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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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物经历了数次大的流失浪潮：晚清时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劫掠。日本侵华时期，文物掠夺是其重要目标，他们曾专门选派本国专家到中国搜罗考察，公开或秘密地将大批中华民族的珍贵文物运回日本。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政策上不允许文物出口，实践了一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改革开放后，有些人被“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迷了眼，将内地文物通过香港中转，走私到美国、东南亚，甚至荷兰、丹麦等地。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古代文物收藏中心，故宫博物院的上百万件典藏无疑同样命运多舛。2017年3月，北京故宫博物院公布了文物清理的最新结果：1862690件套。但故宫又流失了多少文物呢？这几乎无法统计。只是想想目前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博物馆藏有清宫旧藏文物，就已经足以让人坐立难安了……
皇帝太监都在偷
被别人抢让我们愤怒，那被自己人偷呢？我们该做何表情？除了被外国侵略者无法统计的疯狂掠夺，清末故宫珍藏外流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宫人监守自盗。1912年，大清帝国的皇帝名义上退位，但宗人府、内务府等一整套宫廷机构照常奉职不变，官员上百、太监宫女上千，溥仪关起门来成一统，依旧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只是一只“掉了毛的凤凰”，溥仪小小年纪显然无法把自家最后的领地经营成铁板一块。内忧外患之下，宫中人人自危，遗老遗少和太监宫女们偷走宫里物件卖钱防身蔚然成风。甚至就在溥仪结婚当天，婚礼刚刚完毕，皇后凤冠上的珍珠玉翠装嵌整个被换成了赝品。而建福宫存放着乾隆生前最喜爱的珍玩字画、金银法器，在其死后被原样加锁封存，几代皇帝下来从未启封，可以说是整个故宫文物的精华所在，自然成了这些“内贼”眼中必须重点“开发”的“黄金地带”。
1923年5月，溥仪的英籍教师庄士敦曾建议把存放在建福宫的清朝历代皇帝画像和行乐图取出拍照。空虚寂寞冷的溥仪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就叫太监每天到建福宫取出十几张，由一位美国摄影师拍摄。谁知有几次太监竟然取不出来，加上之前让他们取某件宝物时做贼心虚的样子，溥仪开始怀疑有人抡着锄头挖大清帝国最后的墙角。6月份，庄士敦更是告诉溥仪，自己居住的地安门街有许多家古董铺子，铺子老板不是宫里的太监就是内务府官员，里面卖的大多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东西。溥仪听后非常不爽，在他看来这些宝贝可都是他的，当即就要去建福宫查看，却遭到内务府官员阻拦。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决定清点宫内藏宝。
可惜，溥仪将事情还是想得太简单了。6月26日深夜，紫禁城西北角的建福宫德日新斋起火，并迅速蔓延到其他建筑。一时间红光满天，火焰高达十丈余，内里夹杂着连绵不绝的叫喊和哭号。等到大火被完全扑灭，已经是两三天过去了。此后，内务府呈报：大火共烧毁房间120间，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几万册。建福宫究竟有多少东西，监守自盗的内务府原本就搞不清楚，他们报的这些数字听听就好。关于这场火灾到底烧掉了多少珍宝，至今仍是个谜。只是从火场灰烬中竟炼出了17000多两黄金，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宫人监守自盗还是偷偷摸摸，皇帝典当家产那就是堂而皇之了。建福宫大火同年，前清皇室以金编钟折价40万元，金册宝、金塔、金壶、金盘等器物折价40万元作为抵押，向北京汇丰银行借款80万元，弥补皇室280万元的亏空。按当时的金价，仅金册宝一项就价值40万也不止。据溥仪自己回忆：“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是逢年过节需要开销的时候”。1924年6月16日，他再向盐业银行抵押玉器365件、瓷器200件、珐琅器23件、红雕漆28件，其中包括一些宋代名窑瓷器。
为了维持皇家“体面”变卖文物还不算，名为赏赐实为盗运的事情，前皇帝陛下也没少干。在跟随庄士敦学习的日子，溥仪对宫外的世界产生向往，希望能出国留学。为了解决经费问题，1922年7月至12月，溥仪以赏赐同母弟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了宋元版珍贵古籍210部，唐宋元明清字画2000多件，包括顾恺之的《洛神赋》、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等，这些无价之宝由溥仪的堂弟溥佳护送到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出洋留学的计划最终功败垂成，溥仪又回到了宫中，但那批字画珍品却再难回宫，从此流浪民间。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赶出宫，随从带走大量所谓私人财产，其中包括众多精选文物。1925年2月，溥仪在日本警察护送下，秘密潜往天津，在日租界原张彪的私宅张园安顿下来，仅囤积于此的故宫文物和珠宝即达70多箱。1931年11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出逃时随身带走大批文物，遗留在天津的文物则从此下落不明。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溥仪择选晋唐宋元名贵书画及少量明清精品百余卷（册）和一批珠宝玉翠等携逃。大量丢弃在伪满皇宫的文物被伪军“国兵”哄抢，有些名迹甚至在争夺中严重毁损，如李公麟的《三马图》至少被撕裂为三截，米芾书于澄心堂纸上的传世名迹《苕溪诗六首》被撕抢为碎片。有些名迹甚至被毁得不能再现人间，如虞世南的《积时帖》墨本。
一行60辆大车的溥仪在逃亡通化途中，因为伪满货币失去流通价值，只得不断用珠宝和名贵书画低价换取生活用品。1945年8月19日，溥仪一行8人在沈阳东塔机场企图乘坐军用飞机逃往日本时，被苏联方面截获。数量众多的故宫文物精品除溥仪随身携带的468件最后回归祖国外，其他文物皆不知所踪。
内阁档案卖废纸
有些文物，其价值不止自身，更在于承载的信息无可估量。譬如：档案的流失或毁损，或许湮灭的就是一段历史、一种文明。由此追溯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我们可能会愈加捶胸顿足、心痛不已，忍不住要唾骂一声：“败家子”！
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清代内阁，在雍正、乾隆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正、乾隆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紫禁城内阁大库乃明孝宗时修建，清廷继续沿用。库内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还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清时被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王国维曾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而“八千麻袋”事件，指的就是1921年至1929年期间，清代内阁八千麻袋档案辗转、拍卖、散失的事件。
1898年，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正值八国联军入侵，事情耽搁了下来。到了1909年时，有库房塌了一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必须马上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搬了出来，一部分年代稍近的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定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罗振玉是当时清廷的学部参事。某日，他赴内阁办事，见库垣中档案文籍如山。顺手取来一束，打开一看，是关于督漕的奏折，又打开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折。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之洞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便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振玉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八千麻袋，移进了国子监敬一亭，直至清朝灭亡。
1912年，北洋政府在国子监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内阁档案作为藏品，后来筹备处迁到紫禁城午门城楼，又将内阁档案从国子监移到午门外朝房和端门的门洞里。几番波折，免不了有不少文献损失散佚。
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政府各部门自筹经费维持。已数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将这批档案过了秤，大约15万斤，按废纸以银洋4000元拍卖给西单“同懋增”纸品店。纸店搜拣了一部分档案出售，大部分准备运到唐山、定兴作“还魂纸”。1922年3月，罗振玉有事来京，于书肆中发现洪承畴的《洪文襄揭帖》和高丽国王贡品表，得知它们来自内阁大库，是由历史博物馆出售给废纸商人。他追踪找到纸品店，以高价悉数买下，择其珍件汇刊成《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清太祖实录稿》三种。
罗振玉曾打算筑楼以收藏这批难以计数的档案，但因财力原因，未能如愿。此时，北洋政府财政比前几年稍好了一些，看到其中颇有油水，欲从他手中购回这批档案。清史馆也想要，海外也在窥伺，但罗振玉均不允。不久后，他将这批档案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虽然同样无力把所有麻袋都检视一遍，但李盛铎确实打捞出了不少奇珍，并将其中6万件给了溥仪。直至1928年，剩余档案由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价1.8万元从李盛铎处收购，才最终归属国有。此时，这批档案大约只剩10万斤。
家国沦陷任鱼肉
刀兵之下，越珍贵的宝物越容易遭人觊觎垂涎。“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国宝”南迁迫在眉睫。
几百万件文物不可能全部运走，也不可能静下心来、细细筛选。当时负责文物南迁工作的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为了让这些无价之宝经得起长途跋涉和剧烈颠簸，他们专门聘请了极具经验的文物古董商指导筛选打包。虽然仓皇之间，筛选出的5批13427箱又64包文物中，有些精品未得收入，次品却整箱带走，但庆幸的是，这数十万件文物在历时十几年、辗转数万里、播迁十余省的南下西迁中竟无一件毁损。
与此同时，日伪政权下的故宫博物院由总务处长张庭济奉命留守，艰难维持，尽力周旋。作为亲历者的美国汉学家珍妮特、沈大伟曾说：“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在北京沦陷的八年中，“留守人员虽然不像随文物南迁的人员那样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也非常难得，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不辱使命。”
1938年6月，宪警两次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书籍中有反日抗日、谈及日伪政权和满洲的一律销毁，包括大量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图书，含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内容的绝对销毁；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书籍杂志也必须销毁。这次查没销毁对故宫文献资料库藏是一次巨大打击，而不久后的“献铜运动”则再次让故宫博物院深陷泥潭。
1945年3月，侵华日军北京陆军联络部致函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北京特别市官民”，“献纳（供出）各自存有之一切铜类，以资直接增强战力，藉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各家各户和单位被强行征收铜铁，作为日军造炮弹和子弹使用。“这个运动波及到千家万户，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有幸免。”
尽管多次抵制，最终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留守人员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的1095斤铜缸铜炮等交了出去。但金品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很不满意，勒令故宫博物院必须捐献更多，因为仅北京一市日本军部下达的铜铁征集任务就高达40万公斤。之后，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54件铜缸以及2尊铜炮运走。
实际上，早在1944年6月22日，日军就已经从故宫劫走了91个铜灯亭和1尊铜炮。幸运的是，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时，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抗战中，故宫文物有149件铜器被掠夺，太庙图书馆大批图书杂志遭破坏，文献馆的张鼓峰舆图也被劫走。
海峡遥望骨肉分
中华民族付出了无数血泪，用十四年的时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南京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分散于四川境内三地的故宫文物被集中到重庆。为感谢四川人民对文物保护所做的努力，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特别在成都中正公园（现人民公园）举办了一次“北平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会”。展览作品包含了自晋至清一千五百余年八十八位画家的一百幅作品，而这几乎是整个南迁书画文物中最重要的家底。其中不乏王羲之《七月都下帖》、颜真卿《祭侄文稿》、滕昌祐《牡丹》、苏轼《赤壁赋》、米芾《尺牍》、赵孟頫《临黄筌莲塘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唐寅《江南农事》、董浩《山水》以及郎世宁《八骏图》等传世名作。
为协办展出，重庆市政府穷尽一切可能保障安全，除了出动军警，还请川地的袍哥组织（一种民间帮会）予以协助。由于场地局限，一百幅书画珍品一次性展出存在困难，所以院方决定分为两次，每旬换一次。历时二十余天，接待川内和西南各地参观者数以万计，堪称十四年抗战中的一大文化盛况。令人遗憾的是，此次展览是这批国宝最后一次在大陆亮相。
1947年，这批文物由重庆向家坡运往南京朝天宫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随后因内战形势逆转，南京国民政府节节败退，遂决定挑选故宫文物精品运往台湾。1948年11月，国民党当局函电在北京的马衡，令其在留守北京的文物中择选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便撤离。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以患病为由婉拒南下，对文物装箱一事则再三吩咐同事“要稳，安全第一，千万别求快”，以致进度极慢。后来，在平津战役紧急之际，马衡又下令封闭故宫对外交通，以致精选的文物一件也没被运出，北京故宫文物因此得以保留在内地。最终，运台文物数量达到整个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未来得及运走的文物原地未动，仍留在南京朝天宫。自此，一脉相连的中华两地被看得见的、更被看不见的海峡深深隔开，流失的故宫文物迟迟不能重归紫禁城，就像那些扛枪离家走向战场的战士，如今或已魂归天国，或已垂垂老矣，却无法回到他们心心念念的故乡。
1948年12月底至1949年间，故宫文物精品分三批以军舰、商船运送2972箱抵台。1949年4月，迁台文物经登记造册，共计231910件又27张692页。这些文物来台之初，一部分曾暂存基隆杨梅铁路局仓库，接着在台中糖厂寄存一年。后来，国民党当局在台中雾峰北沟建造山边库房及防空洞。直到1950年，国宝才悉数迁藏雾峰。1965年8月，台北外双溪故宫新馆落成，定名为中山博物院，至今已五次扩建。1989年至199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清点计划研究小组成立，开始全面清点文物。1991年完成时，对外发布的数字为：历代文物总数645784件（后又多方捐赠扩充）。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18年的秦孝仪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说：“1949年搬过来的都是书画、细软，重的东西搬不动嘛。北京故宫以宫殿，器物等大东西见长……”
鲍勃·迪伦曾在歌里唱道：“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被称为一个男人。”笔者也忍不住想问：无数住在或曾住在故宫的“国宝”们又要经历多少劫难才能获得长久的安宁？答案或许仍在风中飘，希望它不要飘得太久、太远。虽然已知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有终将死去的生命，也抛开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所说的“文物只有在原生地展示，才最有尊严，如果像孤魂野鬼一样流失海外，就没有尊严。”中华民族讲究“落叶归根”，数之不尽的“国宝”在凋零之前，如果不能归乡，那它们承载的灵魂又将何处安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