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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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县邮电局家属院的午后，阳光斜斜淌在窗台上，像一层细沙铺在藤椅扶手上。八十九岁的母亲冯玉娥靠着藤椅，枯瘦的手攥着我的手，指腹的老茧蹭过我的掌心，带着岁月的糙感，慢慢讲起那些过往。
我逗我妈说：“妈，你家当年也是白鹿原上的大地主呢！”
我妈当时就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摆着手跟我说：“咱那算什么大地主哟，就三十亩薄坡地，石头比土多，三夏大忙时雇过香村一个短工，头回没定地主，后来竟成了‘漏划地主’，跟真正白鹿原上那些良田千顷的大户比，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借着这话头，我妈望着客厅墙上的两幅照片，眼神飘远了——一幅是约一米五长的邮电系统学大庆会议合影，一幅是装裱端正的婆的遗像，两张照片并排挂在客厅上方，是家里最庄重的角落。她想起了娘家巩村的日子，想起了我爸侯维孝的一生——
那年你弟武良开车，带着我和你爸回山西的模样，我到现在都记得清。那趟山西行足足走了半个月，李佩处长全程陪着，吃住行样样安排得妥帖。在乔家大院的青瓦下，阳光透过瓦缝落在地上，斑斑驳驳的，他攥着你爸的手，指节都攥白了，红着眼眶一遍遍说：“侯哥，当年要不是你，我哪有今天啊！”那声音带着哽咽，飘在青砖墙上，藏着你爸在文革里的一份善，也成了我心头抹不去的暖。
咱娘家在蓝田巩村，离你家侯家湾也就四五公里，都在白鹿原的黄土坡上。三十亩地看着不算少，可都是坡地，收成全看天，年成好时能收几担麦，年成差了就只能喝稀粥。你大舅后来为了讨生活，从巩村出去采药材，背着药篓子翻山越岭，一路落脚到眉县，日子也是颠颠簸簸。我当年念到高小，在那时候也算有几分文化，后来嫁到侯家湾，生产队里便让我当记分员。每天晚上，村民们都攥着磨得毛边的工分本往咱家跑，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我趴在八仙桌上，用蘸水笔一笔一划记着他们的活计：男壮劳力八分，女壮劳力六分，一分也就值八分钱、一毛钱。可那本本上的数字，是家家户户的生计，我不敢写错一个，夜夜坐到深更半夜，煤油灯的烟把鼻孔都熏黑了，也记着咱庄户人家过日子的细碎与艰难。
而你爸的难，比我更甚。咱老家在蓝田前卫镇侯家湾，早先叫巩村乡，白鹿原的黄土裹着你们侯家的根。你爸生于1936年，三岁那年，你爷爷就被痢疾夺走了性命，三十六岁的你婆，就那样守了寡，一守就是三十七年，直到七十三岁闭眼，都没再离开侯家湾半步。你婆的一双手，这辈子都绕着纺车转，白鹿原的夜静悄悄的，只有纺车“吱呀吱呀”的声音伴着星光，她纺线织布，线穗子缠了一圈又一圈，缠的是日子的苦，更是撑着这个家的硬气。那些粗布衣裳，你爸和你姑妈敏兰穿了又补，补了又穿，补丁摞着补丁，却总洗得干干净净。也是这份苦日子熬出来的倔，让你爸后来落下了病根，也成了我这辈子解不开的疙瘩。
你爸打小就犟，像侯家湾村口的白杨树，扎在黄土里，再难也得往上长。十岁上侯家湾初小，十五岁去吴村庙读高小，十七岁踩着土路步行去蓝田县北关上初中。他脚上的草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脚后跟磨出了血泡，结痂了又磨破，背上的粗布包永远装着你婆蒸的黑馒头，裹着浆水菜、雪里荭，咸涩的味道伴着他走了一路。冬天的黑馒头冻得像石头，他就揣在你婆缝的粗布大氅里，借着早操跑出来的热气，让冰硬的馍慢慢化开，馍上结着一层白霜，就着冷风啃下去，咽的时候剌得嗓子疼，可手里的书，从来没松过。就凭着这份犟，1956年，他攥着西安邮电学校的通知书，走出了白鹿原，南郊八里村的校门，成了他邮电生涯的起点。
1959年你爸从邮电学校毕业，被分到山西阳泉邮电局当乡村邮电检查员，后来辗转到太原市邮电管理局供应处当会计，在太原城里上班。他走后没多久，我便带着你们弟兄两个去太原寻他，先投奔了你婆的亲戚——你喊姨妈的人。她家在太原郊外的一个山村里，村子就坐落在山坡上，土坯房依山而建，马路在坡下不远的地方，站在坡上能清清楚楚看见来往的公交车，“哐当哐当”地驶过，扬起一阵尘土。那时候你们也就七八岁、八九岁的年纪，见着马路上的公交车，眼睛都亮了，悄悄从山坡上溜下去，踩着碎石子路，想着小孩坐车不用买票，随便坐一趟进城里逛逛，再坐原路的车回来就好。就在你们俩手拉手，刚抬脚要踏上公交车踏板的那一瞬间，我在坡上瞅见了，心一下子揪起来，像被一只手攥住了，扯开嗓子喊你们的名字：“武鹏！武良！别上车！”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你们听见喊声回头，愣在原地，才被我急急叫住。现在想来，那回真是后怕，那时候的公交车可不像现在，线路乱，站点也不清晰，司机师傅也不等人，你们俩小孩要是真上了车，进了城指不定就迷了方向，能不能原路回来都是未知数，万一丢了，可怎么得了。那一声喊，算是把你们俩从岔路上拉了回来，也让我往后走到哪，都把你们的手攥得紧紧的，生怕一松手就丢了。
也是在山西的那些年，日子苦到了极致。三年困难时期，你爸每月就29.5元工资，24斤杂粮粮票，就3斤白面票。他饭量大，还是单位篮球队的队长、教练，一场球打下来，饿得能吃下三个馒头，常常吃不饱。饿极了，就去山上捋些榆树叶、剥些槐树皮，磨点玉米棒子淀粉，掺在杂粮面里蒸馍吃，咽下去剌嗓子。后来身子熬垮了，染上了肺结核，起初只是咳嗽，他总说没事，扛扛就过去了，忙起工作来连药都忘了吃。那时候我光顾着拉扯你们弟兄俩，竟也没硬逼着他去寻好大夫，就那样一天天耽误了。后来每每想起这事，我就悔得慌，总怪自己没照顾好他，可转头又想，也怪他自己，太犟了，总把工作放在前头，拿身子不当回事；可过不了多久，又绕回自己身上，还是怪我，要是当时多上点心，多催着点，他的病也能轻些。这事儿，我翻来覆去想了一辈子，总在自责和念叨里纠结，心里的疙瘩从来就没解开过。
一同考出来的本村乡党，家里条件好些，熬不住苦就辞职回家了，可你爸不能走，他是你婆纺线供出来的娃，是这个家的指望，再难，也得扛。也是那时候，他帮了高新泽。那时候高新泽日子难，处处受难为，你爸看他是个实在人，又有才干，便处处提点帮扶，给他搭手解难，把单位分的白面票偷偷塞给他。后来落实科技干部政策，高新泽借着这股劲，办了全家农转非，从西安搬到了铜川，进了铜川邮电局；巧的是，1984年春节过后，你爸响应支援山区建设的号召，带着咱全家从西安土门的邮电器材供应处迁到耀县，任耀县邮电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俩人又成了邮电系统的同事，互相照应着，这都是你爸当年的善缘。
到了耀县，日子慢慢稳了，客厅的墙也早早留好了最显眼的位置，你爸把那幅一米五长的邮电系统学大庆会议合影挂了上去，旁边挨着你婆的遗像，这两处，是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念想。逢着家里来人，他总要拉着人家站在照片前，指着上面的身影，眉眼带笑地讲解：“这是1977年在北京开的学大庆会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合影，这可不是我个人的荣光，是咱邮电人的荣光！”语气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我也想找份活计帮衬家里，便在邮电局门口摆了个书摊。书摊不大，就一块木板搭在两个板凳上，摆着些《小兵张嘎》《地道战》的小人书，还有《人民文学》《收获》杂志和通俗读物。可那时候大伙儿手头都不宽裕，过路的人停下翻翻看的多，真掏钱买的少，有时候一天下来也卖不出两本，生意清淡得很，摆了没多久就收摊了。后来到了1985年，我进了耀县城建局下边的清扫队，当起了环卫工人，哪有现在的保洁员一说，就是天天扛着扫帚扫马路。耀县的大街小巷，我扫了一遍又一遍，春天扫柳絮，夏天扫落叶，秋天扫尘土，冬天扫积雪。风里来雨里去，天天弯腰扫地，时间久了，腰椎盘突出就找上了门，腰一疼起来，直都直不起来，夜里睡觉只能侧着身，翻个身都疼得龇牙咧嘴。那时候你懂事，晚上放学回来，放下书包就接过我的扫帚，替我去扫街，常常扫到半夜零点、一点多。路灯把你的影子拉得老长，映在马路上，我站在门口等你，心里又疼又暖，想着我的娃长大了。那时候我就是个临时工，每月挣几十块钱，谁能想到后来国家落实政策，竟给我们这些老临时工也办了退休工资，这份福，是当年想都不敢想的。
其实大半辈子，我还是个家庭主妇，家里的灶台、洗衣盆、孩子们的衣裳，才是我最常打交道的。你爸忙邮电局的工作，常常早出晚归，三个孩子的吃喝拉撒、缝缝补补，都压在我身上。清晨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做饭，玉米糊熬得黏糊糊的，黑馒头蒸得暄软，腌菜切得细细的，简单的饭菜要做够一家人的量；白天洗衣、纳鞋底、收拾屋子，缝纫机“哒哒哒”响个不停，孩子们的衣裳都是我一针一线缝的；晚上还要等着孩子们放学回来，检查作业、热饭。逢年过节，更是忙得脚不沾地，要蒸馍、煮肉、缝新衣裳，让你爸和孩子们能过上舒心的节。那些日子，虽然琐碎辛苦，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看着你爸站在客厅照片前骄傲的模样，心里就踏实得很，觉得再累也值。
文革那年，你爸当了山西省邮电管理局革委会副主任，手里过过不少金条银圆，都是别人上交的。可他一笔一笔记在账本上，用红绳捆得整整齐齐，半分都不沾，平反后原封不动还给了人家。也是那时候，他瞅着李佩处长遭了难，悄悄寻了机会，假装上厕所，把写着“祸至宜避”的字条揉成纸团，塞到他手里，通风报信帮他躲过了一劫。这份情，李佩处长记了一辈子，才有了后来山西行的盛情款待——那半个月，他带着我们逛遍了山西的光景，乔家大院、太原城，样样尽心，嘴里总念叨着你爸的恩情，说这辈子都忘不了。1970年，你爸因表现突出入了党，一步步当上储运科科长、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1977年还去了北京，出席全国邮电工作学大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领导人合影。那张约一米五长的合影照，打从拿回来，就被你爸视若珍宝，他亲手装裱，早早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和你婆的遗像并肩，隔段时间就会小心翼翼拿抹布擦去上面的浮尘，细细端详，总跟我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光，是邮电人的荣光。”这张照片，也成了你爸一生邮电生涯的见证，凝着他的坚守，藏着他的荣光。
1960年的夏天，我成了你爸的妻。那时候我从巩村出来，梳着两条麻花辫，跟着他在山西落脚。他娶我，一半是缘分，一半是想让我帮着照顾你婆，这份孝心，我记了一辈子。你爸在山西工作的那些年，心里总惦着侯家湾的你婆，每年都要寄钱寄物回去。后来日子稍稳，便把她接到身边，可好日子刚开头，1978年冬天，你婆在农业社打土块时突然跌倒，瘫痪在床，口不能言，大小便失禁。你爸急红了眼，连夜把你婆接到西安，遍访名医，好在你姑父是东郊药材公司的经理，托人搞到了当时最好的药。你爸日夜守在床边照料，喂饭、擦身、翻身，一点都不嫌弃，终于让你婆恢复了言语，能拄着拐杖走路。可这份福，你婆只享了几个月，1980年冬天，她还是走了。你爸守在灵前，一夜添了白发，眼眶红肿着，喃喃地说：“娘这辈子太苦，我没让她多享几年福。”他亲手把婆的遗像装裱好，挂在客厅那幅合影照旁，从此这两个位置，便成了家里最庄重的角落，藏着他对母亲的孝，也藏着他一生的荣光。可我知道，他已经尽了全力，你婆走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她的娃，成了她一辈子的骄傲。
说起武良，我总想起他小时候丢了的那回。那是六一儿童节，太阳毒得能晒脱皮，地面都烤得发烫，正是收麦子的时节。我让七岁的他去西安土门找你爸，给他带了一兜馍。谁知道娃下车后把方向走反了，在邮电局门口哭得像个泪人，嗓子都哭哑了，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空兜子。多亏了好心的工作人员，一听说是邮电器材公司的家属的孩子，都是一个系统的，赶紧一个电话接通了你爸的单位。当你爸骑着自行车把孩子领回来时，武良的鞋子磨破了，脚趾头露在外面，裤腿上满是尘土，脸上还挂着泪珠子，却攥着口袋里的半块硬糖，哽咽着说：“妈，我没弄丢爸的地址。”说到这儿，我妈抬手擦了擦眼角，至今想起都眼角发酸。那一刻，我抱着孩子哭了，觉得自己就像渭水，既要载着家庭的船，又要提防暗礁险滩，而你爸就是岸边的白杨树，稳稳地撑着我们的天。
你爸的一辈子，都绕着邮电事业转，从山西到西安，再到耀县，一身邮电绿制服穿了一辈子，洗得都有些发白了，还舍不得扔。他兢兢业业，多次评上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胸前的奖章擦得发亮。他待职工亲如家人，在耀县邮电局的大院里，谁家有难处，他都伸手帮衬，就像当年帮高新泽、帮李佩处长一样，心里装着别人，唯独忘了自己的身子。他忙完工作，总爱练书法，柳范书画协会的证书、书法大赛的奖状堆了一抽屉，毛笔字写得刚劲有力；闲下来还爱打篮球，和年轻的职工们在球场上跑跳，笑声爽朗，仿佛还是那个从白鹿原走出来的少年。而我，从巩村那个被定为“漏划地主”的丫头，到侯家湾的记分员，再到耀县邮电局门口的书摊摊主、街头的环卫工人，最后守着家里的灶台当了大半辈子家庭主妇，跟着他从山西到陕西，从青丝到白发，尝过苦，挨过饿，却也被他护了一辈子，懂了什么是踏实，什么是本心。只是那肺结核的病根，总在我心里绕，翻来覆去地怪，怪自己没照顾好，怪他自己太犟，可终究，还是心疼他一辈子的辛苦。
2017年，你爸走了，走在耀县的春天里，邮电局大院的白杨树，落了一地的新叶，像极了他一生的温柔。这些年，我守在耀县邮电局的家属院里，客厅墙上的那两幅照片，依旧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一米五长的合影照被我擦得干干净净，婆的遗像也始终整整齐齐，阳光落在照片上，你爸的笑容依旧清晰，婆的眉眼也依旧慈祥。我看着窗外的白杨树越长越粗，树干上的纹路像极了你爸的手掌，就像看着你爸的身影，从未走远。他从白鹿原上啃着黑馒头的少年，到邮电系统的老局长，从三岁丧父的苦孩子，到守着本心、处处行善的丈夫、父亲；而我，守着我们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守着这两幅藏着思念与荣光的照片，守着你们弟兄三个长大成人，守着这满院的回忆，一天天老去。偶尔想起他的肺结核，还是会揪着心自责，怪自己，也念着他的犟，这辈子，怕是都解不开这个疙瘩了。
阳光慢慢移了位置，落在客厅的两幅照片上，给相框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边。巩村的三十亩坡地，侯家湾的煤油灯，太原山村的山坡与公交车，耀县邮电局门口的书摊、街头的扫帚，还有家里永远热着的灶台，仿佛还在眼前晃着。而那幅一米五长的合影照，伴着婆的遗像，静静立在墙上，成了最厚重的意象，映着你爸一生的坚守与荣光，也藏着我一辈子的念想与纠结。你爸的一生，像白鹿原的黄土一样厚重，像侯家湾的白杨树一样坚韧；而我们这一辈的日子，就像邮电局的邮路，绕着风雨，连着温情，铺在岁月里。我拉着你的手讲这些，不是念苦，是想让你记得，你爸是个值得骄傲的人，也想让你知道，日子无论好坏，守着本心，踏实往前走，就够了。咱侯家人的硬气，你爸的善良，还有咱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情分，这都是刻在骨血里的，要一直记着。
(2026年1月31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