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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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5月，傅建国出生在皖南青阳县南阳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岁那年，一家人才从破旧坍塌的祠堂里搬出来，盖了三间土坯房。他的父亲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地在田间劳碌，挣得的工分不多；到了年终，还是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母亲身体不好，每到过年，一家人想要件像样的新衣，也都成了奢望。妹妹过早辍学在家带弟弟，身为兄长的他一边上学，一边放牛。他仅上过初中，16岁便辍学，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上山砍柴、耕田种地、做篾匠、编箩筐，这些粗重力气活一干就是十几年。
傅建国说，他是19岁那年开始爱上写作的。那时山村唯一的娱乐，就是看场露天电影，他饥不择食想方设法找些小说来读。读多了，就产生了写作的欲望。没稿纸，他就写在记工分的练习本上。他还用上山砍竹编篮子的钱，买来《现代汉语词典》和有关写作知识的书籍，每天晚上认生字、学课文、练语法、写日记。白天在田间地头忙碌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写写改改到一两点钟。
1987年深秋的一天，县文化馆和芜湖市文联联合举办文学笔会，以向全县业余文学爱好者征稿的形式，筛选文学新人。获悉此事，他心中因稿子屡投不中而将熄灭的文学火焰，再度燃烧起来。此时，家里生活依然困难，连孩子生病都要赊欠药费，好几个月连电费都交不起。傅建国的举动不仅引来父母的埋怨，妻子万般气愤中，竟然将他的钢笔折成两截，又撕碎稿子。在文化水平有限、家人又不理解的情况下，经过一年刻苦的写作，他的处女作《竹乡情》终于发表在芜湖《大江》1988年第三期文学双月刊上，并且收到了40元稿费，正好资助他建房缺少购买水泥款的燃眉之急。
然而，他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因写作而改变。1994年初春的一天，他决定到外边打工。父亲低着头沉默不语，半晌，才抬头看着儿子说：“这年头，种田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还年轻，去外面闯吧。”早春二月，大山寂静。那天，傅建国把一两件换洗的衣裤与几本书塞进皱巴巴的帆布包里，在西服胸口内兜装上自己的两百块钱和向邻居借来的三百块钱，脚穿半成新的双星牌白色劳保鞋，搭乘一辆开往县城的中巴，然后转赴温州。在温州的公交车上，他挤在人群中，从胸口掏出票夹买了票。车子晃动，有人歪斜跌倒过来紧贴在他身上，他感觉不妙，本能地摸了一下胸口：票夹连同身份证都没了！万幸的是，他一摸裤兜，买车票时，售票员找回的八元五角还在。情急之中，他想起了在温州南塘街某皮鞋厂当钳包工的老乡。
几经周折，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老乡，只借到了20元钱。两人从小饭店吃饭出来，刚到鞋厂大门口，却被一个主管撞上，大声质问了一番。原想找个落脚之地，却给老乡添了麻烦，傅建国只得默默离开。因为窘迫与疲惫，他躺在南塘街一个庙宇的走廊里。半夜，下起大雨。他身边正好有一只装着一些垃圾废塑料的箩筐，就一屁股沉了进去，头耷拉着，一觉睡到天亮……
由于没有文凭，傅建国在温州几次失去了理想的工作机会，他做过洗碗工、搬运工、建筑工、勤杂工、仓库员，体力时常透支。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白天干完了繁重的体力活，晚上还趴在台灯下一字一句爬格子。因为基础差，有时写一篇稿子，他往往要翻查数次字典。天道酬勤！傅建国的打工之路开始有所顺利，还得到了温州各家报社许多编辑老师和作家朋友的鼎力帮助。不断进步，成绩斐然。从1995年开始，他陆续在温州各报刊发表了近30万字的散文随笔，以及中篇小说《牌坊村人家》。2008年，文集《人在旅途》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2009年，中篇小说《命根儿》在文学刊物《江南》上发表。曾多次参加温州市各有关文化部门开展的文艺活动，并荣获奖项。他先后被温州市作协、浙江省作协吸收为会员。
傅建国虽然爱好文学，且文笔细腻，但他却一直从事着跟写作毫无关系的职业。写作对他来说，是执着，是信念，更是磨砺；虽不能给他带来物质财富，却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尽管已人到中年，更要为一家人的生计疲于奔命，但他从没打算放弃对文学写作的追求。现在的他，依然做皮革鞋材销售业务，每天开着面包车，不停地奔波在温州的城乡之间……
原载2010年5月13日温州日报《人文周刊》专辑——
奋斗在底层的歌唱者——温州打工作家群像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