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前面车棚里放着一辆“老凤凰车”,我始终舍不得当破烂卖掉。它的钢圈锈得发棕,车座皮面裂着细纹,后架焊过三道铁条——这是1983年我骑去将军尧中学的“上学工具”。如今擦去灰尘,还能在车铃上摸到当年刻的“早”字,刀痕浅得像句没说出口的心事……
一、车铃摇醒的晨霜
1983年的秋来得早,我踩着这辆“二手凤凰”去往将军尧读书,裤脚还沾着村口老榆树下的露水。那时候乡下孩子读书,自行车比命还金贵。我爹卖了半头猪,又跟三爹借了二十块钱,才从包头的“二手车铺”手里换来这辆掉漆的车。
每到我出发去读书前,父亲总要蹲在院门口擦车子的链条,油布擦得发亮:“到了学校好好学习,车子别省着骑,可别摔着——这车要是散了架,咱家可再没有余钱给你修车了。”
七十三里的土路,我和胡占荣、郝润福三人各自骑着自己的“宝贝”行走在上学的路上。那时总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到校——我们常常是每周六傍晚回家,周日下午再去学校。我们的车轱辘碾过晒裂的土.路,扬起的土末子糊在黑黝黝的脸上,真像撒了把粗盐。骑车上了团结渠的大渠,路开始凹凸不平,但这是我们唯一回家、上学的一条路啊!我们攥紧车把,身体不停地打颤。大渠道上有许多通往各地的小渠道,上面铺了宽窄不一的石板,遇到很窄的石板时,我怕掉进渠里,总是下车推着过去。而另两位同伴胆子大,骑着就过去了。在他们的怂恿下,我硬着头皮也大胆冲过去,原来这里并不可怕,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我们一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已经望见将军尧中学高高耸立的红旗——望见墙根下背书的同学们,望见那个剪发头的姑娘,后来成了我同桌,她叫刘巧荣,家里条件非常好,骑着一辆漂亮的“飞鸽”新车。那时我们很羡慕她的自行车。她是一位很善良的女生,经常拿着纯白面干馍片给我吃,并说:“你这车虽然旧,但铃儿真脆,像唱戏的铜钹……”
高中两年,这辆车成了我的影子。清晨五点摸黑出发,车筐里装着母亲给我晾干的白面和玉米面各半的“干馍馍”;傍晚下了晚自习,如果饿了,就着开水吃上几片“馍片”,感到特别欣慰。冬天最遭罪,车把结着冰碴子,握久了手像个大红薯。有回下大雪,我从坡顶往下滑,车轱辘陷进雪窠,整个人栽进路边的排水沟。两个伙伴急忙把我扶起来,并帮我把宝贝推上路;可是车铃怎么也不响了,我哈着热气试弄了半天,终于摇出声儿来——那声音脆得像碎玉,惊飞了路两边树上的麻雀。
二、颜料罐里的迷茫
1985年我高考失败了,次年补习再度落榜,可是我依然不甘心,决心继续补习。然而在父亲的严厉训斥下,尤其是母亲泪水涟漪的劝说下,我没有再去复读。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怕我再次名落孙山,会痛苦不已!更何况,我已经25岁了,在农村考不上学校,被人们误解为“文不成武不就”,就连找对象都成问题。所以,父母亲要我学点手艺,将来好成家,好养家糊口。
经人介绍,我到离家二十多里的一位画匠师傅家跟他学画匠手艺。画匠师傅姓潘,看上去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戴着一副大眼镜。他可是远近出名的画匠师傅,那对“麻雀”画得栩栩如生,因此,慕名而去学徒的人特别多。
他常常领我们这些徒弟外出画墙围子,我骑上自己的宝贝到各村绘画——我们主要画墙围,画棺材,画广告牌子等等,反正只要是能挣钱的画画营生,那时潘师傅几乎都接。但潘师傅最拿手的还是给人们画墙围子,那时我最羡慕潘师傅画的“三国演义”墙围子,人物肖像真是惟妙惟肖,颇见潘师傅的绘画功底。我们这些学徒的,根据学徒年限,多是做些粗糙营生:给老师拿画笔,擦溅上去的彩色点,腻墙,刷底色,走边线……我们几乎每天都钻在昏暗的屋子里做着这些营生。而潘师傅每到画累了,就到外面晒晒太阳,喝喝茶,抽抽烟。抽烟是潘师傅的最爱。每到休息,他总是蹲在阳台上,点燃一根烟,独自享受这个时刻。他深吸一口,那淡淡的烟草味和香醇的烟雾令他感到放松。随后他眺望着远方,手中夹着烟,思考着人生的意义……
那天,他突然叫我们:“快出来吧,院子里太阳非常好,家里真是阴死人了!”我们一听师傅叫,都放下营生,争先恐后地往外冲。跑出屋子,才觉得眼前霎时一片光亮,红彤彤的太阳像一枚橘红的火球,一缕缕光线照在身上,让人觉得暖烘烘的。就在这一瞬间,仿佛一股热流,带着光彩穿过我的心,掀开了我久覆心头的阴霾。这时潘师傅高兴地对我们说:“黑屋子里全是油漆味,熏得你们够呛吧?”我抢先说:“还好,还好!”他望了我半天,瞪大眼睛对我说:“一个大小伙子,真愿意把自己一百多斤扔在这淹不死煮不烂的画里?”我一听愣住了,但毕竟是向父母做了保证的,情愿当画匠,然而心里却酸酸的。潘师傅看出我的心思,点上一支烟,边抽边对我说:“你应该再去补习,像你这样的小伙子不去补习真是太冤枉了。我看这营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你还是另做打算吧!”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望。那天,我真的被他说动了心,虽然后来没去补习,却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三、夜路冰辙里的月光
1988年秋天,通过考试我被明沙淖中学聘任为“民办教师”。我揣着那张盖着红章的纸,蹲在院门口抽了半盒旱烟。爹又一次把车子推出来,车座套着母亲缝好的新蓝布:“去吧,咱家几辈人没出过拿粉笔的先生了……”那天,我骑了十五里路到了学校,第一次教书,那是何等的幸福啊!那晚,月亮像枚旧硬币,挂在东边的天上。回家的路上,土路被秋雨泡软了,车轮碾过的地方泛着水光,我数着车轱辘印子,忽然想起高中时跟同桌说过的笑话:“等我成了老师,要带你们去看真正的月亮。”
谁能想到,我一上任,学校领导就给了我重任——让我带初一年级语文。那时,我总怕带不好同学,怕辜负了学校领导的期望。所以我常常备课很晚才回家,冬天放学晚,许多时候我摸黑回家。为了骑车省力,我经常在月光下骑着我的老宝贝行走在冰面上。村西昔日的“河湾”很长一段全是冰面,车轮压在冰面上“咔咔”作响,常常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记得有一次我冻得直打摆子,连人带车被滑倒,车子飞出老远,眼镜也不知飞到哪里。无奈,我做好记号,骑车回家找手电筒再来寻找眼镜——那晚只有月亮知道我多晚才回家……等到第二天再骑车上学,当路过跌倒的地方,才觉得腰酸背痛,忽然感到这疼痛比当年的高考落榜还疼。
四、车后架上的希望
1994年夏天,我听到包头教育学院招生启事的好消息,真的高兴坏了——也许通过这次考试,我可以实现当年的高考梦想。报名那天,我把老凤凰车擦得锃亮,车后架上装满复习资料,每天行走在教书的路上……考试那天,我和同事王明搭伴儿骑车去萨拉齐。他骑着一辆永久牌,比我这老凤凰车新,虽然我们汗如雨下,但一路上我们依然有说有笑。王明抹了把脸:“你说咱们能考上不?”我拍了拍车铃:“能,咱这铃儿响着呢,响得越脆,运气越好。”
果然,我们那年真是运气好,那年我们学校竟然有五名同事考上了“包头教育学院”。那时候村里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只好骑车到萨拉齐,车后架依然驮着上大学的书。然后把车寄存好,再坐公共汽车到包头教育学院读书——我的老伙计又一次成了我人生中最不可缺少的工具。
毕业后,我成了国家正式教师。我开始买上了摩托车,我的“挚爱”永远留在了老家。
去年春节回家,我擦着它锈迹斑斑的车架,女儿蹲在旁边问我:“爸,这破车留着干啥?”我没说话,轻轻摇了摇车铃——“叮铃”,那声音还是那么脆,像极了1983年的晨霜,1985年的颜料香,1988年的月光,还有1994年公共汽车进站时,汽车售票员喊我的那声儿……
车轱辘碾过的路,早被岁月填平了。可有些痕迹,永远在车铃里响着,在车把上刻着,在每一次想起时,都新鲜得像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