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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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后，在城里生活的我记忆总是情不自禁地跟着节气走动，节气以她自身的气息令人记忆复活，在相应的节气里，记忆一次次穿越到曾经的某一段时光，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或兴奋或感慨或暗自一声叹息……
眼下是农历五月上旬，梅雨季。走在大街小巷，摊贩跟前一篓篓一筐筐鲜红的杨梅特别诱人。杨梅，生在春天，成熟在夏季，为浙南地区水果特产之一。温州的杨梅，据说以瓯海茶山梅为正宗地道。在温州生活三十多年以来，我的味蕾喜欢上了杨梅的酸酸甜甜，也会模仿温州本地传统习俗，每年杨梅季都适当地泡一坛杨梅酒，待冬天里驱寒品尝。然而，很多时候记忆却偏偏那么地顽固，在杨梅成熟的季节，脑海里总是忘不掉另一种果子，那就是杏子。
记忆里的杏子，生长在故乡小家园鲍氏人家屋前的猪圈旁。猪圈不到两米的高度，而杏子树高度起码有四五米，树干又粗又壮，童年的我正好合抱，它枝繁叶茂，犹如蘑菇状将两间猪圈遮蔽的恰到好处。杏树属于落叶乔木，冬天里光溜溜的树干及枝丫，人们往往忽视它的存在。每年早春二月，它以一树淡雅粉嫩的花朵，吸引了少年我的目光，然后开始期待着、盼望着。
不知不觉中一树杏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树青嫩的绿叶，叶子越长越厚实，渐渐地成为村头小路旁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由于心中惦记着杏子，每天上学或放牛路过小家园杏树旁的时候，我都假装不经意地窥视一会儿杏树，看它结果子了没有？刚开始，杏子的果实只有大拇指那么大小，不容易被发现，但也逃不过馋嘴的我那犀利的眼神。杏子像竹笋一样，也逢大年和小年，大年硕果累累，到了五月成熟季，一树黄澄澄的杏子，馋得我有时候梦中也流口水。很多时候，杏子还没有成熟，青涩的果子似乎更具有诱惑力，我就趁杏树的主人家大门闭着、推断老裁缝爷爷不在家的时候，悄悄从地上捡几块石头朝茂密的杏树狠狠地扔上去，运气好的时候，扔一次就有数个皮青的杏子哗啦啦从树上掉一下，我捡起它们动作利索的溜之大吉。运气不好的时候，费力扔了几次石子，竟然一个杏子也砸不中，这也无妨。运气最背的时候是被老裁缝爷爷发现，这位身高一米八以上、长年累月只穿着那件黑色长褂的老头，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棍子，骂骂咧咧地做出要打人的动作，还没等他走近，我和另几个小伙伴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后来，稍微懂点事的时候，杏子吃不着并不难受，难受的是老裁缝爷爷为什么要骂骂咧咧地撵我走？并且一丝同情或慈悲心都没有。因为母亲不止一次告诉我，她的第一段婚姻就是嫁给小家园鲍氏人家的。按着母亲的说法，老裁缝爷爷才是我的祖父，如此，我幼小的心灵就莫名其妙地遭受一种说不出的委屈，心中生生念念的杏子，竟然从来都没有享受过它成熟的美味。
在母亲的记忆深处，也有一段与杏子有关的难忘往事。不同的是，童年的我纯属嘴馋，想吃杏子偏偏吃不着；母亲恰恰相反，她是不要吃杏子、准确地说不是能吃杏子的时候，杏子却偏偏成了她床头唯一的零食或“营养品”。
话要从60多年前说起，也就是20世纪63年代，虚岁二十岁的母亲在背后村塘上陈氏老屋里生下头胎男孩，——将我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母亲坐月子的时候，父亲将院子里一棵熟透了的杏子摘了一篮子放在母亲床头。奶娘叮嘱母亲道：“坐月子要忌食，杏子性寒，不能吃啊！”母亲无奈地点点头，但是每天肚子饿的时候，空荡荡的屋子里实在拿不出可以充饥的食物，只好吃几个杏子。如此一来，年纪轻轻的母亲牙齿过早就出现了松动，尤其是酸性食物都不敢动筷。
据母亲回忆说，那一年背后村有八只“兔子”先后降临人间，可谓是喜事连连。不幸的是有两户人家各自的“兔”孩生下不久后夭折了。六个兔孩，三男三女，本人是其中的一位。虽说是同年出生，又在同一个村子长大，但如今除了发小福生和七斤一年当中偶有一两次见面以外，其他三位女孩由于长大以后都各自离开故乡嫁到外地去了，从此也就再没有了音讯。
在背后村西边0.5公里处，坐落着王家村，20世纪60年代，两个自然村加起来才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合并为胜利生产队，这也为居无定所的我的父亲母亲提供了生存的有利条件。由于傅家我的祖父生前是皖北人，拖儿带女地在皖南依靠帮人家拉大锯伐木为生，用今天的话说属于流浪人员，父亲从小帮人家放牛而混口饭吃，自然是一无所有。我出生时的那间老屋，是母亲再婚之前无处安身，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临时租住陈氏家族的房子。老屋的主人一半归陈岩松，也就是发小福生的父亲；一半归陈青松，他是一名公职人员，在石台七都镇代销社工作，爱人何素珍为人本分，带着患有先天性智力障碍的儿子德宝，过着贫困而淡定的日子。那个年代，租邻居家的房屋是不用交房租的，无非就是写一张契约，房东图个吉利就可以了。母亲嫁给穷得叮当响的父亲，在王家村与背后村之间来回折腾成为一种常态，作为子女，我和弟弟、妹妹自然也就跟着受苦遭罪。
母亲生下我满月之后，与父亲搬家至王家村，起先住在孤老林奶奶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搬进王家村祠堂，我9岁那年，一家人从王家村祠堂搬出来，搬迁到背后村居住，从9岁至15岁这六年我的少年生活基本就在背后村度过，因此，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背后村的生活景象，构成少年我成长的重要记忆。那会儿，村子正中的地理位置是一座上百年的陈氏祠堂，我们家就住在祠堂右前方四五米距离的生产队分配的祠堂两间半角屋里。角屋，古时应该是祠堂的厢房，只是在岁月的风雨侵蚀下早已摇摇欲坠，但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是难得地享受了集体分配制度的红利。家境一贫如洗，从小放牛、砍柴成为少年我成长的重要课程，换句话说，书可以不读，读好读差并不重要，家长也不关心，但放牛、砍柴涉及家庭基本生活，容不得丝毫的含糊。
少年记忆中的背后与王家村庄，一年四季，农事繁忙，春耕夏种是自然，而到了冬天，原本农事清闲，社员们却要兴修水利，水塘清淤，水库修坝，总之是寒来暑往忙忙碌碌没有一个空闲的时节。记忆深处，村庄民风淳朴，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烟火气息浓郁，一年到头，清晨或傍晚，村子里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我和发小福生各自放一头牛，一边放牛，一边割青草，或者砍柴火，乐不知疲。
陈氏家族老屋，由于半间屋子属于发小福生，我在老屋度过了诸多美好的少年时光。陈氏老屋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两厢一堂（庭），一天井，属于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尤其是每每听到福生的婶婶素珍那句口头禅“建国，你可别忘了，你是俺们塘上的人，你是在俺们家老屋出生的啊！”时，我就感觉特别亲切。在我年少的记忆里，素珍婶虽然和村里其他妇女一样，长年累月都在生产队挣工分，但精神上似乎很压抑，她那本分善良的面颊很少出现笑容，原来她娘家父亲的身份是地主，她想不自卑都难。记得有一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十二三岁的我和福生一起参加生产队锄草的农活，赤着胳膊的我一不留神遭到长脚蜂（也叫牛蜂，有毒）的突袭，我额头上被长脚蜂蜇了数个包，疼痛感加上害怕中毒使我吓得号啕大哭起来，不远处匍匐在地里锄草的素珍婶连忙起身朝我扑了过来，只见她撩起花褂子衣衫一角，露洁白的乳房朝我的头上一阵挤压，遭到一股鲜活的乳汁喷射后，我眼睛有些睁不开，却分明感觉一双手在我的痛感处又揉又搓的。母亲也闻声赶过来，对素珍婶连声道谢。按民间传说的土方，母乳是可以清热解毒的。
年少不知愁，童年的时光苦涩而美好。原以为这辈子生活本来就是这般模样，长大以后，结婚成家，耕田种地，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吃饱穿暖，有个三间房屋遮风挡雨，就已经很知足了。岂料20世纪80年代，村里开始实施土地承包责任制，昔日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由于包干到户以后牵涉到土地、耕牛分配等切身利益问题，邻居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复杂起来，渴望富裕起来的心态，打破了村民传统的思维，邻里之间在一场变革中各自寻找生活的出路与方向。
1994年3月，在打工浪潮的感召下，我也因一场家庭变故而不得不离开了家乡来到温州打工，殊不知，这次离开却改变了人生下半场的命运，成为半个温州人，生我养我的家乡从此成为故乡。随着时光流逝，记忆中的故乡、村庄和老屋渐行渐远。每年春节回到老家，可谓是一年一个样，这种变化是悄然的，却又是无法抗拒的。首先是村里的年轻人与时俱进都纷纷离开了村庄，奔赴他们理想的城市打拼发展；其次是一些年老长者在时光中生命走向终点，仿佛就像离开家园迷失回家的路，村庄只剩下他们的灵魂在游荡……
早些年，春节期间回到故乡，都情不自禁地到村里转一转，与长辈们聊聊天，看看我的出生地陈氏老屋，看看小家园路旁小时候梅雨季爱偷摘杏子的那两棵杏树，在村庄附近田间地头转一圈，回味一番青春岁月在故乡的土地上挣扎的足迹，拍一些照片，写几句感慨，可谓图文并茂，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回到故乡后之种种心情，等等。多年以后，忽然发现自己曾经拍摄的关于故乡村庄图片，写过的文字，竟然成了关于村庄的一份“史料”，一股莫名忧伤感在心底涌起。
三年前回到故乡时，发现背后村陈氏老屋在时空里彻底消失了，老屋的地基也变成了光溜溜的道坦。原来，陈氏家族的后人以三万元的价钱将这堂闲置的老屋转手卖给外地收古董的商贩了。2025年春节回到故乡时，意外发现背后村村后的山坡上，原有的竹园松树林等茂密的森林植被竟然也消失不见了，变成了光溜溜的黄土墩，只见数台挖掘机在山坡上作业，原来，村后这片山地被某个矿业公司收购了，原本青山环绕的村庄，随着矿山的开采，又一个“空心”村即将再次出现在故乡古老的土地上……
记得正月初七那天，我在南阳湾逛街，无意中在街边小诊所遇见前来看病的素珍阿姨，我连忙走上前招呼道：“福生婶婶，你可认得我吗？”
素珍阿姨仰起头，满脸沧桑，眯着眼睛端详了我一会儿，声音清晰地说道：“你是建国嘛，俺怎么会不记得？你可是俺们塘上的人啊”
老人家一句貌似平淡的大实话，却让我个离开故乡多年的游子心底破防，那一刻，禁不住泪流满面……
昨天，我特意到街头小巷马路菜市场转了一圈，顺着水果摊位一家家寻找杏子，结果失望而归。原因可能是杏子还没有上市，也可能是杏子不便保鲜，商家不愿销售。于是，我就写下了这篇回忆性的文章，致敬和怀念我的故乡我的童年……
2025年5月29日于秋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