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

我的处女作的发表像我的人生一样富有喜剧性。那是在1987年制成车间实习时，我以记实的手法撰写了一篇当时电工班班长白占山带领大家进行电气设备检修的通讯。当时也不知道消息和通讯的区别，只是凭借着原来的写作功底和一股强烈的写作热情来写。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不把这么紧张的检修场面和师傅们的那种加班加点的工作精神写出来，心里就非常难受。厂区的广播每天都宣传着检修的人和事，这也同时给了我一启示和写作的冲动。我写完稿子，也不敢折叠，而是卷成一个圆筒状轻轻地插在裤子口袋里，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地向厂办公楼走去，找到了当时的宣传部部长办公室，苏盛柱部长告诉我直接送到东边把头那个广播室。这时用手一摸口袋，插在口袋里的稿件不见了，自言自语地给苏部长解释着，甚是尴尬。我急忙顺原路返回寻找，在那个标志着“亚洲一号”的湿法线窑尾马路的拐弯处找到了我的稿件。

到了广播室，一位漂亮的女士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对我的投稿再三表示感谢。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魏萍。

当骑车返回到原料车间马路边的时候，广播里传来了令人激动的播音声：“现在播颂通讯员侯武鹏的来稿，......”。我立即停下车子，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竟然一个字未改动，顿时一股热血直冲我的头顶，兴奋而又飞快地回到了班组，高兴地给大家报告了刚才广播里播发了我的稿件的好消息。

这种激励比发多少奖金都管用。第一次投稿还被冠名为“通讯员”，何等荣耀啊！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处女作的标题还是有问题的，只记得当时把班长白占山的名字藏了进去。这种表扬稿还真能起到激励作用，师傅们受到了鼓舞，干活还真来劲，干完一项检修任务还主动给我说说详细的细节和结果，主动要求我再写一篇。第二个月我还领到了十几块钱的稿费，在晚上和几个同学在街上散步时，同学们还要求我请客，当时我立即买了一盒烟，给大家散发着张扬着。后来我还自己学着播音反复把我写的那几篇稿件录在一盒磁带上，拿到了我的一位同学家里炫耀，那位同学也很高兴，连忙表扬说写得不错，只是播音水平太差，建议我若要留资料最好找个人重新录音。

在以后的检修里，我不断发表了很多稿件。一开始只是凭借着一股热情和爱好，后来就拿着《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和《水泥报》作为参考模仿写，给厂里的广播站和报纸投了不少稿件。进厂后分到三工区的时候，包耀北主任听说　我能写稿子，安排我起草车间岗位制度。这怎么会写呢！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在领导的思维里，能写新闻稿就能起草制度，干脆连工作总结也写了吧！我只好到老生产线各个岗位去抄录岗位制度，回来进行修订。不过，这些文字活动还真锻炼了我，为今后走向文字专职奠定了基础。

到了五号窑水泥车间后，我在写稿方面还真有了一些小小的经济收益。新上任的车间主任王彦鸣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并向我高兴地宣布：“从今往后，每在厂里广播站或报纸上发表一篇稿子，车间额外奖励10元，在市级报纸上见报奖励翻倍，见省报央报翻两三倍”。那个月，我从厂广播电视台拿回了7篇稿子发表的明细证明和从《水泥报》上剪贴下来的我的2篇稿件原件，让王主任签字，他笑着说：“怎么这么多！”那时候是试生产阶段，一会儿单机试车，一会儿连动试车，一会儿又是带料试车，维修班和电工班不停地加班加点干活。我是见活就写，实在没活就写人，人和事交叉着写。还给二建的广播站投了一些稿件和一首诗歌。

拆除了一堵墙也能写一篇好新闻。那是在五号窑生产线建设初期，熟料车间大窑的东边有一堵墙，那是耀县水泥厂与耀县东街村民菜地的分界墙，当时马长春带队组织我们一批新工拆除这堵墙。马队长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轻省的活－－让我写一篇新闻报道。我写完让他看了改了，马队长就还给旁边的一个女孩子连连夸赞我的稿子，害得那女孩让他父亲晚上到我家提亲。这堵墙的拆除，象征着耀水产能扩建的开始，而这篇稿件的意义远远不在于它的本身价值，它是这堵已经逝去的墙唯一的文字见证了，也成为了耀水的又一个记忆。

处女作引发的喜剧性远远不至于这些。处女作的发表对我的激励是刻骨铭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还真得感谢耀水给了我们这些基层的通讯员们提供了这么好这么大的一个成长的平台。我们宣传了耀水人和耀水的事，同时耀水也锻炼了我们，也给予了我们更多更多。

世间的事情都是辩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