区教育局报名。
那时从矿区到安顺有200余公里，须经省城贵阳转车。由于班车少，路况差，往返一趟需要两天时间。报名路不易，自考路更难。
报名后，就按自学考试计划上所列的课程买指定教材。第一期考的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需教材在省城的新华书店就可买到。
得了书，似乎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只是时间与学校是两个样，学校的上课时间成了我现在的上班时间，上班事务虽然不多，但办公室的氛围是不同于教室的。所以，那时的学习全靠下班后的“晚自习”。
1984年3月，我揣上户口簿，到安顺正式赴考。
此前，我是连高考的考场都没有进过，这次，却是面对大学课程的考试，跨度之大，可想而知。毕竟，这是我在学业路上经历的最高级别的首次考试，尽管心理感觉不错，但评卷标准如何，是心中无数。走出考场，我在心里暗定目标：只要这次能达到40分，说明下次再努力冲到60分还是有希望的，就应坚持考下去。待成绩通知下来，远超预期，《哲学》68分，《政治经济学》70分。从而给我增添了坚持下去的信心。
首战告捷，续战却是困难重重，我曾感叹，自学考试的路，比李白笔下的《蜀道难》还要难。我后来碰到的难关不是无基础，无老师，而是无教材。其中所经历的三科教材波折，让我至今难忘。
《高等数学》。在考试计划中，初列的教材是西安交大出版，樊映川編著的《高等数学》。我跑遍了贵阳城中的几大书店都没买到，后来是在安顺新华书店才买到。由于从报名到考试的备考时间本来就不长，加之买到书的时间又晚，结果可想而知。那次考的《高等数学》自然是白费了报名费和路费、住宿费。
随后，我对所购的《高等数学》教材还没有看懂，考试计划用书又改为专用的《高等数学（一）》了，1989年，我虽以64分侥幸过关，但导数、微分、积分、定积分的符号怎么读，我至今也不知道。
《财政与信贷》，我也找遍了贵阳的各大书店和安顺的新华书店，都没有买到指定的财经出版社出版，由邓子基主编的教材。正绝望之际，在贵阳一小巷中的一间小店，门面灰扑扑的，架上摆着几本书，既像书摊，又像杂货店，我抱着一丝侥幸心理问：“有没有邓子基编的财经出版社出版的《财政与信贷》？”店主翻遍货架，没有，再到货架旁的角落找，还是没有。我见他为给我找书，已翻得满身灰尘，心有不忍，本想放弃，但见摊主的那份热情，我又不好离开，只有耐心地站着，等着。终于他从门角落中翻到一本，像从灰中刨出来的一样。他先在货架上拍打几下，然后再用帕子抹几下，脸上冒着微汗，递给我，说：“你看是不是这本？”我接过书一看，编者、出版社、版次，样样相符。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那一次我的《财政与信贷》顺利过关。
《大学语文》，我虽然是一次过关，但至今也没有看到过指定的教材。1990年，我因故在花溪短住，其间，也在四处寻找《大学语文》指定教材，苦寻无果。后来，我不求原版，只要课文与考试大纲上所列篇目大同小异就得了。可在书店中翻遍了所有的《大学语文》都是小同大异。有的一本书上，只有大纲所列课文的一、两篇。如此看来，即使把花溪新华书店所有版本的《大学语文》买遍了，也买不齐大纲中所列课文。为了省钱，我采取“蹭”的办法。包中揣着大纲所列课文目录，对照目录翻阅书本。对长的课文阅读，对短的课文抄录。每天在书店开门时进店，关门时出店。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时间久了，面孔熟了，店员还把我误当成贵大的学生了。
那年的《大学语文》，我得了65分。在这65分的成绩中，还有几分巧合分。
考前，一天，我在办公室看《人民日报》，其中一篇文章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及赏析。诗朗朗上口，赏析通俗易懂，无意中多读了几遍，并把诗背下来了。让我惊喜的是，《大学语文》教材没有买到，在花溪新华书店蹭书也没有蹭到，在办公室无意间却看到了这篇文章，让我捡得了几方便宜。
在自考路上，当初教材没有保障，时间没有保障，原定的大专段课程13门，由于在考的过程中不断增减调整，原考合格的课程也随计划调整而作废，我于1990年4月毕业时远超13科。
专科毕业后，我本想一鼓作气向本科冲刺，但英语却成了我自考路上的拦路虎。我的中小学都是在乡村学校读的，连26个英语字母发音都不准，幸亏当年初中考中专时，英语只是参考分，否则，我在中考时就被淘汰。现在为了自考，叫我啃许国璋的《大学英语》，与读天书有什么区别？为了弥补英语的先天缺陷，我曾报名学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英语》，零基础起步，每节直播一次，重播一次。我报了名，得了一摞磁带一套书，但我的时间和电视的直播、重播时间错位的多，同步的少，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磁带上，但当时还算先进的有快放、慢放、返回功能的收录机也难适应，磁带是一溜而过，我却需反复听才能形成有效记忆，所以读了一段时间也就自动泄气了。
直到50岁后，我的本科梦还没有熄灭，我也还在关注自学考试动向，此时不仅有健全的助考服务机构，而且年满50周岁的考生，可考其他选修课相应学分，抵补英语这科必修课的照顾政策，但我总认为这种照顾性的学历，缺少那么一点“原味”，不愿费九牛二虎之力去挣一张“变味”的毕业证。
至今，我的自学考试之路虽然只走到一半，不过我没有遗憾，我在过往的那段路上，不仅目睹过大学殿堂的风景，而且还品尝过辛劳的甘甜。
（首发《黔中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