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居正》到《万历十五年》

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洋洋洒洒百万多字，分木兰歌、水龙吟、金缕曲、火凤凰四卷，详述了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从升任首辅到人亡政息的历程，其间诸多史事，以小说的笔法写来，大大降低了阅读的难度。 读罢，更勾起了重读《明朝那些事儿》相关篇章和《万历十五年》的兴趣。

小说、通俗历史读物和经典对比读来，其中人物事件的不同选择，所行所为之臧否，立意之浅显或深远，真有吹尽黄沙始见金之感。

小说《张居正》围绕十年万历新政展开，从整肃吏治的“考成法”，到改革税制的“一条鞭法”和封禁书院的教育改革，让万历即位第一个十年的明王朝呈现出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状态，塑造了张居正“精于治国，疏于防身”的改革家形象。

《明朝那些事儿》中，作者当年明月说张居正是他写过的人中最特殊的一个——天才生于乱世，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敢于改革创新，终成大器；另一方面，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对照这种复杂性，当年明月体悟了人绝不能丢弃的两种东西：一个叫良心，另一个叫理想。

《万历十五年》则由易为人所忽视的细节发端，通过张居正等七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透视明王朝败亡的必然，指出仅靠尊卑有序的儒家思想来管理国家是不够的，还需靠数目字来管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又不仅限于明王朝的兴衰。

黄仁宇先生的书给了我们新的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

人心中有阴阳。

明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开国之初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大地主和大家族，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因此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两百年后的万历时代，这种精神与物质的背离越来越远，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

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担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分裂也就必然随之而来。

规则之下有潜规则。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张居正依靠年幼皇帝赋予首辅的绝对影响力，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安全感。

他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这种偏激的办法，不仅是同整个文官集团作对，也影响了逐渐长大的皇帝的安全感。因此种种改革在他生前尚能维持，待他死后却迅速迎来清算。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

苏东坡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原题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表面的四海升平、无事可记之下，明王朝实已走向覆亡。此时万历皇帝已经决定将消极怠工进行到底，对于文官集团阴和阳的需求，一律“留中”——既不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不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 如此以道德代替法制，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帝国终于不可避免的滑向覆亡。

正如黄仁宇所说，这一年表面看似平静，但实际上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无论是皇帝的励精图治还是安于现状，首辅的独裁还是调和，将领的创新还是守旧，文官的廉洁还是贪婪，思想家的进步还是保守，他们的努力最终都无法改变帝国的命运。

读到此时，秋夜已深，寒气侵体。 从《张居正》叙述的事，到《明朝那些事儿》关注的当事人，再到《万历十五年》探索的原委和规律。想起日间到山中去，黄叶落尽，见到树枝树干，林木萧疏，山的轮廓愈发清晰，想来探究本质的路漫漫而修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