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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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博
1976 年夏天，我初中毕业。爹娘都在生产队干活，闲暇之际，我总爱往村里的学校跑。不能随便进教室，我就斜靠在教室后面的土墙根，偷听余老师讲课。余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来村里支教，普通话不标准，常常用夹生的普通话教学生，闹了不少笑话。渐渐地，他不再说普通话，干脆直接用方言授课。听着他那忽高忽低、土里土气的腔调，我忍不住发笑。可笑着笑着，心里却莫名泛起一阵酸楚。唉！要是能去区里的高中念书，那该多好啊！
正听得入神，爷爷的大嗓门突然从背后响起：“建强！猫在这儿偷懒呢，还不回去照顾弟弟妹妹！” 吓得我一哆嗦，一屁股蹲坐在地上。慌乱地瞥了爷爷一眼，一骨碌爬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土，撒腿就往家里跑。
回想着教室里粉笔划黑板的“吱吱”声、孩子们读书的清脆声，我浑身都是劲。可想到家里的粮缸，那股劲顿时就消散了。娘搅玉米糊汤时，粮缸底响得像刮锅底，她把最后半勺糊糊分给弟弟，自己碗里只剩野菜茎，晚饭的糊汤还掺着入口发苦的榆树叶。我捂着发涩的喉咙，忍不住开口：“娘，我想念高中。”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念初中那五块钱学费，是爹上山砍了几个月柴，一担担挑去镇上卖，才攒下的。一百斤湿柴才卖两角钱，太难了。现在念高中，学费要十块，家里根本拿不出。我吸溜着糊汤暗自盘算：爹作为成年劳力，一天能挣 10 分工；娘身体瘦弱，一天 5分工。要是我也去生产队劳动，好歹能挣 7 分工，这样家里年底就能多分些粮食。可转念一想：难道我要一辈子待在生产队里干活，看着家里粮缸一次次见底吗？念完高中，说不定能当上民办教师，一月能有 6 元补助，还有 24 个工分的补助粮，那家里的日子就好过了！
月前，我托生产队会计悄悄问队长推荐表的事，偏巧被队长老婆撞见了。她借机在我家门口找事，扯着嗓子骂：“穷娃子还想念高中，推荐表轮不到你！”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她这是和我家杠上了。几年前，爹不肯上交家里的族谱，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她，当场给了爹一巴掌。爹气性大，顶了她几句嘴，她立马叫来一村的人，给爹扣了顶 “旧思想余毒” 的大帽子，押着爹跪在革委会门口，一把火将我家族谱烧了个精光。我是个孩子，不敢硬怼，只能攥着衣角，低着头从她身边绕过去。
听了我的话，娘的筷子在碗里凝住了，半天没出声。爹闷着头喝了口糊汤，声音沉得像块压在胸口上的石头：“娃，你是通过高中升学考试了，可你忘了队长老婆那关？她不点头，谁能给你填推荐表！” 是啊，革委会早撤了，可人家现在是队长老婆。我的脑子里瞬间乱成一团，队长老婆盛气凌人的模样、爹弯腰挑粪时佝偻的背影、娘舀糊汤时无奈的叹息，一直在脑海里闪现。眼泪禁不住掉进碗里，把碗里的糊汤洇开了一小圈。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明明知道家里日子这么艰难，还非要提念书的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爹在里屋不停地咳嗽，娘一阵阵叹气，我摸着枕头下皱巴巴的初中课本，书页被我蹭得发响。我就像个无头苍蝇，不知所措。一闭眼，就看见余老师在黑板上写的 “学而时习之”，还有课本上醒目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些字，就像一团烈火，在我身体里燃烧，怎么也灭不掉。
就在我将要放弃念书的时候，事情竟然出现了转机。那天午后，我正在菜园子里翻红薯蔓，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队长。难道是昨晚偷啃生产队生萝卜的事被发现了？我心里一紧，手里紧紧握着柴刀。“你娃走了狗屎运，明儿去区高中报到念书。” 队长说着，递给我一张区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又惊又喜，赶紧接过通知书，感觉身体像是触了洋辣子，不停地抖。队长怎么突然变好了？是娘求过他，还是爹做了什么？我想问，可瞥见队长眉梢那抹不耐烦的神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跑进院子，爹正坐在门槛上打草鞋，龙须草在他手里飞舞，指关节上的裂口还渗着血。“不在坡上砍柴，跑回家做啥？” 他皱着眉指责道。我把录取通知书递过去，声音发颤：“爹，队长让我去区高中报到！” 爹接过通知书，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反复摩挲着上面的红章，脸上没什么表情。到底让不让我念书？我心里直发慌，站在一旁不敢出声。
半夜起床撒尿，我看见里屋煤油灯还亮着，就悄悄凑到窗根下。爹靠在床头抽旱烟，烟袋锅子的火星忽明忽暗，他小声对娘说：“别跟建强说我给队长送羊胯子的事，省得给他心里添负担。两只羊胯子换他一个读书机会，值了；剩下的羊肉卖了十几块钱，娃的学费也够了。队长还说，区高中给每名学生补 12 斤粮食，娃在学校有吃的了。” 娘没应声，只是低头缝补那床洗得发灰的粗布被面，针脚又大又粗。被角磨破的地方，她剪了自己裤子的裤脚，一针一线地把补丁补了上去。我浑身一僵，捂住嘴，指甲掐进掌心。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李建强，你要是学不好，就对不起爹，对不起娘！
第二天早晨，天刚泛白，爹就从灶台上拎起一小木桶酸菜，递给我：“这是你一周的菜，省着点吃。到了学校，好好念书。” 我接过木桶，点了点头，向区里出发。
区高中离家有三十里地，没有通公路，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我背着被子和木箱，手里提着菜桶，一个人在山间小路上穿行。草鞋磨得脚底生疼，我攥紧爹给的酸菜桶，不敢停歇。到学校时已近傍晚，我坐在宿舍门口的石阶上，从怀里掏出娘烙的玉米面馍，就着酸菜吃了起来。馍硬得硌牙，酸菜酸得刺胃，可我还是吃得很香。
区高中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差。教室是土坯墙，窗户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塑料布就 “哗啦啦” 响，刺骨的寒风直往教室里钻。上课时我总把冻得发僵的手塞进袖管取暖，钢笔在手里滑得握不住，只能哈口气再写。课桌板凳全是旧的，桌面不平整我就垫硬纸板，板凳坏了两条腿，只能搭着邻桌的凳子上面将就坐。
教数学的竟然是余老师，我又惊又喜。他常对我们说：“你们能坐进教室，都是有福气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对家里有用的人。” 我牢牢记住这句话，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躲进学校后面的松树林里背书，不想让其他同学知道嘲讽我。山上风很大，刮得脸生疼，像小刀片在脸上肆意挥割。我腾出一只手捂住脸，大声背课文，直到上课铃响，才一路小跑回到教室。
最熬人的是晚上。宿舍是大通铺，挤满了学生，仅有的一盏煤油灯，灯芯很细，微弱的灯光只能照见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想看书写字根本不可能。好在搭铺的王知青，让我共用他的煤油灯。我们把灯挪到跟前，借着昏黄的灯光默读课文、做数学题。刺鼻的煤油味熏得眼睛又干又疼，眼泪直流。
数学是我的弱项。初中时没正式学过代数，老师讲 “一元二次方程” 时，我一点都听不懂。第一次数学测验，我只考了四十多分，试卷上的红叉叉爬满了卷面。下课时，几个舍友围过来看我的卷子，嘲笑道：“还秉烛夜读呢，照样不行啊。” 我紧紧攥着卷子，躲进厕所里，真想把它给撕了。可一想到爹娘的期盼，我又把卷子叠好，揣进怀里，转身去了余老师的办公室。
余老师见了我的卷子，没批评我，只是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书递给我：“这是《数学题解》，你每天放学后过来抄题，抄完一道，我给你讲一道。” 那本书早已没了封面，纸页破旧泛黄，里面全是余老师用蓝墨水写的注解。我捧着书，鼻子一酸，忍不住想哭。
从那天起，我每天放学后都去余老师办公室抄题。抄完一道，余老师就开始耐心地给我讲题：“做题得先找等量关系，就像在地里找杂草似的，得先看清根在哪，才能把草除干净。” 有了余老师的耐心辅导，我的数学成绩提高得很快。
高一下学期的一个早晨，同学们做完早操，都整齐地站在操场上等校长讲话。那天，校长格外兴奋，站在台阶上举着大喇叭喊：“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中央正式决定恢复高考了！” 操场上瞬间静了下来，紧接着就炸开了锅。同学们欢呼雀跃，直呼 “有希望了！” 余老师跟我们说，高考分文理科！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还有历史和地理，只要年龄不超过 25 岁都能考。这时，我才知道，除了当民办教师外，还能考大学！
没过多久，县高中要从各区公社高中挑选成绩好的学生，集中起来培养他们参加高考。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没想到考上了。县中的待遇比区高中好多了，每月补 15 斤粮。就是路远，从家里带酸菜不方便，我便去城里买了些莲花白，自己腌菜吃。
县中距家五十多公里，偶尔能搭乘拖拉机。有一次没搭上，我走了整整一天，怀里的玉米饼早啃完了，喉咙干得像要冒火。到学校后，直奔食堂洗碗池，掬起几捧冷水喝了个饱。低头擦嘴时瞥见池角有几块白面片，该是别人倒掉的剩饭。瞅着没人，我赶紧捞起面片塞进嘴里嚼起来。面片馊味直冲鼻腔，我没吐，虽咽着呛，倒觉得肚子不那么空了。
高考第一天，天刚蒙蒙亮，我揣着准考证，匆忙地赶往考场。考场的木桌凳上还留着 “农业学大寨” 的刻痕，边角磨得发亮；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 “沉着应考” 四个大字，字缝里还沾着点没擦干净的粉笔灰。我找到座位坐下，刚拿起笔，手就就不停的颤抖。倒不是害怕，是太渴望能通过这场考试，改变命运，把一家人从苦日子里拽出来。
放榜那天，天还没亮，我就往县城里跑。县中学门口的公告栏前挤满了人，大家都踮着脚找名字。我挤进去，眼睛都快看花了，手指顺着文科专科的名单往下划，突然，“李建强” 三个字跳进了眼里 —— 地区农业专科学校，畜牧专业。“你考上了！” 王智青见我发愣，也说他考上了地区师专。余老师说：“今年高考，零分不录，见百不丢。” 班里还考上了好几个呢。我一阵窃喜，告别老师同学，转身向家里奔去。沿途的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好像在向我招手，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用不完的力气。
专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地的公社当文书，每月工资三十多元，还能领到粮票和布票。把第一笔工资寄回家没多久，就收到了爹捎来的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画格外认真，“家里粮缸满了，不用惦记。” 那时农村已推行 “包产到户”，家里的自留地收成好了，再也不用吃掺着野菜的饭了。
工作没多久，我认识了公社卫生院的护士王晓芳，她性子温和，我见着她就心慌。相处了一阵，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她红着脸答应了。婚前带晓芳回村，她主动到灶房帮娘烧火，灶膛里火光映着她的笑脸，我知道日子总算稳了。
年底，我和晓芳结婚了，住在公社分配的小屋里，墙角摆着我买的新粮缸。秋收时，我和晓芳一起把新粮缸送回了老家。娘摸着青灰色的新粮缸，满是欢喜，把家里的粮食全倒了进去。看着满满一缸冒尖的粮食，娘眼眶红红的，声音也发颤：“这下好了，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摸粮缸，担心第二天没粮做饭吃了。” 我握着娘粗糙的手，想起小时候总在饿醒时，看见她对着空粮缸叹气的模样，心里又酸又暖 —— 娘指尖蹭过新粮缸壁的细微声响，和当年她舀粮时刮旧粮缸底的 “沙沙” 声，竟清清楚楚叠在了一起。
每年放忙假，我都会和晓芳带着孩子回山里帮爹娘干活。清晨的麦芒还挂着露水，我牵着儿子跟着爹去割麦。他学着爷爷挥镰刀，没一会儿就满头大汗，直喊：“太累了！” 我蹲下来给他擦汗，指着饱满的麦穗说：“跟着爷爷学割麦，是让你知道，粮食是咱们的底气，肚子吃饱了，才有力气做想做的事。”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攥紧镰刀跟在爷爷身后。
每次回老家，孩子们围坐在我身边要听过去的事。我总会从旧木箱里翻出那床娘补过的粗布被面，儿子伸手摸着被面的补丁，指尖勾住线头：“奶奶的手真巧呀！大晚上还缝得这么好。” 我把他的手按在补丁上：“是呀！你奶奶的手，是真的巧。天下父母心，现在你不懂。但是你要记住，只要好好读书，再黑暗的路，也能追上光。”
这时，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轻轻落在补丁上，也照进新米缸，就像一家人走过的路，虽有坎坷，却始终朝着光亮的方向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