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眠

我的父亲叫春眠。

小时候总觉得这名字与他格格不入。他是村里的木匠，常年穿着沾着木糠的粗布褂子，手掌布满老茧和细小的木刺，抡起锛子刨子的时候，力道大得能震得木架嗡嗡响，哪有半分“春眠不觉晓”的慵懒？倒是我总拿他的名字打趣，说他该天天睡到大中午，可父亲从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天刚蒙蒙亮就扛着工具去木工房，晨露打湿他的裤脚，也打湿那杆插在腰间的墨斗。

父亲的木工房在村头老槐树下，是爷爷传下来的，木梁上还刻着爷爷的名字。房里堆着各种木料，松木的清香、柏木的醇厚混在一起，还有刨花燃烧后的烟火气，是我童年最熟悉的味道。墙上挂着《鲁班经》的手抄本，纸页泛黄，边角卷翘，父亲说是太爷爷传下来的，他没事就翻，上面的榫卯图谱早已烂熟于心。

我十岁那年，村里要修祠堂，族长亲自登门请父亲做主木工。祠堂是村里的根，梁柱门窗都得用最好的料、最严的活，族里老人反复叮嘱，不能有半点差池。父亲一口应下，从那天起，他吃住都在木工房，夜里点着马灯刨料，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尊沉稳的木雕。

我每天放学都去木工房，看父亲画线、凿榫、拼装。他手里的墨斗弹出直线，精准得像尺子量过，凿子在木头上游走，碎屑簌簌落下，转眼就掏出严丝合缝的榫眼。有次我问他，为什么不用钉子，又快又结实。父亲停下手里的活，拿起两块拼好的木件给我看：“你看这榫卯，一凸一凹，扣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不用钉子也能传几代。这是老祖宗的法子，不能丢。”他说话时，指尖摩挲着木件上的纹路，眼里闪着光。

祠堂的大梁要选一棵百年老松，父亲带着几个后生上山砍伐，回来后亲自刨削打磨。大梁上要刻“耕读传家”四个大字，族长说请镇上的先生来写，父亲却摆手：“我来。”他找出太爷爷留下的狼毫笔，研开松烟墨，在木头上凝神落笔。墨香混着松木香飘散开，那四个字笔力遒劲，带着几分古意。族里的老人们看了，都连连点头：“春眠这手艺，比他爹还强。”

祠堂快修好时，出了点小差错。一扇窗棂的榫卯稍松，装上去有些晃动。父亲发现后，二话不说就把窗棂拆下来，重新凿榫、打磨，直到严丝合缝才罢休。有人劝他：“反正不影响用，别费那劲了。”父亲却严肃地说：“祠堂是供奉祖宗的地方，也是给后人看的，活粗了，对不起老祖宗，也对不起自己的手艺。”

祠堂落成那天，全村人都来庆贺，鞭炮声响彻村口。父亲站在祠堂前，看着自己亲手做的梁柱门窗，嘴角带着笑意，眼角却有了细纹。族长把一块写着“匠心传家”的木匾送到他手里，那是父亲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

后来我去城里读书，父亲送我到村口，手里拎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他连夜做的一个小木盒，盒盖上刻着我的名字，用的还是榫卯结构，没有一颗钉子。“在城里好好读书，别忘了村里的根。”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语气里满是期许。

我在城里安了家，偶尔回乡，父亲还是守着他的木工房。只是他的腰杆不如以前挺拔，抡刨子的时候也慢了些，可手里的活依旧精细。他会给村里的孩子做木陀螺、木风筝，教他们认榫卯、用墨斗，嘴里念叨着：“这些老法子，得有人学才行。”

去年春天，父亲突发重病，住进了医院。我赶回去时，他躺在病床上，手里还攥着一块小小的木件，是个没做完的榫卯模型。见我回来，他把木件递给我：“还记得小时候教你的刨料吗？以后有空，多摸摸木头，别让老祖宗的手艺断了。”

父亲走的那天，是个春日的清晨，村里的老槐树刚冒出新芽。我们把他葬在老槐树下，离他的木工房不远。祠堂里的“耕读传家”依旧清晰，他做的木盒我一直带在身边，打开时，还能闻到淡淡的松木香和墨香。

今年清明回乡，我走进父亲的木工房，墨斗还挂在墙上，《鲁班经》躺在桌案上，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落在一堆新刨的木花上。我拿起墨斗，弹出一条直线，又拿起凿子，在木头上慢慢凿着榫眼。碎屑落下的瞬间，我忽然懂了父亲的名字。他不是“春眠不觉晓”的慵懒，而是像春日里的草木，默默扎根，用一生的坚守，把老祖宗的手艺和规矩，稳稳地传了下来。

风从窗口吹进来，带着槐花香，仿佛又听见父亲的声音：“这是老祖宗的法子，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