扈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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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平原的一个角落里，大运河水与马颊河水蜿蜒流淌过的地方，褐黄色的泥土不仅生长庄稼，也生长文字。鲁西大地的旷野的风，带着麦秸与高粱的味道；这里的土地下，不仅埋着千年的瓦当，也埋着无数个日升月落的平凡而普通故事。山东汉子谭庆禄，便是这片黄色土地上，一个执着的拾穗者，一个为草木立传的人。
他常常自嘲自己是“东乡”人。可是这“东乡”，却并非一个确切的地理坐标，而是一个他精神的故乡，是六零后这一代人童年记忆里那片长满野草与庄稼的旷野。他那朴实的文字，便从这片土地上出发，带着清晨露水的湿润和鲁西大地泥土的腥香，一程又一程，走成了中国当代散文届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当许多作家的笔触还在追逐着名山大川、奇花异草的时侯，谭庆禄却已经悄然蹲下了身子。他把清澈的目光投向了田埂沟沿，投向了那些被人们踩在脚下、被时光忽略的“闲花野草”。
在他的笔下，花草草木是不分贵贱的。那曾经被人厌弃的苍耳，那些默默无闻的萝藦，那曾是饥荒岁月里不得不吃的救命粮的苦菜，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与尊严。他写《东乡草木记》，他写《东昌草木记》，他再写《山左草木记》，这属于鲁西大地的“草木三部曲”，不仅仅是冰冷的植物志，而更是一曲曲深情的挽歌与颂歌。
他认真仔细地写一株麦苗如何顶破冻土，饱含深情地写一粒葫芦籽如何在夏夜里悄然萌发，他写那些老屋后墙根下，一丛丛无人问津的打碗花如何热烈地开放。他用如刀之笔，刻画出草木之魂。那些文字里，即有《诗经》的遗韵，又有《尔雅》的严谨，更有着鲁西大地方言的鲜活与泼辣。
犹记得书中写那一棵老枣树，它接近二百岁的高龄，即见证了一个家族的悲欢，也见证了几个时代的沧桑。它已经不只是树，它是祖辈，是父辈，是那个站在村口眺望游子归来的沉默身影。读他朴素的文字，你会猛然惊觉，原来我们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竟然有着如此深的亏欠与如此浓的眷恋。
谭庆禄的书房，想必也许是一个奇妙的所在。书房的一边是鲁西的泥土气息，另一边是浩瀚的典籍海洋。
他不是那种只会在乡村田野里乱跑的“土著”，他还有着深厚的学识与素养。在他的文字中，你能看到他与吉尔伯特·怀特（《塞耳彭自然史》作者）的隔空对话，能看到他翻阅着《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泛黄古籍的字里行间寻找着草木的前世今生。
他也引经据典，却从不掉书袋。典籍中那些古老的诗句，还有那些生僻的学名，在他的文字里，都化作了正在汩汩流淌的那一潭清泉。他会慢慢地考证植物的“学名”与“土名”，这认真仔细地考证的过程，考证行为本身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他会用文字告诉你，这乡村田野里随处可见的“播娘蒿”，在《诗经》里叫“莪”，在古代药典里又叫什么名字。这经年累月一字一名的考据，就能连接起农耕文明的血脉。
他的文字，是朴素的，也是雅致的，像是一幅幅晕染开来的山水水墨画卷；他的文字同时又是精准的，像一把握在高明的外科医生手中的手术刀，剖开的不仅仅是植物的茎脉，也剖开了现代人民对大自然的蒙昧。他有着“民胞物与”深切的情怀，把花草草木当作知己好友，亲如兄弟兄弟。他会因为发现了一丛野生的无名小花而欣喜若狂，也会因为亲手撕开一片萝藦的叶子，看到叶柄那白色的乳汁涌出而心怀深深的歉意，并小心翼翼地帮它把藤蔓绕在攀爬的枯树上。
这种对自然的悲悯，这种对物的谦卑，才是真正文人的情怀。
才能不仅仅是一面，不仅仅是文章写得好，谭庆禄的字，也值得一提。
他的书法作品，也像他的文字一样，谨严而秀美，透着一股子天地间的静气。在这个喧嚣浮躁焦虑的时代，他竟然在写作之余还能沉得住气，在宣纸上一笔一划地认真仔细写字，这本身就是一种文人不可多得的修行。如果仔细去看他写的字，感觉就是不张狂，也不浮躁，每一笔每一划都落在实处，像是在鲁西大地黄土中深耕的犁铧。
我们常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谭庆禄，就是这样一个慢条斯理的“慢”人。他慢条斯理地观察自然，慢条斯理地写作文章和文字，慢条斯理地过自己的生活。他从不会追赶潮流，只是固执地守望着自己的精神故乡“东乡”，守望着那一片片正在消失于鲁西大地上的乡土风景。
2026年的风，已经吹过了黄河岸边，运河河畔。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AI写作大行其道，文字与文学变得越来越廉价、越来越同质化的时候，谭庆禄们的存在，尤显得更为珍贵。
他像一个古代的手工匠人，一笔一划写字，一字一句写作，用最原始的纸和笔，记录着现在的大地的呼吸，记录着东昌草木的私语。他的作品，是给这个浮躁时代的一剂清凉散，是给所有漂泊在外的游子的一封家书。
他是东昌的，是聊城的，也是山东的，更是中国的。
他用毕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那就是把自己的根扎进鲁西平原的泥土，把心交给旷野平畴的自然，把最美也是最朴素朴实的文字，献给我们深爱的这片山河与大地。
这就是聊城的谭庆禄老师。一位在纸上为我们重建失去的园林，在心里为我们守护乡土文韵的文化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