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像一块被岁月浸润的老玉,藏着太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周至县虎头山村和武功县李家坎村的寻常院落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用布满沟壑的双手,轻轻拂去时光的尘埃,让一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重新在我们眼前铺展。他们,是志愿军老兵宫安兴与李生玉,是跨过鸭绿江的万千赤子中,最真实的缩影。
宫安兴的院子里,阳光洒在青砖地上,映着他一身灰色的对门襟唐装。胸前那枚黄色的“福”字,被几条棕色的龙纹环绕,圆圆满满的轮廓,像是他心中从未褪色的家国梦。最上面两颗扣子随意敞开,露出里面半掩的衬衫,领口也松着一颗扣,当他仰头回忆时,脖子上三条青筋突兀地绷紧,像拉满的弓弦,藏着岁月压不垮的倔强。头发剃得锃亮,泛着青灰色的光,细密的白色绒毛在阳光下若隐若现;胡须虽已刮净,却仍有一层白霜似的绒毛贴在唇边,那是时光在他脸上刻下的勋章。他的头、手、胳膊都透着深褐色的红,像是被朝鲜战场上的烈日与寒风反复淬炼过,每一寸皮肤都写满了风吹日晒的故事。
“当志愿军嘛,就是打美国鬼子!”提起当年的选择,老人的眼睛瞬间亮了,像是点燃了一簇沉睡的火焰,地道的陕西话带着泥土的芬芳与不容置疑的坚定,“他侵略朝鲜,咱不能不管!那时候,咱在朝鲜把美国佬打得落花流水!”说话时,他脸上的笑容像皱纹里绽放的花,眼角眉梢都浸着自豪。鼻尖上那块微微凸起的肉瘤,在笑容里显得格外鲜活,仿佛也在为那段热血岁月颔首。
“提起美国鬼子,我就气得牙痒痒!”老人的语气陡然加重,拳头不自觉地攥紧,“咱打仗凶得很,个个都像下山的猛虎,一点不怯!都争着往前冲,谁也不落后!”他是步兵,那段行军的记忆,至今仍清晰如昨。“那时候哪是当兵,简直是扛着一座山走!”他双手在胸前比画着,袖子胡乱挽起,露出结实的胳膊,“铺盖卷、子弹、手榴弹,加起来一百七十斤的东西压在身上,枪还得扛在肩上。黑里明里地行军,三天三夜没合眼,人困得眼皮都粘在一起,走路都打盹呢!”说罢,他头和身子微微前倾,肩膀耷拉下来,眼睛半眯着,模仿着当年边走边睡的模样,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条泥泞的朝鲜山路。
“后面的人一打盹,头就‘咚’地撞在前面人的枪口上,额头上立马起个青疙瘩,疼得咧嘴也不敢吱声!”他用右手在额头上比划着那个疙瘩的大小,嘴角撅起时,露出两颗稀疏的牙齿,带着几分憨厚的笑意,可那笑意背后,藏着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那次坑道里的木炭中毒。“有一回领导去开会,我们淋得像落汤鸡,浑身冷得打哆嗦。”他的声音低沉下来,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又看到了那个阴冷的坑道,“我和战友们躲进一个坑道,里头堆着一堆木炭,大伙儿又累又冷,就想着烤烤火,顺便把湿衣裳烘干。谁知道,烤着烤着,一个个都倒下了,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老人的语速放缓,带着一丝后怕,“干部们吓坏了,以为我们都没了,赶紧把营部、师部的医生都叫来抢救,把我们一个个搬到洞外,解开胸口的衣裳,让太阳晒。后来才知道,那木炭是美国鬼子留下的,上面撒了药,咱的兵都中毒了……有些娃,就没醒过来。”他顿了顿,喉咙动了动,“我是第二天太阳出来,才慢悠悠睁开眼的。连长、排长、指导员都在旁边抹眼泪,那眼泪里,有后怕,更有心疼啊!”
朝鲜的夜晚,总是格外漫长。“那时候哪有床睡?”老人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杠子的粗细,“找四根这么粗的木头,栽在四角,上面搭几根杠子,下面再横铺一排木头,就是咱的床了。”他的手指粗糙,关节突出,却精准地还原着当年的模样,“晚上就躺在那木头杠子上,硌得骨头疼,可一沾着就能睡着,太累了……”
热天行军时,他们挽着裤腿,在夜色里疾行,子弹像受惊的蚂蚱,在腿边“唰唰”飞过。“我眼睁睁看着子弹从脚边窜过去,听得见那嗖嗖的响声,可咱命大,一颗都没打着!”老人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庆幸,更多的却是无畏,“真遇上美国鬼子,面对面的时候,枪拐子也能当武器,那都是咱练出来的硬技能!打仗嘛,就是豁出去干!”
可战争从不是浪漫的传奇,而是冰冷的牺牲。“炊事员把早饭和馍送到阵地上,有个甘肃的小伙子,说话结巴,一边吃饭一边跟我们唠嗑,一碗饭还没吃完,一发炮弹过来,人就没了……”老人的声音哽咽了,“还有个甘肃娃,长得可精神了,走不动了,说要在石头上歇会儿,我们劝他一鼓作气走上去,他不听,刚坐下,炮弹就落下来了……”他抬手用袖口抹了抹眼睛,那粗糙的布料蹭过眼角,像是在擦拭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这辈子,亲眼看着那么多战友倒下,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疼啊!”
从虎头山村到李家坎村,同样的烽火记忆,在李生玉老人身上,有着另一种沉甸甸的回响。94岁的他,坐在炕沿上,右手拄着炕边,左腿搭在炕沿上,形成一个弓形,左手轻轻搭在膝盖上,像一尊历经沧桑的雕像。炕头的墙上,贴着红色的拼音字母表和几张彩色图画,在满是岁月痕迹的屋子里,透着几分鲜活的生气。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衣裳,外面套着黑色马甲,黑白相间的胡须很长,未曾修剪,垂在胸前,像是梳理不尽的往事。头发早已谢顶,只剩两边稀疏的黑发中夹杂着银丝,右眼下那颗黑色的疙瘩,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格外显眼,像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当兵好啊!”老人说话很慢,语气有些木讷,却字字朴实无华,带着穿越岁月的真诚,“抗美援朝那时候,有些人不愿意去,组织动员起来费劲得很,黑天白夜地开会,劝大家报名。好不容易有人报名了,还得体检,身体不合格的还去不了。”他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庆幸,“我验上了,一开始是步兵,后来改成炮兵,火箭炮,再后来调到营部,32团一营的。”
“咱87队到朝鲜战场上,一下子就折了一半人。”老人的声音低沉下来,像是压着一块巨石,“就是剩下的这一半人,硬撑着局面,美国鬼子都怕了,才停火的。”他说这话时,没有丝毫炫耀,却让人心生敬畏。朝鲜的山沟里,夜晚总是弥漫着危险的气息。“那时候,我们躲在山沟里,不敢出去,子弹嗡嗡地乱飞,像一群无头苍蝇。”他回忆起保护连长的那次经历,眼神骤然变得锐利,“我们爬到敌人的房屋上、围墙上,想悄悄摸过去,可敌人耳朵灵得很,一下子就听见了动静,开枪就打!”
“子弹打在我腿上,凉凉的,我‘咚’地从墙上掉下来。”他用手比划着从墙上坠落的姿势,“我顾不上疼,溜下去把连长扶起来,拿起枪就朝敌人的门打,把他们封锁在里面,不让他们出来。”连长的腿被打断了,他背着连长,在枪林弹雨中撤离,直到安全地带,才用担架把连长送进医院。“那时候,命令就是天。让卧倒就卧倒,让起来就起来,让跑步就跑步,浑身湿透了,风一吹,衣服冻得硬邦邦的,像穿了一身铁甲。”
战争中,最残酷的莫过于见证战友的离去。“送物资的路上,咸阳高桥一个姓高的小伙子,中了机枪,三发子弹从腰上打进去……”他伸出左手,竖起三根手指,指尖微微颤抖,“人就这么殁了,咱也没办法,打仗哪有不伤人的?”他的声音里满是无奈,“那时候,我们常说,今天吃饱饭,明天能不能从战场上下来,谁也说不准。互相勉励着,吃饱,明天再见。可第二天能再见,就是天大的幸运,大伙儿哈哈一笑,那笑声里,有庆幸,也有对生死的坦然。”
每天,都有人在议论谁牺牲了,谁又不在了。“现在,全县就剩下我和另一位战友了。”老人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我的勋章早就找不着了,丢了就丢了吧,也没啥好炫耀的。保卫国家,是咱应尽的责任,是该做的事。”他的语气平淡,却掷地有声,“该吃的苦,咱都吃了,现在的好日子,都留给晚辈了,值!”
如今,老人行动不便,想去邻村转转都成了奢望,每天只能在院子里、屋子里慢慢踱步。可当被问及如果现在打仗还去不去时,他浑浊的眼睛里瞬间闪过一丝光亮,毫不犹豫地说:“去!咋不去!”这简单的一个字,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那是老兵心中从未熄灭的赤诚。
“我不是英雄。”两位老人异口同声地说着类似的话。宫安兴想起那些永远留在朝鲜的战友,李生玉念着那些年轻的面庞,他们都说,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弟兄们。如今,他们不愁吃不愁穿,安享晚年,可每当夜深人静,那些战友的身影总会出现在梦中,那些烽火岁月的记忆,总会在心头萦绕。
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有着最真实的热血与深情;他们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最动人的力量。宫安兴胸前的龙纹“福”字,李生玉炕头的红色字母表,像是两个时代的注脚,连接着烽火岁月与太平盛世。那些扛在肩上的一百七十斤行囊,那些在木头杠子上熬过的夜晚,那些枪林弹雨中的冲锋与坚守,那些永远留在异国他乡的年轻生命,都化作了岁月长河中最珍贵的记忆,滋养着后世的我们。
这两位志愿军老兵,就像关中平原上的老槐树,扎根大地,默默挺立,用一生的坚守,诠释着“保家卫国”这四个字的重量。他们的故事,是历史的见证,是精神的传承,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愿这份烽火记忆里的赤诚,永远在岁月中回响,永不褪色。
(2024年5月15日作,2026年1月16日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