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来客了

家中来客，向来是极好的事。如今这般好事却稀少了。每当我独坐阳台，望着楼下匆匆人影，便想起从前待客的光景。那些记忆，像冬日里呵出的一口白气，在玻璃窗上凝成霜花，又慢慢化开。

我们这些七十年代生的人，记忆总带着毛玻璃般的昏黄。那时乡下，家家户户的门栓都生了锈。谁家来了客，炊烟便蹿得比别家高。母亲会翻出那条牡丹桌布——边角已经起球，却洗得发亮，像晒透的棉被一样蓬松。厨房里飘出的香气，会引得左邻右舍的孩子在院门口探头探脑。

记得最清楚的是梁老师来家里。他是父亲的老友，在镇中学教语文。每次来，总揣着旧报纸包的花生米，纸包渗出油渍，像幅水墨画。父亲便从五斗橱深处摸出“五四牌”老白干，酒瓶落着灰，标签卷了边。母亲切腌萝卜干的声响，像雨打竹叶般清脆。那萝卜干切得极细，拌着辣椒末和芝麻，在青花瓷盘里堆成小山，吃起来香极了。

三杯下肚，梁老师的手指就开始在桌沿打拍子。他讲《红楼梦》，说黛玉葬花时，眼睛亮得像煤油灯芯。讲到兴起，他会突然拍案，惊得茶碗里的水纹一圈圈荡开。父亲给他续酒，瓷盅相碰，“叮”的一声，惊飞了窗外偷听的麻雀。这样的午后，阳光会在砖地上爬得很慢，慢得能数清灰尘跳舞的轨迹。有时聊到日头西斜，母亲便去灶间下一锅手擀面，梁老师吃过后才与父亲母亲道谢回家。

古人待客，最妙在“恰好”二字。读《世说新语》，最爱“雪夜访戴”的典故。王子猷雪夜泛舟，经宿方至，却造门不前而返。这般任性，倒像是去会老友，半路想起他正打鼾，不忍惊扰。陶渊明“门虽设而常关”，可篱笆外却搁着几个空酒壶——昨夜又有邻翁来斗诗，醉得忘了带走。这般风雅，今人怕是学不来了。倒是记得《浮生六记》里，沈复与芸娘待客，不过清茶一盏，时鲜几样，却能“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见待客贵在情真，不在物丰。

可如今待客，多在手机屏幕里。上月老同学来，凳子还没坐热，他的手机就震了三次。茶几上的茶杯里浮着龙井，叶片像搁浅的小船。我们聊着孩子升学的事，他的眼睛却不时瞟向腕表。临走时，电梯镜面照出我们疏离的背影，像两尾困在玻璃缸里的鱼。现代人的客厅越来越像展厅：意大利真皮沙发，水晶吊灯，大理石茶几，却少了些生气。那些精心布置的果盘，往往原封不动地收进冰箱，连香蕉都没来得及长出斑点。

玉林巷里烟火气最盛。从这里走过，我常见几个老太太坐在竹椅上说闲话。她们脚边的搪瓷杯积着茶垢，盘中满满瓜子，却不见地面扔下几片壳，唯有阳光把白发染成金线特别耀眼。这场景勾起我的回忆。我珍藏着一张老照片：三十年前的春节，亲戚们挤在四方桌旁，父亲劝酒的手势，像在指挥一支看不见的乐队。而那些人的眼神是那样澄澈，脸上满是快活。照片角落，还能见我小时候用铅笔在墙上画的“正”字。那是我记录客人次数的幼稚把戏。

周末我试着邀老友来家。没想到他们真来了，厨房飘出的油烟惊醒了沉睡半年的抽油烟机。老王带来自家酿的梅子酒，老李拎着刚钓的鲫鱼。酒过三巡，有人哼起《恋曲1990》，跑调得厉害，却比手机铃声动听百倍。老张的女儿在阳台发现了我女儿的铁皮青蛙，上足发条后，那“咯哒咯哒”的声响，竟把我们都带回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夏天。散场时，月亮正巧卡在防盗窗的格子里，像枚没贴牢的邮票。楼道里，我们的笑声惊醒了声控灯，一层层亮上去，又一层层暗下来。

家中无客，就像灶台没了火种。那些自动咖啡机、智能音箱，终究比不上搪瓷缸里浮动的茶梗。现在的孩子可能不懂，为什么要把陌生人请进家门。他们没见过梁老师醉后挥毫，墨汁溅到墙上的梅花；没听过深夜厨房里，母亲为早起赶路的客人煮醪糟汤圆的声响；更不会知道，一张旧报纸包着的花生米里，藏着多少现在用二维码扫不出的情谊。

待客之道，说到底不过是给奔忙的日子留个可以脱鞋的角落。让茶水慢慢变凉，让瓜子壳堆成小山，让笑声把窗玻璃呵出白雾。在这个快递都不愿送上楼的年代，或许我们更应该学着，像从前那样，为突然到访的老友，留一把吱呀作响的藤椅，泡一杯香气袅袅的清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