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厦连国运

“居者有其屋”之说，出自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和吃饭穿衣一样，住房历来是人们的刚性所需。住房亦是衡量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村，一座城，乃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生活水平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的祖辈父辈都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解放前，祖父母靠种地和做小生意（打烧饼、炸油馍、做炮仗等）为生，带领我的父辈们在贫寒之中创家立业。全家长期居住在两间土坯房中，父亲和姑姑叔叔成家后，虽然房屋有所增加，但家境依然艰窘。解放后我小的时候，仍和父母一起住在两间旧东屋里。三年自然灾害时又因饥荒难熬，被迫揭卖了此屋的一间房瓦，致使一下雨就满处遍漏。好在时为新社会，有国家的救济，才得以渡过生活难关。

沧桑岁月的冲刷，加之父亲三兄弟分家，最终导致那座东屋被拆掀。父亲随在另一院内建起了由九层砖槛和土坯建成的三间堂屋和一间土跺厨房。为建这个新家，父母真可谓七拼八凑。在1954年到1956年的“改造落后乡”（土改补课）运动中，被划为下中农成分的我家，有幸从斗争果实中分得一根房梁，它是人民群众地位翻身的直接象征，更是我家建房中最值钱的物料。其余梁檩皆为老东屋的下房料和几棵刚刚成材的榆树。所用砖瓦全是父亲讨价还价买来的二手货，土坯则为父亲起早贪黑托制而成。外祖父深谙我家经济拮据，不仅生生把他家房上的大门卸下来为我们所用，而且还找了几位泥瓦匠前来帮忙。

新家的建成无疑令人欢欣鼓舞。然而，随着我们兄弟姊妹八个的相继长大，很快又面临僧多粥少的矛盾。尤其是我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并面临谈婚论娶之急，促使父亲连夜操劳备料，在三间堂屋的东头续接了一间陋房。由于无钱买瓦，房顶只能每年搅泥上厚厚的麦糠泥，以防漏雨。房门则是用几根木棍和秫秸凑合而成。尽管如此寒碜，但我搬进此屋，毕竟为弟弟妹妹们腾出了一些空间。恰从那时起，我相继当上了民办教师和大队干部。有了此房，我便可以安心地生活，静心地做事，包括读书看报、加班工作，均是在此进行的。

尽力弥补该房的先天不足成了我的一大心思，故将每月2元钱的民师津贴和外出开会的补助费积攒起来，自买房瓦，自请工匠，硬是把草泥屋顶给瓦上了瓦。直至1974年我结婚时，父亲又刨了一棵柳树，亲手做成一合新门。此屋先后做为我和弟弟的婚房，在我们家庭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就像“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一样，住房亦是根据人口状况及实际需要而不断兴建的。儿女们年龄逐渐增长，导致父母亲总在为增建住房呕心沥血。1977年，父亲卖掉了一口刚刚够秤（120斤）的肥猪，刨掉几棵勉强成材的树木，拟在村后老宅上建一处住房，让我从老院搬出。当时，我刚被选招为“三不脱离”干部，在每月30元生活补助，还要向大队缴纳10元工分款的情况下，省吃俭用，将低微的薪酬最大限度投入建房，同时联系公社窑厂，购买了平价的砖瓦。最终在父亲和我的共同努力下，建起了两间十三层砖一槛台及板打土墙结构的新屋。此后，在两个儿子相继出生的情况下，我又筹集砖瓦，并去县木材公司托人购买廉价檩条，去造纸厂寻求下脚料石灰膏，沿着堂屋西头又接建一间。自此，这三间堂屋，连同半间没安门的厨房，还有周围用破砖旧瓦垒成的院墙，便构成了我和妻儿最最神圣的故园。

多少年来，这座故园一直都堂堂正正地坐落在那里。虽然随着我的工作由村及社、由乡及城不断进步，以及妻儿们农转非，我们在城里亦逐步有了新居。但根基所在，故土难移。无论何时，都永远改变不了老家故园作为我们生命之源和精神领地的属性。

老院老屋似老酒，越品越觉味醇厚。直到几年前，为了延续世世代代的乡愁，那座斑驳破旧的老屋，又以钢筋水泥的结构，朴实无华的固姿，进行了接地气的翻新改造。翻新后的故园，越发稳固而耐久。

上世纪70年代，是我立足故土挥洒青春的年代。无论是当民办教师，担任大队团支书、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主任，还是走上公社团委、党委领导岗位；无论是居住在老家故园，还是食宿在社队基层，乃至后来在城里安居，我的灵魂始终都牵系着故乡赤子的家国情怀。

我参加工作后，曾在公社机关分得一间寝办合一的住房。虽在本社工作，却不能回家居住。日夜兼程地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住房保障。在公有制前提下，单位为干部职工配备必要的住房，全是为了工作和生活所需。然而，公共住房建设却常常由于经济状况制约而力不从心。

1981年1月，我被调往地委组织部工作。当我收拾好行装，将房门钥匙交回公社办公室，骑着自行车带上铺盖卷径往新单位报到时，没想到地委机关的住房却尤为紧张。最终经过部秘书科与地委行政科协商，我住进了一个被撤销单位的旧办公室内。该房约有两间大小，打开房门，只见朝阳处两角已有铺好的床位，安住的是地委办公室刚从县里调来的两位同志。我顺势住在了该房的东北角，并从楼道里现找了一张木床，行政科和部秘书科又配给了一张三斗桌和一把旧木椅（所配用品此后均作价归己）。虽然我住的是集体宿舍，但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后来，该房又住进了一位地区工会从外地调来的同志。从此，我们四人亲密相处，宛若兄弟。大约在该宿舍居住了两年时间，我又挪到了行政科的一间老仓库里，三位室友亦先后搬到了新的住处。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全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1981年菏泽一举由粮食净调入地区变成净调出地区。到80年代中期，占山东人口不到十分之一的菏泽，成为了供应全省六分之一商品粮的重要产粮基地。1984年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城乡经济的全面发展，无疑给机关住房建设增加了底气。由此，地委机关新增的一座家属宿舍楼和一座单身宿舍楼应运而起。

按照资历，我虽然没有分上家属套房，但却和许多资历相当的同志一起，住进了新建的单身宿舍楼。虽为单身宿舍，但因家属农转非和孩子上学等原因，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同志，都是携妻带孩入住的。后因隔户邻居搬迁，行政科又调给了我一间。两间虽不挨边，却有效缓解了我家住房紧张的状况。更为可喜的是，不久我们又迎来了机关办公和住房条件的整体改善。

为了解决办公场所与城市规划不相适应的矛盾，地委、行署于1987年春天实施东迁。随着原址向相关单位统一转让，新的家属院与办公楼一并落成。当我和妻儿住进一栋面积60余平方米，卧、客、厨、卫兼备的房舍时，禁不住眼前一亮。此房虽不算大，但与原来的单身宿舍相比，却犹如跨过了一重天。之后根据单位统一安排，我家又被调到一套90平方米，设计更趋合理的宿舍楼里。直到1998年实行房改，在交足房款，履行相关手续后，我郑重地领取了该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此间，我曾调县里工作四年，住过招待所、办公室，最后落脚县委家属院。在按时交纳水电等费用的基础上，调离时一并退交了该房。

正值我调回市直工作之际，席卷全国的房地产经济蓬勃兴起。基于原住房设计渐趋落后和房体的老化，我积极顺应政府拉动内需的政策，并借助贷款按揭，适时购买了一套小高层宿舍和一座车库。入住十余年来，颇感惬意舒心。由此，我禁不住常常念叨祖国日新月异发展变化带给的鸿福。

“见一叶而知深秋”。回眸我的住房经历，每一步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当年我在祖辈、父辈身边居住的陋房，无疑残留着旧中国的印痕。我所亲历的父辈建房，则直接体享了新中国赋予人民的神圣权利和福祉恩惠。正像“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一样，因为我们生活在新中国，当初住房建设的大背景是国家的一穷二白。虽然民生始终都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头等大事，但改善千家万户的居住生活条件，必然要有一个过程。人们的居住水平是伴随着祖国的由穷变富，由弱变强，而不断改善的。包括计划经济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的快速发展，其对于包括居民住房建设在内城乡建设的保障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不管何时，只要能添房，便证明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我们的家庭在兴旺。

正如每个人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长起来的那样，正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建的新中国，历尽千辛万苦，才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化为现实。如今的乡村，到处是新房林立，街道纵横；城市更是高楼遍地，鳞次栉比。尤其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略，致使城乡建设和谐共进，呈现了蒸蒸日上的可喜局面。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在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一系列社会关注的民生举措，将深刻影响你我的生活。从而倍加增强了人们对国运恒通和实现美好理想的坚定信心。

唐代诗人杜甫当年曾写下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诗句，曾激发了多少志士仁人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正是这样的情怀，尤其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成为了亿万人民群众能够过上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