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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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宝香，一个好认、好记、有寓意的名字，一个出生在东阳农村的纯朴、善良、勤劳女人。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说，她是我的母亲——我生命中的春阳、春风和春雨。
01
由于家境贫寒，母亲虽天资聪颖，却没有读过一天书。从六、七岁开始，她就要上山割草、放牛；十多岁就要下农田干活了。困苦的成长经历磨练了母亲的意志，也造就了她坚强不屈的性格。
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里，因家中人口多，收入薄，我们全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艰难。父亲每年春节后就背井离乡去桐庐一带做泥水工，家中的重担便基本落在母亲瘦弱的肩膀上。为了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拉扯大，她特别操劳，特别辛苦。
平日里, 母亲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了，她总是先把头发盘成发髻，再插上簪子，然后挑水、做饭、喂猪、洗衣……一直忙个不停。吃完早饭，她看看天气，常常是戴着笠帽，穿着打补丁的布衫，赤着脚，荷锄去生产队劳动。她对播种、施肥、锄草、除虫、收割等农活都很熟练，且有一种吃苦耐劳精神，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从不偷懒。若队长分配她挑猪粪，她就一趟又一趟往坑坑洼洼的庄稼地里挑，累得满头大汗, 仍坚持到挑完为止。由于农活在行、劳动出色，她多次被评为生产能手和劳动积极分子，并当选为妇女主任。
那时的农村，处于“人民公社化”时期，劳动力不值钱，母亲辛劳一天得8个工分，大致值0.25元。我们兄弟姐妹读书期间常利用“农忙假”和“寒暑假”及放学后去生产队干活，但挣的工分不多。每到年终“分红”时，收益总额扣除一家人的口粮款后，还倒欠生产队一些钱（俗称“缺粮款”）。而父亲出门在外同样挣钱不易，很少寄钱回家。因此，母亲常为生计而发愁。
每年到了青黄不接时，母亲就到处向亲友借钱借粮度饥荒，而常常少有如愿，因亲友的日子也不好过。有几个晚上，我从梦中醒来，隐约听见母亲还在为欠账、缺粮而长吁短叹。
记忆中最深的是1959～1961 年间的“三年困难时期”，一家人几乎每天饥肠辘辘。其时“共产风”甚烈，家家户户的铁锅被干部收缴去“大炼钢铁”，生产队办起了“公共食堂”。由于“大跃进”等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粮食极度缺乏，“公共食堂”越办越难以为继，社员们哪怕米糠、红花草、野芹菜等掺杂的食物也吃不饱。
每到开饭时，母亲去食堂领来饭菜，给每人一小碗，不能多吃，以保证家人都能活下去。有一次，不懂事的我喝了一小碗米糠薄粥后还对着母亲叫嚷：“我饿，我饿，还要”，母亲便放下筷子，把她自己碗中的那点也给了我。吃完后，母亲把我抱在怀里，大滴大滴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
为了“活下去”，母亲带着我们去野外找能充饥的东西。在前一年种过红薯的山丘地里，我们用锄头刨遍了角角落落，偶尔能刨到几个小红薯；在堆着玉米杆的田埂上，我们一丛一丛地去翻，偶尔能找到几穗上年遗留下的玉米棒。回家后，母亲把小红薯和玉米棒放入瓦罐，在风炉上煮熟，大家分着吃。
此外，母亲经常带着大哥翻山越岭来回50多里，到罗店大山坞挖金刚刺根、蕨根给家人充饥。
有一年临近除夕，周天寒彻，大雪纷飞，我站在后门口向山脊右侧的小路不停地张望。母亲头戴一顶笠帽，身披蓑衣，从厚厚的积雪中走来。她肩挑一副竹箩筐，在瑟瑟的寒风中摇曳，里面装着舅舅接济我们的玉米粉，番薯、胡萝卜等。到家后，母亲赶快拿出一部分做成“萝卜丝羹”，她自己只盛了半碗，其余给我们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充饥。
彼时，在“大饥荒”阴影笼罩下，母亲不得不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挺直脊梁，扛起生命之重；也不得不以一颗坚强的心带着我们共渡艰难，并感受着生之不易。她承受着最多的痛苦，咽下最多的泪水，仍以挚爱和温情，对着人生，对着子女！
多少次，我看着母亲那早生的白发，看着她那布满岁月沧桑的面容及凹陷的眼眶，泪水便模糊了视线。
02
母亲常说，只要熬到子女们长大成人了，生活就会好起来了。因此，她尽己所能，对子女的成长倾心竭力。
时间在走，子女们一天天长大，衣服渐渐变短变窄。为了子女能穿上适合年龄的衣服，母亲经常利用农闲时间用手揺纺车纺线，用传统手工织布机织布，然后到邻村的染坊染上颜色，并请当地“土裁缝”为子女裁制衣服。
即便这样，每年增添的新衣服也很有限。我们三兄弟往往是大哥穿了二哥穿，二哥穿了给我穿；三个姐姐亦然。破了，母亲就用针线缝补，直到破得实在不能再穿了，也要用来纳鞋底。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布匹购销实行统一管理，有几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我们想穿一件“洋布”衣，那是很奢望的事。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常穿土布衣的野孩子，经常与村里一群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去田间水沟抓鱼、捉泥鳅、摸螺蛳，只有饿了、累了的时候才知道回家。跨进家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母亲。母亲看我衣服上布满斑斑点点的泥浆，便叫我赶快脱下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拿着脏衣服去“门前塘”清洗。
最让母亲担心的是，我多次背着家人偷偷地约小伙伴去山坞水塘里打水仗，有时还爬到高高的树上掏鸟窝……
在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中，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较懂事、较听话，唯我最不懂事、最任性。母亲对小儿子特别宠爱，舍不得打我。为了改变我的不良习性和行为，母亲觉得最好的办法是送我到学校去读书。她认为“学校有纪律管束，老师的话不敢不听”。
我八岁那年9月1日早上，母亲拿出一个准备好的小书包让我背上，然后拉着我的小手送我上学。一路上，她反复叮嘱：“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有文化才会有出息……”进了校门，我很不情愿地跟随老师向教室走了好长一段路，回头看到母亲还站在校门口注视着我。她那充满期望的殷殷眼神，令我感动。
在学校，我听课很不专心，经常做小动作，还时不时东张西望。有一天，教室外风雨交加，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外往里看。下课后，母亲走进教室，递给我雨伞和雨鞋。她是沿着泥泞小路特地为我送来的，一路上可能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上课铃响了，望着母亲回去的背影，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放学回家，母亲总要问我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哪怕我取得点滴进步，她也很高兴。晚饭后，我经常趴在桌边做作业，母亲在旁边就着煤油灯昏暗的灯光帮我补衣服、缝袜子。她捏着细细的钢针，手指还经常被针扎出了血。
睡觉前，母亲经常给我讲故事，如《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马坦的故事》等。她用“东阳土话”讲得很生动，我听得一楞一楞的。除了讲故事外，母亲还教了我不少东阳谚语，如“勿要睡到日头红，三个五更抵一工”、“男子勤，田头田角出金银；内家(女子)勤，布机纺车出金银”、“六月勿晒背，到老都要悔”等。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家中条件有所改善。每到期末考试前两个星期，母亲会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叮嘱我认真复习功课。考试那天早晨，母亲煮两个鸡蛋让我带上。她说：吃了这两个蛋，考试得100分。我亲爱的母亲啊，她是想用这种方式促使我努力点、认真点，争取考得好一点。
母亲不识字，生活中吃了很多亏，这让她坚定地认为读书很重要。她曾说过：“再穷再苦，哪怕砸锅卖铁也要供子女读书”。她节衣缩食，几分几毛钱都积蓄起来，为我们兄弟姐妹缴书费、学费，只要子女对她提出买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品的要求，她总是尽量予以满足。
母亲一直有一个梦，希望子女中能出一两个“读书人”，原因之一是我们家上溯好多代都是文盲，此状况最好在这一代得到改变。然而，由于家中缺少劳动力，哥哥姐姐相继休学；我也只念完小学就遇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不得不回家放牛。好在，我的小姐姐六石中学毕业，这让母亲很是欣慰。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从广播中传来，上级要求学校恢复招生，学生返校复课。
翌年八月的一天，吴良学校在街道边的砖墙上张贴出“初中新生录取名单”。母亲从代销店买了盐出来，正好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份名单看。她通过识字人得知我也在名单之列，便一路小跑回家将这喜讯告诉了我。
读初中期间，我为了不辜负亲人的期望，学习还比较努力。从第二学期开始，受班主任谬赏，我受命担任“排长”（其时学部队编制，一个班叫一个排）。虽然跟随老师“闹革命”花去一些时间，但在课堂教学中，我还是学到了一些知识。
03
母亲长期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以致身体越来越虚弱。有一天，她腹胀不适，肠道有闭塞感，便去当地的六石医院就诊。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吃后病情似乎有所缓解。于是，她以为再过几天就会好起来，依然里里外外忙碌。
过了一两个月后，母亲的病情加重。父亲和大哥筹了几十元钱，送她去东阳人民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如晴天打了个霹雳：恶性肿瘤！吃了一个疗程药后，不见好转，便到浙一医院治疗，吃了一些药后仍不见好转。于是，又送她到东阳人民医院治疗。医生说，这种病很难治，只能开刀，但开刀需交一大笔钱，且以后复发或转移的可能性很大。父亲到处借钱仍不足以支付开刀费用，家中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变卖，无奈，母亲离开了医院。
回家后，母亲很坚强，没有唉声叹气。她按照当地“土郎中”开的药方吃过不少土草药，还打过鸡血针……期望奇迹出现。
其时，三个姐姐已出嫁；大哥跟着师傅学木工手艺；父亲和二哥务农；我还在读初中，家庭收入甚微。我们想给母亲加强营养，但没钱买。好在，家中养着两只老母鸡会生蛋，鸡蛋便成为母亲最好的营养品了。
接下去的日子里，父亲以在家照顾母亲为主；大哥经常加班加点，把学徒工不多的报酬都寄回家；二哥农闲时常去砍柴、挖藕赚辛苦钱；我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挑着货郎担走村过巷鸡毛换糖。我们心里明白，只有努力挣钱，才能支付母亲的医药费。
母亲与病魔斗争坚持了两年多，经历了健康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这期间，家人想尽一切办法筹钱请“老中医”为母亲治疗，但效果甚微。后来，恶细胞扩散，疼痛难忍。母亲含泪说：“若不是为了子孙后代，我就往门前塘跳下去”。听到这话，我们一面安慰她，一面抺眼泪。
1969年10月15日，母亲病危。她瘦弱的身躯静静地躺在床上，面如白纸，任何食物都不能下咽。但她的头脑还清醒，眼睛往床前的亲人一个个看过去。看到我的时候，眼神停留了好一会，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我俯身握住母亲的手，泣不成声……
傍晚，大哥搭着母亲手腕的脉博，感觉她的脉动很微弱，便把父亲叫到一旁轻轻地说了几句。母亲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好，泪水一下子涌出来。过了几分鈡，母亲合上双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年51岁。
父亲和我们在场的兄弟姐妹悲痛得肝肠寸断，千声万声呼唤她，可千声万声唤不回。
当天晚上，家中一片悲凉。我和哥哥姐姐戴着孝帽，守坐在灵堂的草铺上，陪母亲度过一个长长的暗夜……
其时，我年仅16岁，就不得不接受母亲死亡这种“悲痛教育”。看着灵堂内那盏暗淡的油灯，我渐渐地意识到，母亲与我“母子一场”，就是她生养我、关爱我、教育我、期望我，当我在母亲的关注下走着走着，接近成年人门槛的时候，她便很无奈地带着万般不舍和遗憾离去了，而我回头看不到母亲的时候，才意识到母亲对于我是那么的重要。
母亲下葬后，父亲特别哀伤。他带着三个儿子相依为命，在这“四个男人”的家庭里，做饭、喂猪、洗衣等都得靠自己了。他对这种状况很不适应，经常去母亲的坟墓前默念，每次都老泪纵横。第二年6月，父亲患气管炎住院，四个月后，医治无效去见母亲了。
两年内，痛失了两位最亲的亲人，我的命运便被彻底改变。1970年6月初中毕业后，我就成为底层的农民。1971年春，在哥哥姐姐“绝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激励下，我收拾行囊，带上家乡的一把泥土和一袋霉干菜，一步三回头地踏上了去江西安福的打工之路。
04
时光荏苒，母亲离开我们已很多年了。每当我想起她，其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谆谆教诲便萦绕在耳畔。
很多次，我在梦中见到母亲。她仍是那么消瘦，那么简朴……看着她那慈祥而饱经风霜的面容，我有很多话要跟她说，却哽咽得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回望来路，我深感愧疚的是对不起母亲。我年少时太不懂事、太任性，让她一次次担心又难过；她含辛茹苦养育我，为我默默付出，为我遮风挡雨……可是，我从未对她有过报答和孝敬。这份愧疚，我永远都无法释怀。
曾记得，我童年时随母亲去樟村、吴良集市，她紧紧地拉着我的小手，生怕我摔倒或走散了；有一次，我肚子痛，她背着我去六石医院诊疗，来回走了20多里泥路，衣背全被汗水湿透；我爱玩水，曾有两次从“门前塘”石埠头掉进水里，都是母亲听到喊声后赶来，奋不顾身跳进水中把我救起；晚上睡觉，我们家三四人合盖一条被。因破旧的草席下面铺的是稻草，母亲便总是让我枕着她的臂腕睡去，她每次醒来，都要为我掖好被角……记忆中还有很多很多，“不思量，自难忘。”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离开我们后，我想孝敬她只能在梦乡，只因她与我相隔在阴阳。每年的母亲节，我只能看看母亲的遗像，任往事在眼前一幕幕掠过，泪水盈眶。
天下的母亲千千万万个，我的母亲是最好的之一。母亲啊，如果有来世，我希望自己还能再做您的儿子。我希望来世的您有条件读书，收入稳定，吃穿无忧，而且健康长寿，使我能长久地陪伴您，孝敬您，以弥补今世之遗憾。
母亲去世后，我每次回故乡省亲，都会默默地走到她的坟前，轻声说：“妈，儿来看您了”，然后十分虔诚地祭拜。
每年的清明节，若无特殊情况，我总是带着家人回故乡柿坞扫墓(祭拜父母及列祖列宗)。近些年，在杭州工作已退休的大哥及家人也相约而来；二哥二嫂在家乡，早已准备好了祭祀所需的酒食等。我们首先来到母亲的墓地，动手清除杂草、培添新土，并在坟头上压一张纸钱，继而在墓前点亮蜡烛，供上祭品，手捏三炷香祭拜，以这种祭祀方式表达我们对母亲深深的缅怀和感恩之情。
默立在母亲坟墓前追思，我终于弄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何处去？”这一连串长存于心中的哲学命题。
还有，我的认识在深化，真正意识到：母亲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我现在身上所具有的品格和习惯，尤其是待人的和善和做事的认真，固然有得之于学校和社会的，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于母亲的潜移默化感染和教导。
祭祀毕，虽然脚步很沉重，但我们仍要回到至今还留存着的老屋看看，怀念与母亲在一起的旧时光。老屋的外墙已斑斑驳驳，仿佛是在诉说着年代的久远和曾经的故事；屋内寂寥沉静，蛛网挂墙，地面摆放着石磨盘、箩筐、米筛、锄头、斗笠、蓑衣、扁担等农具家什。这些，都是母亲在世时用过的。
想当年，县委有关部门派来的“四清”同志就住在我们老屋的“大房”里，母亲天天抽时间为他们做饭、炒菜、搞卫生等，以行动获得公社及大队领导的表彰。再者，邻居们常来老屋找母亲帮忙，大到“红白喜事”，小到婆媳纠纷，母亲总是有求必应，因此她备受乡邻爱戴和尊敬。
还记得，老屋附房的猪圈里养着一只母猪，一窝小猪出生后争着吃奶。母亲为了使母猪有充足的奶水，总是很早就起来做豆腐。我们兄弟姐妹也起来轮流推磨，一大盆泡胀的大豆磨完，天刚放亮。母亲用豆腐渣喂母猪，豆腐挑到集市去卖。
忘不了，有一天吃中饭时，一位乞丐抱着孩子来到老屋门口讨饭。虽然我们家也很穷，母亲还是给了她半碗饭。母亲是一个乐善好施之人，在邻居中有口皆碑。
永难忘，1977年3月8日，我从老屋里找出母亲的遗像及她穿过的一件青布衫，一同放进母亲用过的老式樟木箱。带上它，我去金华师范学校报到。直到如今，樟木箱还在，母亲的遗像、青布衫也还保存着。
离开故乡的时候，往往太阳已经偏西，村口时不时传来孩子们吹的柳笛声。我离故乡渐行渐远，只留下许多珍蔵的记忆。但不管在何地，母亲的爱都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她的期望，是我顽强前行的动力；她的恩德，我永远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