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天井里都是一个爷爷的子孙，不存在亲疏之分，但从年龄和辈分上，以及两家一墙之隔这点说起来，我和堂弟却比天井里任何一个人都走的近些。我们不光一起做玩具，也大着胆子远行。有一天，他就领着我去八里之外的他姐夫家。他姐夫屋后有一架葡萄，我平生第一次尝到葡萄酸甜的味道。

本着那点口谗，两天后他又试图领我去他姐夫家，我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于是他就开始作出发的准备。他先是把身上的背心脱下来洗掉，然后拿到外面就晒。打算晒干后次日一早就动身。可我们的意图早被大人发现了，于是计划很快搁浅。

他入学时比我顺利，当我父母还在为我和姐姐学费筹措无门时，幺婶很快就为他备齐了学费。从这点看，他之后的路比我顺利。

他的发际上前，似乎要坐实“少年白头，穿吃不愁”这话是真的，十来岁时就有几根白发偷偷藏在他的头发里。直到中年后，那几根白发才成气候。他姐姐出嫁后，他家少辈就他和他妹妹，这种黄金搭档，如果父母不偏心，家里基本很融洽。可幺婶对他比对他妹妹好些，这不光是在吃穿上，打骂也很明显。所以，他跟他妹妹发生争执时总是有恃无恐。每当这时，我就想到他头上那一对双旋，两枚铜钱似的整天被他顶在后脑上，一付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双旋磨，爱杠祸”，这话正好印证了他在家里的作为。可是，他除了在家里跟他妹妹发生争执，并没跟其他人动过手。可见，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而他们兄妹之间的争执，除了那时生活艰难两人为了争口吃的，幺婶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年龄渐长，那些不好的习惯也慢慢改掉了。

初中时，曾兴起过改名字的风潮，许多人觉得三字名太累赘，不如前朝那些两字名简洁、利落，于是，他也绞尽脑汁为自己起了一个新颖别致的两字名：刘鼎。这名字果然响亮、霸气，都快跟我们的始祖刘累媲美了。估计这名字太突兀、又拗口，当时他们的班主任一时还不能接受，于是在课堂上点名或发作业本时，直接把那两字倒过来，并恶作剧的用谐音喊成“顶牛”，弄得同学们先是面面相觑，接着哄堂大笑。班主任喊完，觉得目的达到了，又假装口误地更正成刘鼎。有过几次之后，堂弟只好又无奈的把作业本上的名字恢复成原来的名字。可见，改名字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事，首先要看自己能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其次再看周围的人是否欣然接受？其实他的名字一开始就很好，慧，寓意着聪明、智慧。后来为了书写简便，才被人人为地写成会了。谁知那一简，就再也改不过来了。

上学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却充满了快乐。放学后他常把他班里发生的事说给我听，为我刻板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同学喜欢把英语单词用汉字拼读，比如“狗得猫令”“娃子有奶么”“爷死奶推磨”等。像这样的句式需要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组成一个句子，这种句子在汉语中是不成立的，在现实中也是百分之百挨骂的。但在学校，任何想象都可以展开翅膀。

我长他一岁，学龄跟他也高一个年级。上世纪80年代初学校改制，小学五年制改成六年制，初中两年制改成三年制。我们上高二时，本来应该考上高中的他只能读初三。估计他在中考时没好好发挥，而我在高考时又名落孙山，于是，我们又双双回到社会这个大学校。

家里的日子可没有在学校那么潇洒自在，顶门柱的担子也不声不响地分别落到我们的肩上。 那时田地到户才一年，在生产队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队长指挥惯了的父辈们，面对责任制这个新课题，他们也成了学生。我们一回家，他们不哼不哈的就开始让“贤”，而我们也以为当家很威风、有面儿，就乐见其成地接过当家的担子。可家并不好当，首先要面对生产上的一大堆难题，比如如何提前计划农时？田地如何耕种？子种如何筛选留存？肥料从哪里来？田间管理和后期收获又是一堆新问题。这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字：钱。只要有钱，一切都迎刃而解。可那时没有经济来源，唯一的就是地里的油菜能够变现。可油菜收入有限，一根萝卜也架不住几头切。而打工也是多年以后才出现的事。更要命的是，一些五花八门的人情世故也多起来，这些都像农业生产一样买一赠一的落到我们肩上。往往在你捉襟见肘时他就不期而至，弄得人十分抓狂。面对如此窘境，堂弟最先想到做瓦。他们几人合伙在队里的晒场上搭了几间草棚，然后分开做。堂弟泥巴挑好了，也都哂干了，就等着发水踩泥。但踩泥要请牛工，一个牛工三块钱。为这事，堂弟急得团团转。最后，他跑到田里跟我说，可我当时也没钱。看他焦急的样子，我只好去哥哥那里借。他从我手里拿到钱后欢天喜地的去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见他为钱而发愁。之后他就一老着实地做瓦、装窑、烧窑。

喝酒抽烟也是回家之后养成的。酒能解忧，烟能散闷。他的酒量不大，但杯杯见底。他最讨厌一杯酒分三次喝，没一点豪气干云的架势，还半天喝不到位。可他那种猛喝，醉的时候多。一醉就烂醉如泥。不过，他酒德好，醉了不吵不闹，乖乖地睡觉，醒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烟的档次视条件而定，名烟遇上则抽，没有也不打肿脸充胖子。手上紧了，一角一包的工农烟也抽的很香。

他的霉头基本上是婚前触动的。起先是身上长疮，这里还没好，那里又开始，西药土方用遍，就是不见好弄得他连活都没法干。这样拖了半年，在大家觉得他气数已尽，此生休矣，那些疮竟然都奇迹般地痊愈了。于是，好事接踵而至。他的人缘好，而且都是别人主动接近他。那种左右逢源让我十分眼红。我一直奇怪，他并没有刻意去巴结谁，但人家就是喜欢跟他近乎。反倒是我，整天一付忧国忧民的的样子，身边没有一个知己。

他的婚事比我先确定，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把他对象的玩伴加邻居介绍给我。在这方面，他不遗余力，并动用了他所有的亲戚，好像我的事敲定了，对他的婚事也是一种巩固。三凑六合的，后来竟然成了。这样一来，我和他的关系近了一步。

烧窑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们不再囿于田间地头。我们听风是雨地去了西安，铩羽归来，又去火石岩。在火石岩干了几个月，再出去就跟矿死死地捆绑在一起。我们先在河北的铁矿干了半年，又去山西煤矿。矿上的钱也不好挣，频繁地停矿不仅会浪费掉大量时间，还会消磨人的斗志，等正式干活时一付无精打采地样子。一不挣钱，就这山望着那山高。堂弟那人觉少，一急，觉更少。如果上夜班，白天睡一觉就找地方打牌。他打牌输的时候多，原因是不管麻将，还是斗地主，最后一手牌摆明亮出来，一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样子，于是，赢的机会白白送人。如果上白班，每天早晨，他最先起床，出去一会，又进屋，嘴里骂着：“日他的老子”，接着就开始收拾炉子、做饭。他那句脏话也不是骂人，而是女人一样瞎唠叨。他的用意大概是想喊大家起床，但又没有道理，于是就叨叨着让大家不得安生，二是想到井下活重，提前把情绪发泄了，免得到了井下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心里藏着负担。真的到了井下，堂弟就跟身上打了鸡血似的充满干劲。井下全是皮带、镏子、液压柱。这些东西在生产上效率显著，但那东西要经常换地方，不然就得停产。换地方全靠人工搬运。且不说那些机械了，就是一根液压柱，从这巷道扛到另一条巷道，没点蛮力就没法挪动。那些铁家伙，在井上，并不唬人，可一到井下，似乎离地心更近了，地球对它的引力也翻倍，死沉死沉地。堂弟扛一根柱子像扛一截干木棒似的不当回事，弄得那些身材高大的工人很没面子。身材高大的人在井下就没优势。巷道矮而窄，人在巷道里有时必须躬身才能行进，若再扛根笨重的液压柱，那有多憋屈？

在矿上他只受过一次伤。那次是帮上一块煤落下来砸到他的腰上。当时升井后送到乡卫生院检查，医生说没有多大问题，加上带班的也想在工头面前大事化小，于是就回到矿上静养。养了一个月，才接着上班。比起他来，我倒是命途多舛、险象频仍。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从山西回家后，他随亲戚去了神木，从此他便风生水起。而我再去山西后，又辗转新疆、河北，开始一蹶不振。几年后，我们再聚首，他的新房早已落成，家里也是蒸蒸日上的样子。而我那时我还在谋划地基，一切从零开始。两人一个生活稳定、小有成就，一个白手起家、旁借左罗，距离顿时拉大了，精神也高下立判。年轻时身体差强人意、身上到处长疮的他，那会儿竟脱胎换骨似的换了一个人：脸膛红润，意气风发。白发也没添几根，少年时那几根白发那时看起来就是个误会。从那点看，他身体的机能非常健全。倒是我，一头乌发已经斑白，等不得让所有人知道身体的机能早已跑到岁数前边。特别是他的两个耳垂又厚又亮，非常明显，好像运气和福气同时加身。那时他说话也有底气了，有时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但他心直口快不藏私心这点是让人放心的。所以，我对他的话不愠不怒。半年后，当我的房子落成时，他又跟着亲戚转战在水利战线，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日子也更加滋润。现在，他正是享福的岁月，却突然离世，这让人有些不解。他曾因脑溢血抢救及时躲过一劫，从那之后他很少喝酒了，烟也比以前抽的稀疏。可这两种诱因都排除了，这次咋没逃过一劫呢？

他的离去有点不合天理，对他家里和周围也是一大损失。一个没有心机，热血快肠的人就是一场及时雨。他对钱不斤斤计较，而且非常豪爽。那一掷千金的样子让人觉得他的实力丰常厚实。五哥住房不便，身体也差，除了耕种田地，没有经济来源，他一次性解囊一千元。爷爷立碑时，各家虽然捐了钱，还要投工。投工吃饭是个问题，各回各家，上工时又不集中，统一就餐，没有那份预算。于是他主动提出统一招待。那天能动的劳力都出动了，到点了就去他家用餐。早晨是便饭，晚饭则是正席。除了干活的，还把各家主妇接到一块款待。那天如果把烟酒算下来，餐费不亚于请碑的造价。今年初秋的一天，我厦房有处漏水，我打电话让他来帮我处理一下，一会儿，他和他儿子匆匆赶来，于是支梯子，上房子，累得汗流浃背。当时他脚上裤子上还沾有泥巴，想必他接电话时正在田里劳动，接到电话立即放下工具就来了。代步车刚买回，他闻讯后担心我的安全，立即赶来看我试驾。其实这点他不用担心，我除了一无所长，胆壮从不输人。别人不敢去的地方我敢去，别人不敢干的事，我却一次次干了，虽然每次都碰得头破血流、损失惨重，但骨子那种愈挫愈勇屡败屡战不服输毛病却丝毫未变。

坐在灵棚里，看着灵柩前他的遗像，我觉得那画面很不真实。像这样的热闹场面，咋能少了他？如果他在场，就是最活跃的一个。他虽然谈不上一言九鼎，但心直口快义正词严的特性众人皆知，所以，他说的话别人不得不听。可那会儿他却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上面还用红色的棺罩盖着，一付蒙头大睡的样子。我觉得他只是觉睡的长了些，睡就睡吧，等他醒来，打个呵欠，推开棺盖，大发雷霆，质问大家怎么把他放进那个黑家伙里？问完，大家纷纷解释，然后一切又回到他离世前的状态：看日升月落，听雨敲风吟。死而复生是有过先例的，而且就在我们附近。当时那人已经没有呼吸了，身体也快僵硬了，于是大家就忙着准备后事，又让孝子给那人烧落气纸。纸烧完了，要给那人脱衣洗身子时，这时那人身体动了，接着又有了呼吸，很快就活了过来，弄得大家很不好意思。可那人的状况只是窒息，时间短暂，而堂弟已经躺了四天了，断然是不会醒来的。

弘一法师说过，一个人突然离世，是这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据此推理，堂弟应该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没有遗憾地离去了。但现实不应该是这样，他是奋斗够了，到了该享福的年纪却不亨福，这是多大的遗憾？一个人来到世上终归是通过奋斗而过上美好的生活的，如燕子衔泥，喜鹊筑巢，仓鼠垒窝，都是奔着那一目标而去的，作为高级动物人方向更加明确。这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也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不幸。而像堂弟这样，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种不幸。

丧事按时举行。身着一身乾卦的道士一边敲着响器嘴里念念有词，那会儿我才相信堂弟已经化作一阵青烟地去了。我甚至想像着，他顺利通过地府二十道关口后，很快就会转生。

既然人已去了，也不用忌讳。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个人来到世上，最终都会离去。这样说来，堂弟也不完全是不幸的。他已年届六十，说不上寿终正寝，但在称谓上已是稀寿。他走的突然，无声无息，没有遭受他父母常年卧病的痛苦，这在乡下人眼中，是有德之人。在他的灵堂上，有八十多的祖母来吊唁，有同龄的叔父为他张罗，有九十高龄的长嫂来送行，有大他许多的兄侄为其主持后事，有成群结队的亲朋故旧前来道别，他又何其有幸！

这次后事的操办，最亮眼的不是宾客盈门，也不是亲戚故旧们头头是道地安排，而是他的邻居自动与他家冰释前嫌，这是最让人欣慰的。前年邻居与他家因一点小事闹了起来，而且互不相让，就差没有动手了。那种互相敌视，剑拔弩张的样子，想想都让人头痛。两家原本是从一个旧天井搬到公路边又成为最近的邻居的，这多年一直相处的很好，突然为一点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这样的日子，搁谁心里都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让人难受。而这次，邻居弟兄竟然放下前嫌，把他的事当作自家的事一样忙进忙出，好像两家从未发生过任何争执，这是多好的事呀！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远亲不如近邻，打断骨头连着筋这话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死不能复生，堂弟已经去了，诸事盖棺论定。在他入土的这天，写下这些干瘪的文字，一是不想忘记，二是对他平凡的一生做个简单的总结。我一直有种错觉，平时多么要好的关系，一旦对方离世，先前与他所有的交际渐渐模糊，直到忘记。为了忘却的纪念，就东拉西扯地说罗列了以上的话，相信这些不褒不贬不抑不扬的罗列不会对他的人品有半点诋毁和亵渎。

当然，写下这些，也是想让自己快些与自己和解。近段时间，我一直很纠结，觉得很多事都不顺心。与文字结缘，不是运交华盖，文曲星降临，先是自娱，后是防止老年痴呆。年复一年的有了结晶，野心也跟着膨胀，于是就不满足自娱了，还想误人，并自不量力地想让它面世。可时间都过了半年了，还没一点头绪。那些堵死的路依然牢不可破地封堵着，如铜墙铁壁。看到堂弟现在的样子，我释怀了，除了生死，一切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