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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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春秋战国时代的编钟在香港被拍卖，买主是一位不知名的富商。据说，他对战国时代的文物十分感兴趣，这次拍卖，他出了近千万元的高价。
在文物被拍卖三天之后，我才知道这一消息。这三天，因为主持一个古文化的学术研讨会，空闲时间，我将自己锁在酒店的客房里撰写材料，与外界几乎失去联系。其时，我的一位住在香港的同人便给我发消息，我没有回应，也许他以为我对这只编钟不感兴趣。
的确，文物拍卖是常有的，拍品也参差不齐。像编钟这样的文物，这些年不知道被拍卖过多少次。
等我结束研讨仔细翻看同人的消息，编钟也许已经到买主的家里去了。这时，战国编钟在香港被拍卖的消息已经在媒体上铺天盖地。的确如那位同人所想，本来我并不感兴趣，可是当我知道这只编钟自称是来自丰古堆大墓的时候，我开始变得十分紧张。
省文物研究所的所长老顾打来电话说：丰古堆大墓的文物流失了吗？
我当然否认。因为从丰古堆大墓挖掘出来的文物数百件，均由我登记在册。当然，后面我又说：至少当时从所里交付给博物馆的时候，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不会差。这就把责任推到别处了。
老顾听起来比我紧张，告诉我说：老吕，这事应该查查。
我问他：查什么？
当然是查香港拍卖的那只编钟，它真是丰古堆大墓出去的吗？是谁做的鉴定呢？卖主和买主是谁？这都得查查。
我又问：怎么查？
老顾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道：这不就显出你老吕通天的本事了？
电话挂断，我想着是得给那位香港同人发个消息。我得问问他，丰古堆大墓的编钟被拍卖，这件事情千真万确吗？
同人回复我，香港的几位考古专家已经证实，确定是战国时代的编钟，但究竟是不是丰古堆大墓出土的，恐怕只有卖主才知道。说罢，他传过来那只编钟的几张图片。
我点开看了看。因为拍摄时受各种光线的影响，编钟上的铭文并不是全都清晰可见，但大多的文字与当年丰古堆大墓出土的编钟上的铭文几乎雷同。我心头不禁一震，难道真是文物流失了？
丰古堆大墓挖掘之后没几年，当时的考古小报便披露了一则文物走私的消息。说是一位神秘的商人偷窃文物运至国外牟取暴利，后来被警方抓获，文物也悉数追回。所以，当年的我对于丰古堆大墓的文物保存工作十分严谨，后来将这些文物交由不同的博物馆珍藏，也都是经我一人之手办理的。
事情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倘若真是丰古堆大墓的文物流失，那就一定是在文物交由博物馆之后发生的，为何四十多年后它出现在了香港的拍卖行？这是一个谜，也许是已经几易其主。倘若仅是一个仿造的或者说是更早之前就流亡海外的，那也不失为一个好消息，至少它再现真身了。
第二天要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媒体上关于丰古堆大墓编钟的舆论。媒体的质疑让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继续沉默下去。
丰古堆大墓被盗？国家一级文物流失？博物馆为换取建设经费竟出卖千年文物？这当然是一些谣言。我们要回应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们并不比媒体知道得多。
丰古堆大墓的文物，是当年我的恩师周同光先生组织发掘并研究的，周老师一度是那些文物的首席研究员。二十年前，周老师辞世，我作为他的得意门生理所应当扛下了首席的担子。
老顾来发布会时带了一摞厚厚的资料。还有中原博物馆、中州大学、省公安厅等一些同志都到了场。
四十年前，我们在我老家谷城县城区的西北角发现了大墓，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陪葬墓和墓主人墓室相继被挖掘出，共有文物316件，包含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和彩绘漆木器，像九鼎、九钟、八镈、二簠及一件铜罍。
是的，我必须记得如此清楚。
丰古堆大墓一共出土了316件文物，在我们的研究阶段，保存在当时信州地区文管会的文物库室里，每件入库都有记录，记录本就存放在现在信州市文物局的档案室内。
从1982年11月初到次月底，每天都会有清洁后的文物入库，我们都做了详细登记。到12月底的一天，气象局告诉我们要下大雪，我们请示了上级，得到了把大墓进行保护性回填的指示。第一阶段的发掘告一段落。
那时候我们发掘的只是一个陪葬坑，我们在坑内除了看到埋藏丰富的文物外，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
等到来年冰雪消融，测绘的同志告诉我们，主墓应该在离陪葬坑不远的丰古堆主峰上。所幸丰古堆只是一个山包，第二阶段的发掘就此展开。
在这段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六处东汉时期的盗洞，另有一处无法确认年代。所幸，这些盗墓者被积石积沙挡住，文物并没有遗失。第二阶段的所有文物，从1983年3月上旬到1983年12月初，分批次也进了库房，照样有登记。
下面轮到中原博物馆的同志发言。
丰古堆大墓发掘出来的，大多是一级文物。中原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建立着安全、完善的文物保护机制。1986年8月，丰古堆大墓的316件文物转移到我院，在博物馆三代守馆人的悉心保存下，所有文物都还保存着出土时的原貌，并仍在博物馆展出。我可以负责人地告诉大家，部分媒体所报道的“文物遗失”的情况，是严重失实的。至于该件文物缘何流入市场，或者说，它究竟是不是真的丰古堆大墓战国编钟，这还有待调查，调查结果，我们将适时如实向社会公布。
发布会还没结束，香港那位同人给我来了消息。
昨天和老顾打趣过后，我便拜托同人帮我联系那方编钟的原主人，这会儿来信应该是有了眉目。
原主人是一位香港的杨姓收藏家，同人几经周折终于与他取得联系。据收藏家说，他委托拍卖行拍卖的编钟确实是铸成于春秋战国年代，至于是不是丰古堆大墓的文物，他要求面谈。
会后，我和老顾分享了这一消息。
面谈？老顾不解。
我把同人的来信放到他面前。
手机上有啥不能说的？老顾还是不解。
面谈就面谈，我们得去香港。
这时，同人又发来信息补充道，这位杨姓收藏家要到汴州来。
热烈欢迎！什么时间？我发消息问他。
同人说，明天。
我想，也许是这位杨姓收藏家也被铺天盖地的舆论搞得紧张起来了。
杨收藏家到汴州已经是次日傍晚，我和老顾一同去接机。
隔着老远，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向我们走来。
您是吕教授？
一个“杨”字吐出来，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向我介绍他叫杨乔治，我心想这名字有些不洋不土。说罢，他向我伸手致意。我看见他手腕上戴着一块老式怀表，与一身西装显得格格不入。
握过手后，我向他介绍：这位是文物考古所的顾所长。
小杨也同老顾握了手。
没想到是一位青年才俊。老顾爱打趣，他先打开了话匣子。
只是青年，不是才俊。小杨笑着说。
出于尊重，我和老顾为他设了接风宴。
鲤鱼焙面，这可是我们这儿的特色。
他看了看桌上的菜，端起酒杯向我们示意，说道：汴州菜，很多年没吃了。
我惊讶问道：你来过汴州？
我爷爷老家在汴州，抗战胜利后就定居在香港了。所以我也是半个汴州人。
老顾大笑：你看看，原来是老乡！
那口编钟，应该是丰古堆大墓的。小杨话锋一转，让我和老顾一时没缓过神来。
为什么这么确信？我问他。
他背过身去，打开他的小行李箱，从里面取出一摞薄纸。纸张已经装订成册，看上去像是什么档案。
这是我的考证，你们可以看看。
我接过这摞档案，内页是一些影印的古籍资料。
老顾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小杨，说：你这如果真是丰古堆大墓的文物，我这个所长怕是要以死谢罪了。
来不及陪老顾打诨，我问小杨：这是哪里来的？
小杨没作声，老顾打趣：秘密。
我继续追问：这些古籍的原本在哪里呢？小杨仍然不作声。
老顾又打开话茬：杨先生，你这些古籍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希望能够见一见原本。老顾说话都一向那么谦虚谨慎。
小杨说：告诉你们也行，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他回答我：我想看一看丰古堆大墓的资料。
我说：你在互联网上都看得到的。
我想看一看你们的研究资料。
我看了看老顾，老顾看了看我。
尽管丰古堆大墓已经被发掘出来快四十年，但是我们仍有许多细节没有搞明白，我和老顾这些年一直在研究。
十多年前，老顾同我一样在中州大学当教师，不过他高我一级。我是个普通教师，他是历史学院的院长。那会儿，组织上要调老顾去当副校长，他说啥也不干，几次到组织部去请辞，说是丰古堆大墓的研究还没完成，自己不愿意离开。但学院新院长的人选已经确定了，老顾主动让贤，自己到考古研究所去了。
领导说，那不是给你降一级了。
老顾说，无所谓。
只有我最清楚。丰古堆大墓成果公开后，老顾因为是论文的第二作者，被省里委以重用。正赶上中州大学成立考古系，老顾靠着名牌大学的学历，理所当然地成了系主任。那些年，只有空闲下来，他才往考古队跑一跑。
后来省里组织召开丰古堆大墓的研讨会，周老师要老顾发言，老顾事先也没来得及准备，在会上乱说一气。开完会后，我看到周老师满脸写着不高兴。老顾跑过来委委屈屈，一个字儿也不敢说。那以后，老顾又经常和我一起泡在考古队那间破库房里。
后来，中州大学考古系变成了历史学院，老顾不情愿地荣膺了院长。我们考古队也搬到了大学里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始终缺少有关文献资料，所以丰古堆大墓留下的那些谜题到现在也没能揭开。我让小杨去互联网上查的内容，仅是我们对丰古堆大墓研究的一小部分。
我还真的不放心在研究出新的成果之前把丰古堆大墓的信息与他共享。也不是自私。毕竟丰古堆大墓是周老师带着我和老顾从头到尾负责的，对它的了解，没有人比我们更全面。
当然，我和老顾也想到了，也许他带来的古籍能给我们一些新的解答。
我答应了小杨的请求，一再和他确认有关古籍的事情。
他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地说：我看到资料后，会把古籍和你们共享的。
丰古堆大墓的考古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重点工作。起初是还有专门的工作室，后来很久都没有新成果，学校所幸把工作室划给了新的职能部门。我和老顾就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研究。老顾升迁后，也经常往我这里跑。
办公室约莫二十平米左右，除了放一张办公桌和一排文件柜外，再放不下别的东西。屋子被成摞的纸张填满。工作的时候，我刚好能被包围在这些纸张中间。
这些都是丰古堆大墓的资料。说罢，我看见小杨从手边轻轻拿起一本资料开始翻看。
看了几眼后，他轻轻读出了声。
主棺坐落墓室正中，周围有19人为其殉葬。经中州学院医学系专家鉴定，墓主人系女性，30岁左右，19具殉人为7男12女，年纪18到40岁不等。
墓主人是吴国夫人。小杨自言自语。
看来杨先生对丰古堆也颇有研究。小杨没有理会我，往后翻了几页后，接着读了下去。
有殷天乙汤孙宋公栾乍其妹勾吴夫人季子媵簠。
我怕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忙解释道：这是鼎上的铭文。是宋公栾，也就是……
没等我讲完，小杨的话插了进来：也就是宋景公，这簠是宋景公为妹妹季子铸的嫁妆。
我和老顾不得不发出惊叹。我追问：你是从哪里了解到的丰古堆大墓？
他指了指我手上一直拿着的那本影印古籍，说道：古籍上说的。
哪一页？你翻开就是。
景公十四年，女弟远吴，设笾豆者，凡十也。
古籍的主人，也就是小杨，在这一句话上做了明显的标记。
八镈两簠，刚好十件。老顾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仔细打量着手中这本小书。虽然是影印本，但仍能看出来原本似乎遭受过破坏，纸张上印刷出一些墨色的不工整的色块，也许是原本缺失掉了。影印本的个中纸张也有些枯黄，已经能与我和老顾两鬓的斑相媲美，可能是它也在潮湿阴冷的环境里沉寂了很久。
我翻翻封面和扉页，并无关于书籍的任何介绍，甚至也不像很多古籍一样以序言开篇。
我开口问小杨：杨先生，现在可以说古籍是哪里来的了吗？
他还沉浸在丰古堆里，默念着他手上的那些资料。
我给你讲一讲吧，比你自己看省事儿。我向他走近两步，他这才舍得抬起头来。
惟正月初吉丁亥，潘子成周，择其吉金，永。
这是编钟上的铭文。潘子，史书上记载是番国的国君，也就是说它是番国的礼器。但是丰古堆大墓的主人我们已经确定，是吴王夫差的夫人季子。墓葬所在地谷城县，原是番国的地界。吴国夫人怎么到了番国下葬呢？我们当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和老顾，啊，就是顾所长。我们从大量的古籍中找到了答案。
公元前590年左右，楚国申公巫臣因与王族产生矛盾携带夏姬出逃，为了复仇，巫臣向吴国传授大量的军事技能、方法，教唆吴国挑战楚国。在数十年的战斗中，吴伐楚、楚吞吴，谷城就成了吴楚之争的桥头堡。到公元前504年，对！就是你书上写的景公十四年，吴王阖闾立夫差为太子，命令夫差带兵驻守吴楚边境的谷城。是年四月，吴楚便再次开战。这时，吴国的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战斗一开始，夫差就率兵大败楚军，又回师一举灭亡了番国，俘虏了潘子成周。正是这时，宋景公审时度势，与吴联姻，将自己的小妹妹季子送到谷城前线与夫差完婚。婚礼盛大，宋景公为妹妹陪送了铜簠和随行丫鬟、仆人；吴王阖闾也派人给太子夫差送来新婚贺礼，这其中除了各式各样的礼器外，还包含三乘肩舆。”
肩舆？小杨总算打断了我的讲话。
对，其实就是三顶轿子。肩舆是我们在丰古堆大墓的一个重要发现。当时的谷城地形复杂，勾吴夫人出行就是靠坐轿子。
看小杨疑惑的眼神，老顾从一旁找来肩舆的资料递给他。
这是我们发掘出来的肩舆，肩舆的舆杆下面压着两具马骨，周围散落着一些精美的车马饰。老顾给他讲解。
接下来呢？小杨有些等不及了。
也许夫差和夫人在谷城过上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在季子的棺椁边，我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瓷器，这应该是夫差送给夫人的礼物。但是好景不长，到公元前494年，季子因为多吃了些香瓜，导致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加上她平日里身体本就不好，竟一命呜呼了。
老顾解释道：我们在勾吴夫人遗骸的下方发现了16颗香瓜籽。
小杨还是在盯着他手中那些资料，见他没有回应，我接着讲。
夫人亡故，夫差悲痛至极，但因为谷城距吴国国都距离遥远，且自己担负着驻守边疆的大任，只能将夫人就地安葬，于是命人为勾吴夫人修建了这座大墓。
为什么是公元前494年？小杨突然问我。
什么？我一时有点蒙住了。
勾吴夫人去世的日期。小杨补充道。
我咽了咽口水，接着说：史书上记载，夫差是公元前496年继位吴王的，这就说明季子是在夫差继位前去世，否则她的墓就会在吴国境内了。季子去世时在三十岁左右，古有女子二十当嫁的礼制，也就是说，季子也许在夫差身边陪伴了十年左右。夫差为妻子修建的墓如此宏大，显然不是匆忙下葬。这种规模的墓葬按照当时的工人效率，工期不会低于一年。
老师！你太绝对了！趴在桌子上的小杨直起腰来，轻拍桌子喝了一声。我好奇他能有什么新的观点。
勾吴夫人一定是嫁给夫差的吗？
我说：以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推断，是有很大可能的。
我反倒觉得最不可能。
怎么讲？我对他的观点感兴趣起来。
季子嫁到吴国是宋景公在位期间。宋景公在公元前511年前后即位，三年之后，吴王阖闾即位。到夫差即位吴王时，已经是景公二十二年，也就是景公的父亲元公逝世的第二十二年。再看宋景公的祖父宋平公，他在位有四十四年之久，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宋元公在位时已经不年轻了。而季子未必是在元公晚年才出生。老师，您刚刚也说了，古代女子二十当嫁，这样说，季子只能是元公的遗腹女才行。二位老师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看见老顾摇了摇头，他也觉得可能性很小。
小杨接过话音：我觉得季子也许是阖闾的夫人。
古书上没有记载阖闾到过番国。我提醒他。
可能墓主人并不是吴夫人呢？从小杨的眉眼里，我看出了他的十分自信。
的确，从丰古堆大墓的一些研究成果公开于世起，就不断有学者专家质疑我们的各种观点，怀疑墓主人身份的也比比皆是，但他们都没有拿出让我足够相信的证据。
这时，我和老顾相视了一下，等着小杨继续说些什么，但他很久都没再出声。
不是吴夫人？那是谁？我有点等不及了。
小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反问我们：吕教授、顾所长，你们认为它是吴墓吗？
当然是吴墓。勾吴夫人，下葬时当然是按照吴国的风俗习惯来。
老顾补充：墓中有积石积沙，有19人殉葬，还单独设置了一个器物坑，这是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
吕教授、顾所长，设想一下。也许这位季子曾经真是阖闾的夫人，但是可能后来改嫁到番国成为了潘子成周的夫人呢？
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观点。我冷笑一声，小杨的眼光告诉我他听到了一声嘲笑。
老顾问：怎么推断呢？怎么证明呢？
墓中出土的器物驳杂，吴楚宋三种文化交错。但是，从墓室内编钟的布局来看，这是明显的楚墓布局。说着，小杨不知道从哪抽出一张墓室文物分布图。
墓中的钮钟和镈钟分类放置，它们所在直线的交点处刚好是一个直角，这种90度曲折摆放在徐家嘴墓、王启墓都有体现。这两座墓两位老师应该还有印象吧？您二位都参与了。
当然，它们确实是楚国的墓葬。
小杨接着说：不止如此，镈钟被分成两堆分别陈放，一堆6只，另一堆2只，这样“6+2”的陈放规则也是楚墓独有的。
老顾在一旁默默点头。
吴墓的编钟怎么摆呢？小杨俯身打开脚下的行李箱，掏出几张图片，接着陈述他的观点。
大钟套小钟、杂乱摆放，这是吴墓的特点。说着，他又指了几个大墓的名词给我们看。它们都是大规模的吴墓，无一例外。
小杨继续问我们：两位老师，这是镇墓兽吧？他指了指墓室文物分布图的右上角。
是镇墓兽。我答道。
据我所知，镇墓兽是楚人特有的习俗。您觉得吴楚之争时，阖闾或者是夫差能允许自己夫人的墓葬按照楚国的规矩来吗？如果有，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阖闾或夫差无知，不知道这是一尊镇墓兽。但两位也考证了，楚国申公巫臣在辅佐吴王，巫臣总不可能不知吧？
我们再回到编钟上来。几年前，我到中原博物馆看过那些在陈列的编钟。它们虽然是一整套，但明显有拼凑的痕迹。肉眼上看，九件钮钟里，只有四件是成套的，它们的色泽、纹路和配饰完全一样，另外五件各不相同。并且，各不相同的五件里，它们的铭文都是再加工的：“潘子成周”的名字下面有明显的擦除痕迹。理论上来讲，这些重新组合成的一组编钟，它们的音律应该是互相契合的。这就说明，当初勾吴夫人下葬时，这组编钟是精心挑选的，不大可能是阖闾或夫差将自己掠夺来的器物随葬。
小杨的这一观点让我有些震撼，老顾好像也愣在那里了。我们都等着他继续讲下去。
两位老师，墓室中还有九件铜鼎。但我们哪里得知东周时期诸侯的夫人是否能与诸侯本人享受同样的待遇呢？况且，这九只铜鼎也是花纹、配饰各不相同。这种各不相同的组合在楚墓中十分常见。
两位老师，现在，你们还认为是吴墓吗？
我不能否认，小杨对丰古堆大墓的研究是十分有见地的。几十年来，我坐实丰古堆大墓的墓主人就是勾吴夫人的观点，一时我也想不出来怎么向他阐述我的观点，更不愿因为眼前这个年轻的后生否定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老顾肯定也不愿意。
当然，我不能忘了我们要小杨此行来的正事儿，追究在香港拍卖的那只编钟究竟是不是来自丰古堆大墓。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只能这样回答他。现在可以告诉我们那只编钟的来历了吧？
小杨说：吕教授，您回答了我的问题，您自然就会知道。
我想站起来反驳他。因为我要知道的古籍和他想知道的编钟完全是两码事，怎么就自然知道了呢？但我忍住了。因为这时，老顾拽了拽我的衣角，冲我微微一笑。我知道他在笑些什么，当年在周老师面前，我也是像小杨一样的狂妄。
接着我说：既然你有充足的证据，你可以认为它是一座楚墓，但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这时我才回想过来，我说话怎么也变得像老顾一样谦虚谨慎了？
前几天在香港拍卖的那只编钟，可以认为，它也是潘子成周所铸。不过，我那只编钟上面的铭文要比丰古堆大墓出土的要多一些。
写了什么？我盯着小杨的嘴巴，生怕放走一个字。
小杨打开手机，翻出一张图片放在我们面前。
我一眼就看出，这和昨天友人给我看的图片一模一样。他往后翻了一张，我看到那只编钟上清晰的铭文。
惟正月初吉丁亥，〇〇择其吉金，自作和钟。肃肃仓仓，嘉平元奏，子乐父兄，万年无期，〇〇参寿，其永鼓之，百岁外，述以之〇。
是多些，多了这么多字。老顾在边上喃喃自语。
两位老师，请你们仔细看看有无特别的地方。
我看到“择其”二字之前有一些像是锉刀修改过的痕迹，对小杨说：这器物主人的名字被改掉了。
是的，我的这一口编钟其实并非丰古堆大墓的文物，但我认为它同丰古堆大墓的编钟同出自一位国君之手。至于是谁，我们没有办法去考证。
它是哪里来的？老顾问道。
也许是前朝某代盗墓者从墓里带出来的。我爷爷讲，他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了这口编钟，因为极其珍贵，就当传家宝传了下来。
你爷爷是汴州人，也许你家祖上就是从丰古堆盗走的呢？
小杨转过脸来看我一眼。老师，昨天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发现过七个盗洞，有文物丢失吗？
你还看新闻发布会了？我笑笑，紧接着回答他：也许没有。我们发现的那几个盗洞，都没有打通到墓室里去，就在这儿。我在墓室的平面图上指给他看。
谁又说的准呢？当年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盗墓者没有进墓室就能把文物带走呢？老顾在旁边附和道。
带走的也不会是我这一只！小杨赶忙否认，这让我觉得他有些心虚。他接着说：我们家祖上是从齐州迁来汴州的，族谱里写的都有。战国时期，今天的齐州是齐国的地方。我这只编钟就算真的是祖先盗墓所得，那它也是齐国的编钟，绝不可能是番国的！
小杨也许觉得我们不相信他，他接着给我们看最后一张照片。
图片是编钟内的一处铭文，只有中间的“之献”二字，首尾两个字已经模糊掉。
小杨说：这是前几天我偶然发现的。
我和老顾并没有发现这处铭文被动过什么手脚，也许是铸造时就镌刻上的。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以为小杨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见地，没想到他反过来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这也正是我想向二位老师请教的。
老顾在旁边说：也许是齐王献给谁的礼物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也不一定是齐王。老顾抬头看看我，生怕我反驳他。
你能知道它是从哪座古墓里面被带出来的吗？我还是不死心，想弄清编钟的来历。小杨摇摇头。
也许是流转过去的呢？某位历史人物因为征战到齐国，或者叛逃到齐国，又或是被俘？我提出了这样的猜想。
那为什么不是流转到番国呢？他反问我。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呀！但是，我的说法并不能让小杨信服。
老顾在一旁仔细端详着那张图片，两根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戳来戳去，像是在找些什么。
老吕，你看这！老顾激动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眼睛里好似冒出了金光。
我也抬起身子，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对特别的花纹。
是鸟？不对。我自言自语。
怎么不对？就是鸟！大凤鸟！
我从老顾手里接过手机，脸将要贴在屏幕上。我还是想先仔细看看。
老顾接着把声音提高了好几度：老吕！龙凤呈祥纹！龙凤呈祥纹你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周老师临终前不久，叫我和老顾到家里做客。那次见面，周老师自知时日不多，向我和老顾托付了他毕生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龙凤呈祥纹。周老师嘱托我们，一定要在丰古堆中找出这种纹路的蛛丝马迹来。但是在这十多年的研究中，我们没有任何有关龙凤呈祥纹的消息。
小杨问老顾：老师，龙凤呈祥纹怎么了？
老顾这才稍稍平复了些心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道：龙凤呈祥嘛，祥瑞的象征。这种纹饰的文物，只出现在君王的墓里。
我这只编钟是君王墓里的？
也许吧。
老顾！少一只！我的一惊一乍打断了他们的交谈。
少什么？老顾把脑袋凑过来。
啧！应该是一对儿啊！有龙凤呈祥纹的文物都应该是成对儿出现的，不可能只造一只出来。听罢，老顾拍了拍脑袋。
我们又一齐把目光看向小杨。
老顾先说：杨先生，这个文物实在是太重要了，怎么想着给卖了呢？小杨没有作声。
还能买回来吗？我又补充道。虽然我知道几乎不可能，但我还是想听到一个确切的答案。果然，小杨摇了摇头。知道他为难，老顾岔开话题。那古籍呢？杨先生，这下总该说说了吧。
小杨先是叹了一口短气，开始讲那几张影印古籍的来源。
我在海外大学读中国学的时候，经常光顾学校当地的一家咖啡馆，那家店老板是一个中国迷，他们家族祖辈四代都来过中国，或者旅游，或是公务。有一天，老板突然给我拿来一个相册，相册里夹着几张泛黄的纸。他说，这是他祖父的一位中国朋友送的礼物。就是你们看的这几张。
那原本呢？
小杨支支吾吾说：原本在一次火灾中烧毁了，这几张还是他们家抢救相册的时候带出来的。
我和老顾屏住呼吸，谁也没敢出声。听着他的话，我又想起来挖掘丰古堆大墓那年读到的一张小报。那时我还年轻，老顾头上也不是现在这样雪白一片，眼前的小杨，也许他还是一个胖娃娃。
我想着不能让气氛这么冷静下去，打趣说：怪不得你叫杨乔治，原来你在国外读的书呀！”
小杨一脸不解地看着我。
我说：“George嘛！乔治！”
小杨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忙摆手：不是不是！老师！我的名字是“华侨”的“侨”，“志向”的“志”呀！
老顾“噗”地一声笑起来，还不忘拍几下我的肩膀。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老顾再也没见过杨侨志。只记得送他到汴州机场那天竟下起雪来，这在春天实在罕见。他的航班延误了很久，我和老顾在机场又与他聊了很久。
临别时，我们之间互留了联系方式，但是后来我和老顾谁也没能联系上他。
有一天，媒体记者给文物研究所打去电话，询问丰古堆大墓丢失文物的追查结果。老顾不知道如何说明，就把电话转到我这儿。
我又怎么知道如何回答呢？
香港那口编钟究竟是何来历，小杨，杨侨志也并没有给明确的答案。只是说，等他回香港问一问，究竟问谁，他说这不便透露。
可是，过了这么久，杨侨志还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无论如何是交不了差的。他对我们交不了差，我们自然对媒体、对社会也没办法交差。
我问老顾：咱们是不是得去趟香港？
老顾说：你问问你那位同人呢？
我又想起来这里还有同人的事，于是发消息询问，但依然没能得到答复。
我又对老顾说：也许咱们真得去趟香港。
老顾说：去倒是能去，但去了之后呢？还有谁能联系到杨侨志或者是当时编钟的买主？
我在电话这边直摇头，心说老顾应该能看到。
我又问老顾：你觉得杨侨志那口编钟有什么蹊跷？
老顾说：没什么蹊跷的，这世上长得像的文物多了去了。
又是一个僵局。
我走出办公室，发现天已经黑得透亮。站在门口走廊上，我从裤兜里掏出一盒被压扁的香烟。其实我已经戒烟多年了。但是常年研究丰古堆大墓又不出成果，这让我不得不在自己极度焦虑的时候，通过抽烟这件小事放空自己。
烟雾中，我不断地思考，这么多年，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直是建立在周老师留下的那笔丰富的考古遗产之上的，而那天杨侨志给我带来的，完全是他自己的全新见解。周老师一定对吗？也许不一定，但老人家毕竟是考古界的权威专家。那杨侨志就一定错？这我真说不准了。
杨侨志是谁？不就是一位收藏家？但他又留过学，接触过像那本古籍那样的我从没见过的文物。那日听他的讲述，我的确是有些动摇了，但这还不足以完全说服我。
若说瑕疵，杨侨志一定是有的，或者说是漏洞百出。他自始至终都在跟我们卖关子，什么编钟、什么古籍，也许只是一些噱头。那么他究竟要干什么？他带来的那份影印的古籍，怎么就与我见过的不一样？
那古籍里写的：景公十四年，女弟远吴，设笾豆者，凡十也。仔细读读，又觉得不像古人的口吻。怎么不是后人杜撰呢？
烟雾散尽，我又回到书桌前。电灯的照射下，周老师留给我那本笔记泛着黄光。
周老师研究丰古堆大墓的工作手札，我几乎倒背如流。这些手札足以解释丰古堆大墓文物为我们设置的谜题了，但是好像又不能反驳杨侨志抛出的种种观点。一根烟作罢，我还是不能静下心来。如果挖掘丰古堆大墓那年，周老师主动扛下我损坏的那件文物的责任，我可能早就离开考古工作了，那该多好！嗐！现在又坏到哪里去呢？
也许，我已经陷入更严重的焦虑了。周老师，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电话就响了。是老顾打来的。
没等我开口，老顾在那头激动地叫起来：老吕！杨侨志！你猜杨侨志是谁！
杨侨志不就是杨侨志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觉得他一定是有些失心疯了。
老顾依旧很激动：杨侨志！是学校老教授杨显蔚的孙子！
杨显蔚？在大学史馆里，我见到过这位杨显蔚教授的照片，他是学校历史系的创立者。那时的中州大学，校名前冠着“国立”二字，受民国教育部主管。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授意中州大学南迁，到解放战争胜利，中州大学一部分师生又迁回汴州。没迁回的那一部分去了宝岛台湾。
我说：杨教授不是去了台湾吗？
老顾向我解释道：杨教授去的是香港。
这些事我的确不知道，我只能听老顾说。
杨教授抗战后就秘密去了香港，一并带走了当时历史系的许多文物和资料。我打断老顾：既然是秘密，那你怎么知道？
老顾反问我：只许你老吕神通广大吗？
老顾接着给我讲杨教授的故事。
杨教授在香港一所大学继续从事中国历史教学工作，闲暇时间也帮一些收藏家鉴定文物，当然也走私……直到香港回归前去世。
也就是说，杨侨志手里的那口编钟可能是杨教授当年带去的。我不敢一口咬定，觉得还是要听听老顾的意见。老顾没作声，就给了我继续追问的机会。
可是那时，他们已经发现丰古堆大墓了吗？那为什么不给发掘出来，也没留在任何文字资料呢？老顾还是没作声。
我在电话这头喊：老顾，你还知道些什么？
老顾说：就这些，我能知道什么？说罢匆匆挂断电话。
一周以后，老顾通知我要再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对于丰古堆大墓文物的调查结果。我一头雾水。
发布会上，公安的同志说，经走访调查，并未发现丰古堆大墓文物涉及的各单位有丢失、贩卖文物的事实。中原博物馆的发言人对媒体说：在上级部门的监督下，我们对馆藏文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清点，没有任何一件文物遗失。老顾代表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言：我们考古研究所成立了专项调查组，远赴香港对被拍卖文物进行了鉴定，确认那口编钟早在丰古堆大墓发掘之前就已经流入海外。目前，我们正在与有关人员协商，计划进一步开展对这口编钟的研究。研究的成果，我们也将向社会公布。
发布会结束，老顾邀请我去听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上，我又见到了杨侨志。老顾介绍，他是这场编钟音乐会的策划。音乐会开场，主持人声情并茂地说：今天，我们将来自战国时代的楚国编钟搬上了舞台。它们刚刚回归中原博物馆。
老顾捂着嘴猛地咳嗽一声，然后说我：你倒是洋洋得意。
我对老顾说：没想到小杨还是个音乐家。
后记
《杨显蔚抗战日记》出版后，新调来学院丰古堆大墓课题组任教的杨侨志老师嘱我为这本书作序。我实在惭愧，只以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文斗胆忝列其中，追思考古学界前辈杨老先生的丰功伟绩，一并献给我此生的挚友老顾教授。哦，我还没有提过他的名字。罢了，还是不提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