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法槌

“嘭！”法庭上一声槌响，法官高声宣布：“休庭！”

法官们站起来，陆续离开审判庭，公诉人离席，法警带着被告离开。我和曹律师留下来看书记员递过来的法庭庭审笔录，然后分别签上名。我们就脱下律师袍，带上案卷，走到法院外面。

“鲍律师，你觉得今天开庭怎样？”曹律师推推眼镜问我。

“当然，我们的辩护占了上风。“我不加思索地说。

“我也感觉到，公诉方的证据单薄，我们能打赢这场诉讼！“曹律师情绪激动。

“可是，法庭要求我们补充证据的要求，是把双刃剑，也许对我们有利，也许对公诉方有利。”我表情严肃地看着曹律师。

“但我觉得，取得这项证据对我们有利。既然法官授权我们去收集，我们就尽快去办。”曹律师兴奋起来，“我们去辽宁吧，可以外出散散心。”

我没有说话，忽然感到心头沉重，我想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利的情况，于是我便说：“明天我们到所里再商量。”

“好，明天商量。我又遇到一个好案子了，哈哈。”曹律师笑起来，他那年轻的脸上洋溢着欢乐，他转身走了，我们分手。

天黑了，春夜的细雨轻轻落下来，街上的车辆和行人来去匆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坐上去，跟司机说了目的地，车子开动了。看着车窗外的雨点落在车窗上，车窗外的霓红灯和街景一片模糊。我陷入了沉思。

这件案子并不复杂。在城市里一条城中村发生了命案。警察到村中一个小巷的小房子里，发现一个男人死亡，他身上有致命的刀伤，是被人用刀杀死的。可是，两年过去了，警察没能破案。有一天，一个线人反映，在村中一家食店里，有一个外省年轻人喝了酒在大声说话，说自己曾在这个城中村杀了一个人，然后跑了，现在一点事也没有。警察听到线人举报，马上抓捕了这名嫌疑人，经过审讯，他供认自己杀了人，可是，时间和地点与警察掌握的案件事实不同。案件发生在1999年，可是嫌疑人供述事发在2001年；发现尸体的地点在一个小巷的房子里，嫌疑人供述的却是大街上的一家酒馆；被害人是一名发廊老板，可被告说的是在街上遇到的袭击他的人。后来，刑警们获取了一项关键的证据，一个当时目击证人说，杀死被害人的就是被告，他认出这个凶手。我和曹律师质疑该证据说，案发已经7年，时间这么长，证人不可能认出被告，且当时是夜间12点钟，小巷的灯光昏暗，证人无论站在那个位置，都不可能清楚地看清被告，再有，被告曾在一次车祸中脸部被毁容，而证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辨认被告，不可能做到，因此，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在庭审中，被告提出案发时他正在老家辽宁，没有作案条件，于是，法官要求辩护律师到被告老家调查。

曹律师坚信此案公诉方证据不足，对被告不能定罪，因为被告供述与公诉人举证的证据不吻合，不能认定被告杀人。而公诉机关举证的证人辨认被告的证据明显存在疑点，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观点我当然持相同看法。特别是证人辨认被告的证据，法庭并没有传唤该证人出庭，该证人没有经过公诉人、辩护人、法官的当场发问，疑点不能排除，因而该辨认证据的事实不能成立。

我对被告提出案发时不在本市，没有作案条件的辩解，却心怀疑虑。说实话，我在政法部门工作了20多年，而且是检察官出身，不可能不了刑事案件的复杂性。被告的辩解如果得到证实，当然可以证明被告无罪，但是，要取证就很复杂了。因为，被告的家人一直旁听庭审，密切关注案件，到被告家乡调查，被告的村民、朋友肯定会出来作证，证明被告那段时候在家。因此就是取证回来，也不能保证证言的真实性。现在有些人，犯了事为了脱罪，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曹律师却满怀希望。我隐约觉得，这件事蕴含着风险。

这样想着的时候，出租车到了我住的小区，我回到家。妻子和儿子都外出了，家里冷清。我不由想到我来到A市已经6年，我是在检察院退休以后，在老家呆了两年，然后凭着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得到的律师资格证，为了干一番新事业而来到A市当执业律师的。从检察官到律师，是诉讼位置的转换；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是生活的转换。经过这些年的摸爬滚打，我已经融入新的职业漩涡里，生活也渐渐形成了新的色彩风格。

夜里，我思考着这个案件，下一步的辩护思路该怎样确定，是否去辽宁调查，这些事一定要与曹律师想法一致。曹律师30多岁，年轻气盛，他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法律专业基础牢固，出口就是法律词章，特别熟悉于英美法系辩论式的审判文化。他认为，英美法系的审判模式，是控辩双方均处于平等地位，法官严守中立，审判的最后结果以控辩双方的辩论为基础，由一批法律门外汉组成的陪审团作出被告是否有罪的裁决，这种审判模式保证了诉讼的公平性，而我国的审判模式基本是审判式，辩方与公诉方、法官地位不对等，容易发生冤假错案。我对他的看法也发表不同意见，我认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照搬国外的审判模式，其实国内的诉讼规则一直在改善中，其中吸取了国际上先进的审判理念和规则，如，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把“无罪推定”精神引入了法条，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曹律师不以为然，我们往往对这些问题发生争论。此外，对于具体案件，曹律师也有个人独特的看法，要说服他不容易。不过，他很惊讶我的出身，很尊重我，我们在同一间律师事务所关系不错，这次共同代理这件刑事案件，一老一少合作得很好。

第二天我回到律师事务所，所主任钟律师笑着跟我打招呼，问起昨天开庭的情况。我说昨天的情况后，钟律师竖起拇指，赞扬我们的辩护水平。随后，曹律师回来了，我们就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还没有等我开口，曹律师就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法官授权辩方到被告家乡调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争取该案胜诉决定性的一环，也许，法官想给公诉方一个下台的台阶。因此，他主张尽快启程到辽宁。我回复他说，我们出面调查，对我方不一定有利，主要是我们找证人均要通过被告的哥哥姜奉山，而姜奉山一直旁听庭审，他为了帮助弟弟姜奉田脱罪，肯定要游说乡亲村民，请村民出面作证他弟弟当时已经回到村里没有作案时间。这样，我们就上当了。

“但是，我们不去调查，公诉方就认为被告提出的没有作案时间的理由是虚假的，这反而对我方不利啊。”曹律师看着我说。

我一怔，觉得曹律师说的也有道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正在沉吟间，钟律师听了我们的谈话，也过来发表意见，他认为曹律师说的有道理，法官授权调查是一次机会，要充分利用不能放弃，我听了，点点头，最后决定两人出发到辽宁。

一个星期后，我和曹律师飞到沈阳。下机后，姜奉山来接机。他笑吟吟地迎上前，接过我们的行李，带着我们上了一台出租车。车开动了。姜奉山对我们很殷勤，他说，两位律师水平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彩的辩护，简直一针见血，说的检察官哑口无言。又小声说，这一次，你们要救我弟弟的命，取得证据，让我弟弟早日被释放。我对他说，我们是律师，不是来救谁的命，我们的责任就是按照事实和法律，履行好律师的职责。姜奉山马上接口说，对对，鲍律师说得对，这才是人民的律师，刚正不阿。曹律师看一下姜奉山，露出厌恶的表情。

出租车要去姜奉山的村子八里庄，车子沿着公路一直走，一个钟头后就到了一个小镇，穿过小镇，进入一条村庄，在八里庄村委会的门口停下来。姜奉山带着我们进入村委会，迎面走来一个大个子的中年人，姜奉山连忙介绍说这就是村长，也姓姜。我和曹律师上前和村长握手，村长面容和蔼，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坐下来后，曹律师递上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村长笑着看了看，然后请我们说话。

我把来意说了，村长就说，奉山已经把情况跟我说了，我们村委研究过，一定要支持律师的取证工作，也有了大概的安排。准备找了4个熟悉奉山家情况的人，三个邻居，一个是奉田家门口不远处的小商铺的女人，还有，我也算一个吧，你们可以找这几个人问话。

我打断村长的话，说我们这次是法官授权来调查，找哪一个人，必须由我们决定，希望村委会明白，我们按照法律办事，要了解的是有关案件的真实情况，请村民们明白，如果要想帮奉田的忙，就必须按照事实说话，不能胡编乱造，欺骗律师，否则，不但帮不了奉田，而且说假话的人还要承担法律责任。村长听了，连忙说是，他就让我们挑选作证的人。曹律师就看他们提供的名单，问了情况，然后挑选了3个人，加上村长，就四个人作为调查对象。

当晚，我们在小镇上的一间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开展问话调查，该律师事务所一名律师在旁听，作为见证人。我问话，曹律师做笔录。我首先告诉这些证人，我们是法院授权来调查的律师，你们必须如实地提供证言，如果故意做假证，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四名证人都表示听清楚。于是，村长第一个接受问话。我问了一些简单问题后，就直接问，1999年7月15日，你有没有见到姜奉田在村子？村长回答，姜奉田长期和哥哥姜奉山到广东打工，家中只有最小的弟弟姜奉水，记得1999年2月份，我看见姜奉田回到村子来，然后大约一年后才离开村子。我问，1999年7月15日，你有没有见过姜奉田，村长回答，姜奉田那时还在村子里，我当然在那天见过他。曹律师就很快地把这段关键的话记录下来。接下来，另外3个人，两名邻居，一个小商铺的女店主也向我说了跟村长同样的话。到深夜，调查问话结束了。我和曹律师很高兴，两人回到小镇上的酒店休息。

第二天，我们叫姜奉山带着我们走进村子，看一下姜奉山家周围的情况，还有小商铺的位置情况，然后，我们返回小镇。在酒店房间，曹律师掩盖不住喜悦的神情，他说，有这几份笔录材料，如果几个证人都愿意到法庭作证的话，这个案子我们就赢定了。我苦笑一下，提醒他，你没有觉得，这四个人都是一个口吻说话，村长怎么说，那三个人就怎么说，好像是串通一气似的。曹律师收敛了笑容，想了一下，也点点头。不过，他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

第二天我们飞回广东A市，回到律师所。曹律师很快就把笔录材料整理成补充证据，送到中级法院刑庭。

随后法院那边一直没有消息。两个月过去了，我和曹律师忙于其他案子，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有一天我在所里正忙碌着。只见曹律师手里拿着一叠材料，走进我的办公室，我抬头，看见他脸色铁青，将手里的材料用力摔在我的办公桌上，口里大喊：“岂有此理！这个村长真是混账东西！”

我惊问何故，曹律师说了情况。原来，我们的补充证据到了法院，法院把补充证据送给检察院，随后检察和公安研究，决定补充侦查，由公安机关派员到辽宁八里庄村，找到这四个证人调查问话。公安人员问话时，这四名证人全部改口，把被告返回家乡的时间全部说成是1999年7月底，也就是说，案件发生在7月15日，被告7月底返回家乡，就有了作案时间。那个村长还在笔录材料中对律师倒打一耙，说当时律师问话时有诱导的话，他接受律师问话的笔录不是他个人的本意，因为问话结束后他没有看笔录材料就匆匆签了名。等等。随后，公安把调查笔录送给检察院，检察院将这些证据交到到法院作为公诉方的补充证据。曹律师接到法院的通知就把这些证据的复印件取回来。

情况很严重，钟律师也过来，三人一起商量。我提出，公安对律师调查过的证人重新调查，在法律上并没没有禁止性规定，因此，从程序上看，公安的证据程序上也无可挑剔。这样的话，如果这四名证人就是到庭，也不会再改变他们最后说的话，我们的证据就成了废纸，甚至被村长污蔑制造假证。因此，既然证人反水，我们就干脆把我们的补充证据撤下来，再到庭上对公安的证据进行抗辩。钟律师听了点点头，他说，现在，律师取证是个敏感的事，搞不好就会出事，已经有一些律师因为伪造证据锒铛入狱，我们可要保护好自己，因此，我同意鲍律师的意见，把补充证据撤回来。曹律师此时心情激愤，气呼呼的，他头脑很乱，也不知说什么，听了钟律师的话，就点点头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把补充证据撤下来。

冷静下来之后，我和曹律师所里讨论这件事。曹律师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很感慨地说：“我们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真不是理论说那么简单。律师为当事人服务，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可是，当事人中什么人都有，可谓鱼龙混杂，对于那些心术不正的当事人，我们律师不小心就会上当。”

“是呀，你提的问题很重要，”我接口说，“当事人只是个法律概念，可是一到现实，问题就出现，当事人中情况复杂甚至黑社会都会有，我们律师怎么办？我觉得，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只是指合法权益，那些危害社会和法律的委托，我们律师不可以接受。不然，我们也成了危害社会的帮凶。因此，我认为既要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也要注意维护律师的权利。”

“是的，”曹律师同意我的观点，“就这个案子来说，就考验我们律师的智慧，我们既要依法辩护，又要反对当事人造假的行为。”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我说，“这个案子的辩护，我坚持作无罪辩护；但是，当事人造假，我们坚决反对。这件事，我还要找公安方面了解一下情况。”

几天来，我不断考虑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内情。我忽然想起我认识的市公安分局一个刑侦队长，他叫周明宇。我在区检察院担任检察长的时候，办理一件重大的贪污案，嫌疑人来到本市隐匿，我亲自带检察干警到本市追捕案犯，当时通过省检察院出面，联系一个区的公安机关，由刑侦队长周明宇协助，通过技侦手段，把嫌疑人抓获了，因此我上门感谢周明宇，并请他来我院指导。这样我们就熟悉了。来本市后，因为律师事务忙，把他忘记了，于是，我打通了周明宇的电话。第二天，我在公安分局与周明宇见面了。

“鲍检你好，想不到又遇上你，”周明宇满脸笑容，热情地和我握手。

“是呀，我现在转换了位置，过去我追捕罪犯，现在我为罪犯辩护。”我也笑着和他握手。

“这不奇怪，我市很多法官和检察官都转行当律师，”周明宇说，“但在尊重和服从法律这一条却是不能变的。”

于是我们聊起来，就谈到我办的这个案件，周明宇笑着说，公安到辽宁调查这件事是他布置办理。他已经在律师补充证据里看到我的名字，一接电话，就知道什么回事。他解释了这件事，说公安派人去辽宁调查时，就发现律师被村民们骗了。因为被告的哥哥为了救弟弟，不惜出重金贿赂村民做假证，公安人员一找他们谈话，他们就心虚了，只能照实说。我“哦”一声，原来是这样，我的担心终于变成现实，这个教训很深刻。不过，我们已经撤回了补充证据。事情还没有产生严重后果。

“这个案子，我作为分管副局长，也觉得兄干警们已经尽力，证据只能搞到这种程度，你们律师该怎么辩就怎么辩吧，我们也不期望这件案件能胜诉。”周明宇说着，我才知道他已经升职，随后我祝贺他。他笑着说，别祝贺，到时候，说不定我也加入你的队伍。说完，我们相视而笑。

“不过，我们坚信，这个被告犯了罪，我们不在这个案子里起诉他，就在另一个案子里追查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周明宇说。

两个月之后，法院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公诉人提交补充证据，即是公安对辽宁八里庄四名证人的调查笔录。被告说这四个人他都不认识，因为他长期外出，没有回家乡，村里的人很多都不认得他。征求辩护人意见时，曹律师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四名证人原来向律师陈述的说法与对公安人员的说法相反，究竟是前面说的真是还是后面说的是真，故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而且该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法庭不应认定。随后的法庭调查没有新的事实，最后，法庭进入控辩双方的辩论。公诉人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应认定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我接着发表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广东南鹏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姜奉田的委托，指派鲍平、曹兴明律师担任本案被告的辩护人，通过法庭两次庭审，特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我们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不充分，不确实，不能认定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

随后我指出，此案除了现场被害人照片外，没有凶器、血衣、指纹、现场证人等必要的证据，只是在7年之后，才找到一个目击证人，该证人辨认被告之后，认定被告就是杀人凶手，但是，该证据只是证人证言，证人并没有出庭作证，为什么证人能在当时灯光昏暗的小巷里能看清被告的容貌，为什么经过7年后证人仍然能辨认出凶手，这些都没有得到合理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案缺乏构成犯罪的基本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公诉人提出的八里庄村民的证言，只是证明被告有作案时间，但是，既然前面没有基础证据，即使被告有作案时间，也不能以此单独证明被告实施犯罪，因为缺乏必备的证据链，此外，被告供述在城中村大街用刀砍伤一名袭击者这一事实，应由公安机关继续侦查，查明该事实，就可以确认本案证据的真伪。综上所述，本案被告犯罪证据不充分，证据不确实，请法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判决被告人无罪。

曹律师随后做了补充，他从证据学的角度分析了公诉方证据的缺陷，推翻公诉人提出的所有观点。

法庭辩论结束，法官请被告人做最后陈述，随后宣布本案择日宣判。

一个月过去了，法院通知开庭宣判。我和曹律师怀着兴奋的心情到庭，被告的家人也到法庭听宣判，他们神情都很紧张。

法官开始宣读长长的判决书，最后的判决是：根据刑事诉讼法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无罪。当庭释放。

随即，法官拿起法槌，“嘭”一声击打审判台，喊一声：“闭庭！”

顿时，法庭喧腾起来，被告和家人欢呼，被告很快就被法警解开手铐，跑到旁听席和家人拥抱。公诉人脸色阴沉地离开法庭，法官离席而去，我和曹律师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曹律师兴奋地向着姜奉山兄弟挥动他的手，举起胜利的手指。我微笑着，脱下律师袍，和曹律师离开法庭。

我们走出中级法院大门，这时姜奉山兄弟俩在后面叫住我，说请我们到市内最好的酒家吃饭，我摇摇头，和曹律师走到向街边。

这时，忽然有一辆警车驰来，警车的门开了，几个警察快速走出来，走到我们身后，把姜奉田围起来。有个警察问姜奉田：“你就是姜奉田吗？”

姜奉田一脸懵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好回答：“我是姜奉田。”

一副手铐“咔嚓”一声，铐住姜奉田的手，姜奉山高声喊道：“你们干什么？法院已经宣判我弟弟无罪当庭释放了，你们搞错了吧？”

两个警察拉着姜奉田走向警车，一个警察对姜奉山说：“我们没有搞错，他是另外一件命案的凶手，你们再请律师吧。”

我和曹律师惊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曹律师张开口，说不出话，我心里明白了，我想起周明宇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警察把姜奉田带上警车，警车马上就开动了。姜奉山大声喊叫着，追着警车，他们的家人在后面哭起来。

我和曹律师走了，再也不看后面发生的事。

三个月过去了，一天，我接到周明宇的电话，他说姜奉田杀人这件案子，警方有了证据，已查明姜奉田接受黑社会的指使，在城中村大街砍死了一名黑社会指定要追杀的人。案件已经到了起诉阶段，估计判刑要判无期。

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告诉曹律师，并说了周明宇说过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话。曹律师也高兴地点点头，对我说：“我们代理的案子判决是正确的，而这次逮捕起诉此人，也是伸张正义。”

我回答曹律师：“一个人在一个案子无罪，在另一个案子有罪，不管我们对他做什么，维护法律和正义始终是我们律师的本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