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接受的活法

                            ——娜仁高娃《驮着魂灵的马》读后感

                                                                                  胡云琦

肉体与精神，灵魂与载体；对于拥有情感和智商的人、与其它可与人类朝夕相伴的生命而言，同样需要陪伴；特别是恰逢其中一方对另一方产生了好感，信任，甚至幻觉可以托付终身的信念与概念萌生之后的自然纠缠。没有谁能够容忍无情地背叛。从一只羔羊，到一头耕牛，从一匹马到一条犬。    

       可是为了生存，为了自己活的更好，更有尊严。身为高级动物的一方之种种示爱，往往都会动摇，或者说具有间接欺骗。不是冷血，不是本性凶残，就是所处境况极其艰难。    

       短篇小说《驮着魂灵的马》作者，80后蒙古族女作家娜仁高娃；所要告诉我们的现实程度；不仅仅是这些，甚至还有孤独无助，甚至还有心惊胆寒。         

       所以，她写马她不先写马；她写一只快要死掉的曾经活蹦乱跳的羊，在主人面前最后的挣扎。很遗憾，这样的挣扎，非但没有博取到半点同情；恰相反，它的主人却是在想：要不要剥了它的皮，制成皮袄，以备潇洒。    

       这是奔波于生活底层者的软肋痛点，是沙窝地赋予居住人的生存本能。有许多事违心，但又不得不做，比如：关于那匹黑绸缎一般光洁飘逸的黑马，曾经与主人的陪伴，最后在大环境巨变，时过境迁的况境中，除了被卖掉，主人公似乎别无选择。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因为他拥有了一辆皮卡，从前，赖以生存的代步马匹“哈日-巴特尔”，就成了多余的生存累赘和摆设。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省吃俭用，偶尔吃上几顿细粮，都会幸福到感觉风光奢侈的年代；没有闲钱去养一匹闲马的主人，只能把它卖掉，忍痛割爱。    

       娜仁高娃在创作谈中曾说，她笔下的沙窝地，是库布齐沙漠腹地人烟稀少、气候干燥的所在。那里的人们与时代节奏近乎脱节，却始终在严酷的环境中，挣扎着追求生活的温度。那只羔羊的死亡，不过是这片土地上无数生命的缩影——一场痢疾便能夺走一条鲜活的性命，而活着的人，只能在悲戚与现实中做出最务实的选择。这势必导致在喜爱与必须割舍，回忆与自责中不断承受灵魂拷问与精神折磨。         活着，活在沙窝地里。发生的与还没发生的，包括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在她的笔下共情。写草原深处的人生磨砺，点点滴滴，惜墨如金，点到即止。却能让每一个细节都浸透着刺骨的苍凉。她写炉膛里橘色的光晕，写屋外漫天的飞雪，写四野八荒的寂静，这些景物描写从来都不是多余的点缀，而是人物内心世界的镜像。屋内的温暖与屋外的严寒，主人的安然与羔羊的挣扎，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更凸显出沙窝地生存的残酷——在极端的寒冷与孤独中，人连悲伤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先顾着守住自己的性命，再去回味那些被忽略的温情与愧疚。她写羊羔死了，主人却喝掉了碗底残留的苦药，终究没舍得剥下羔羊的皮，这份迟疑，藏着人性未泯的柔软，也藏着对生命的悲悯与敬畏。毕竟在沙窝地，杀戮，从来不是目的，生存才是苍天赋予的使命，就像牧人杀掉牲畜过活，从来都带着一种对轮回的朴素认知——他们坚信，牲畜的死亡是另一种新生，是挣脱罪孽、奔赴下一个驿站的开始。    

       羔羊的离去，与我，一个在沙窝地生存了四十七八年的男人喝下“碗底残留的苦药”。这里边有一个没写，却能让读者想象到的细节；男主角为什么要喝掉残留的苦药？是害怕浪费，还是他自己也身患痢疾，为了救治羔羊在拼命死扛。    

       解读《驮着魂灵的马》，首先要抓住作品的核心意象体系。意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是作家情感与思想的集中体现，娜仁高娃在这篇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完整而厚重的意象闭环，每一个意象都承载着多重寓意，相互交织、相互印证，共同撑起了作品的思想骨架与艺术血肉。正如书中所提及的，哈日-巴特尔（黑骏马）、大雪、羔羊、沙窝地、酒、驮魂之马的传说，这些意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彰显着草原腹地的地域特色，又承载着作家对生命、人性与传统的深层思考。    

       哈日-巴特尔，这匹“浑身黑缎子似的马”，是作品当之无愧的中心意象，也是贯穿全文的精神线索。它的一生，是草原生灵命运的缩影，也是人类功利化行为的牺牲品。在主人公的回忆中，哈日-巴特尔是温顺而高贵的，“脾气温顺而总将头颅高高挺起”，它懂得在主人躺在它脊背上时，刻意放慢脚步、尽量不晃动腰背，生怕主人滑落；它陪伴主人度过无数个夏夜，在醉酒的蒙眬中，化作“黑脸男人”与主人无声交谈，成为主人最忠实的精神知己。此时的哈日-巴特尔，早已超越了“牲畜”的范畴，它是有灵性、有情感、有尊严的生命，是主人公孤独生活中的精神慰藉，是草原游牧文明中“人与生灵共生”理念的具象化体现。然而，这样一匹良驹，却因为主人需要换钱移做它用，以“沙窝地不需要马了”“需要时间谋生”为由，将它出售给马术表演队。

  ——纵横交错的围栏，困住了黑骏马奔雷般疾驰的蹄鼓，在那个凭粮食本，吃供应粮的年代，主人公实在没有闲钱照料一匹闲马，这份“合理”的选择，本质上是生存本能与情感羁绊的拉扯，是中年男人用“现实”掩盖内心亏欠的无奈。马术表演场的那场意外，看似是骑手操作失误导致的悲剧，实则是人类将生灵工具化、娱乐化的必然结果，哈日-巴特尔临死前“眼睛还活着，蒙着一层泪水似的液体，正毫无怨恨地盯着我”，这双眼睛成为主人公一生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唤醒着他内心深处的忏悔，而他冲上去殴打踢马的骑手，正是这份愧疚最直白的爆发。         如果说哈日-巴特尔是“被牺牲的生命”的象征，那么大雪与寒夜，则是主人公精神困境的隐喻，是他完成灵魂忏悔的仪式场域。小说开篇铺陈的苍茫雪景“屋外大雪正在飘。四野寂静，八荒亦然”，持续三天的大雪几乎吞掉一切，隔绝了人与外界的联系，将主人公困在孤独的小屋与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雪之“冷”是自然祁寒，也是主人公内心的荒凉；雪之“茫”是天地的悲怆，也是主人公精神的怅惘。当主人公在大雪之夜走出小屋前往七斤家，这场雪地独行便成为精神漫游与自我救赎的开端，茫茫雪原中被大雪掩埋的草木，正是他在孤独与愧疚中苦苦支撑的写照。雪不断落下，掩埋了他的足迹与过往的逃避，迫使他直面内心的罪孽——亡妻、远走的儿女、羔羊的死亡、哈日-巴特尔的惨剧，一幕幕回忆浮现，成为他愧疚的根源，而大雪就像严厉的审判者，剥去他的坚强伪装，让他卸下防备，直面忏悔。    

       主人的孤独，是因为沙窝地的偏僻，还是命运不公？他失去了女人、且不被子女关心、他失去了哈日-巴特尔，羔羊。只剩下林子、野地与无尽的酒。他在雪夜里迷路、挣扎，呼唤哈日-巴特尔的名字，唱起《驮着魂灵的马》，本质上是在寻找一份救赎，渴望这匹黑骏马能驮着他的灵魂，回到有温情、有牵挂的时光。当他在雪夜里看到哈日-巴特尔的幻影，再次爬上那熟悉的脊背，终于明白：所谓灵魂的载体，从来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生命，而是心底的牵挂、愧疚与温情。哈日-巴特尔虽已死去，但其魂灵早已驮着主人未泯的人性，在沙窝地的风雪中永远前行，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哈日-巴特尔”，寻找承载灵魂与愧疚的归宿。    

       羔羊与沙窝地、林子、歪脖子沙枣树等意象，则构成了作品的“生命底色”与“精神原乡”。羔羊的渺小无助与哈日-巴特尔的高贵悲壮形成呼应，一场痢疾夺走它的生命，临死前“眼睛还盯着我”，成为底层弱小生命的缩影，也成为触发主人公忏悔的导火索——他意识到自己一生制造的无数死亡，无论是为了生存宰杀的牲畜，还是间接导致的哈日-巴特尔之死，都是无法摆脱的罪孽，也让他开始反思人类剥夺其他生灵生命的合理性，这正是作品人文关怀的核心。而沙窝地、林子、歪脖子沙枣树、女人的坟，是终生无法走出的主人公的精神寄托：沙窝地承载着他一生的回忆与陪伴，林子是他安放孤独、联结亡妻的纽带，歪脖子沙枣树是他专属的安宁之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围栏、皮卡取代了随意驰骋的马匹，游牧生活逐渐消解，疫情封路，更加剧了人与人的疏离，这些意象便成为主人公对抗孤独、追寻灵魂归宿的精神支柱，他在雪地绝境中渴望回到林子、回到亡妻身边，正是对传统游牧生活的眷恋与精神归乡的渴望。    

       酒，作为重要的辅助意象，是主人公逃避孤独、消解愧疚的必需品。人到中年的他儿女远走、亡妻离世，孤独成为常态，饮酒，便成为他麻醉自我的习惯方式，在酒精作用下，他能暂时忘记哈日-巴特尔的死亡与内心的疼痛抽搐，但清醒之后，愧疚与痛苦依然会如期而至。酒的意象，既展示了“我”在精神空虚时的自我拯救、借此摆脱无法倾诉的生存状态，也反衬出主人公内心的挣扎，让人物形象通过叙述跃然纸上。   

       除了这些具象意象，蒙古族民间传说中“驮着魂灵的马”，为作品增添了魔幻现实主义底色，也升华了主题。传说中，唱起《驮着魂灵的马》便会有黑骏出现，驮着人的灵魂穿越生死、回归故土。主人公在濒临死亡的绝境中唱起这首古如歌，哈日-巴特尔的幻影如期出现，温顺地驮着他冲破风雪、奔赴故土。这一魔幻结尾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早已植根于蒙古族“马是灵魂载体”的民俗文化，与生死观念——葬礼上的“送魂马”，便是驮着逝者灵魂回归祖先家园的象征。这一设定让哈日-巴特尔的归来有了文化根基，也让主人公完成了与自己、与哈日-巴特尔、与生命的终极和解，在灵马的引领下走向精神救赎与灵魂归乡，打破了现实与幻境的界限，将生命轮回、灵魂救赎与故土眷恋融为一体。    

       意象营造的背后，是作品深刻的主题思想。娜仁高娃以中年牧人的内心独白为切入点，将个人命运与草原、人类命运紧密相连，核心围绕三大主题展开：一是生命忏悔与人性自省，主人公一生背负罪孽，为生存宰杀牲畜、为钱财卖掉挚爱，曾用“生存使命”为自己辩解，却在雪地绝境中直面内心，忏悔自己的自私与对生命的漠视，进而反思人类本性，传递出敬畏生命的理念；二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的伦理拷问，传统游牧文明中“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被打破，围栏割裂草原、皮卡取代马匹、马术表演践踏马的尊严，哈日-巴特尔的悲剧，正是对人类漠视自然、打压生灵的深刻批判，也叩问着人与自然共生的本质；三是传统游牧精神的失落与精神溯源，游牧精神中的敬畏自然、追求自由、眷恋故土，在现代文明与疫情的冲击下逐渐沦陷，主人公的孤独是游牧精神的孤独，而他对故土的眷恋、对哈日-巴特尔幻影的追寻，正是对失落游牧精神的追寻与精神归乡的渴望。  除了深刻的主题与完整的意象体系，作品在艺术手法上也极具水准。其一，采用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叙事方式，以中年牧人的视角细腻呈现内心世界，质朴真诚的语言带着草原气息与生命温度，沉浸式体验让读者能深刻感受他的孤独、愧疚与救赎；其二，运用现实与幻境交融的手法，写实的雪地绝境与魔幻的亡马归来有机结合，虚实交织，既具现实厚重感，又有魔幻诗意美，让主题得以升华；其三，注重景物与心理描写的融合，大雪、荒原等景物描写均是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外化，做到“景与心同寂、同茫、同归”，增强了文字感染力与人物情感层次感；其四，语言凝练质朴、沉静克制，没有华丽辞藻，却能以简单文字捕捉细腻情感、描绘真实场景，贴合草原牧人的身份，也彰显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篇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驮着魂灵的马》既具鲜明民族特色，又有普世人文价值。它扎根蒙古族文化土壤，融入民俗风情、生死观念与游牧精神，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同时，其探讨的生命忏悔、人性自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命题，超越民族界限，触及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足以引发广泛共鸣。娜仁高娃曾说：“我写沙窝地，写那里的人、那里的生灵，是因为我深爱那片土地，深爱着那里的一切。”这份深爱，让她用细腻笔触书写出沙窝地的生灵与人心、草原的苍茫与诗意，让《驮着魂灵的马》独树一帜，不可小觑。    

       读完《驮着魂灵的马》，心中久久不能平静。那匹黑缎子似的马、那双满是泪水的眼睛、那片苍茫的大雪、那个孤独的牧人，始终在脑海中浮现。它让我们明白，生命平等，每一个生灵都值得尊重与敬畏；人性的良知，需要在自我反思中唤醒；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丢失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那匹驮着魂灵的马，无论走得多么遥远，终究会回到故土与灵魂相伴，而黑骏马一样面对不得不接受某种的活法的我们，也需在人生旅途中，守住良知、敬畏生命、坚守传统，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