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组

一

投弹，打靶，队列会操，这些科目都进行过后，预示着新兵训练就要结束了。

那天，操场上的阳光照的晃眼，使得冬天寒冷的平原暖哄哄的。大家都沉浸在即将下连的喜悦中，队列动作做的格外起劲。正步刚踢了一遍，连队文书跑了过来，跟班长嘀咕了几句。班长指着我说：“你，到连部去一趟！”。

连部有两个陌生的穿四个兜军装的人站在那里，见我进来，他们上下打量着我，问了问我的基本情况后，就拿出纸和笔，让我把桌子上的一个杯子画下来。我从小喜欢画画，在青岛当时很有名气的四中美术组学了几年画，素描功底不错，但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没考上美院而改学数理化了。杯子画的很像样，寥寥几笔，亮部，暗部，阴影和明暗交界线清晰可见，立体感跃然纸上。那个干部模样的瘦高个很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又很高兴地走了。

晚上，班长悄悄跟我说，那是团部电影组来挑人唻，你小子被选中了。是吗？班长的话不会有假。我脸上装作若无其事，心里却像有只小兔子在蹦跶，兴奋不已。

1980年,有小道消息说军队要改革，取消了从战士直接提干制度，军队院校全面恢复，战士可以参加全军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高考落榜后，怀揣着考军校的梦想，我来到鲁西南平原县的一个以前在电影里才能见到的贫瘠小镇当了兵。

电影组就住在团部大礼堂里。那可是炮团最气派的建筑，高大的门头，宽敞的大厅，进入礼堂放眼望去，一排排座椅像一众列队的士兵，整齐威武，视线的尽头是宽大的绛红色锦绒的帷幕，后面就是神秘舞台了。

此后，每到团部出公差，路过大礼堂，我都会伸着脖子往里瞅，好像那里有一个幸福的天使在向我招手。想到以后分到团部机关当兵，离考军校目标就更近了一步，夜里我躺在床上，都觉得满天的星光在对我笑。

眼瞅着天上掉下一个大大的馅饼迎面向我砸来，还没等我张开口，就突然拐弯走了。新兵下连分配的那一天，命运跟我开了一个玩笑，让我的自尊心经历了一次炼狱般的磨练。

那天天空灰暗，阳光被云层遮住，透不出一点光。千余名新兵背着被包，提着制式的帆布行李袋站满了整个操场，团参谋长拿着花名册按照提前拟定的分配方案一页一页地点名。新兵连连长，排长还有几个陌生的干部站在队伍前面，唯独没有那天叫我画杯子，拍我肩膀的人。

团部、指挥连、一营、二营直到三营，点着名字的人一批批喜笑颜开地走了，最后空荡荡的操场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冷冷地呆了很长时间，几个拿着花名册的干部嘀咕了一阵儿，有个人走到我的跟前说：“你，就去三营吧！”

三营？就是那个全团最没名气的，只有几门小迫击炮的三营？泪水终于夺眶而出，我低下头，悄悄地抹了一把脸，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操场。

二

没分到团部，我鬼使神差地到三营八连来了。与一营长长的昂扬的加农炮，二营粗粗的壮实的榴弹炮和雄威的火箭炮相比，三营的迫击炮又短又小，炮盘就像农村里烧炕的大锅的锅盖。三营的人在老乡面前总感到抬不起头来，就像在澡堂洗澡时，发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比别人短小，恨不得拿毛巾捂住，羞于见人。

在三营的日子，感觉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每天只是按部就班地出操训练，值更劳动。闲了就一个人闷闷地坐着，脸上没有笑容，眼里没有光彩，足不出连区，无脸见老乡。

只有吴小刚经常来看我，他是青岛老乡，分在指挥连。我们都是大港铁路大院的孩子，他是家里的独子，娇生惯养，当兵后他馋的出名，新兵连有一次吃肉包子，他狼吞虎咽一下子吃了10个，噎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每次来，他都给我带点零食，高粱饴，钙奶饼干，他家里寄来的，我吃在嘴里，味蕾的满足，会让心灵得到些许慰籍。

夜色降临的时候，落寂的情绪便漫延上来，在八连看不见出头之日，考学的愿望就像肥皂泡。落魄的时候，格外地想家，夜里老做梦，都是家里的情景温柔地再现。三营的迫击炮显得很卑微，所以营房也就自然简陋了。虽然不是新兵连几十个人滚在一起的地上的大通铺，却也是没有床的，睡的是用砖头垒起来的两个人并排的冷炕。与我睡一起的是一个早我一年的长着一张胖乎乎红扑扑的圆脸的河南兵，叫刘胜利。一天晚上我又做梦，梦里出现的竟是高中时班里的班花，十八岁身体的旺盛的荷尔蒙发挥了作用，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发现我已经滚到了刘胜利被窝的半边，而且，生命的画笔不知不觉地在他的床单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地图，湿漉漉地。

我又羞又愧，不知所措。刘胜利只是微笑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责怪，也没有声张，悄悄地把床单塞到被子下面，就出操了。我感到天空厚厚的云层里，透出了一缕暖阳。

“这家伙，真犟！”班长端起饭碗，气呼呼地说。那天劳动挖树坑，指标是一人挖两个树坑。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么苦的活，坚硬的冻土，震得两手虎口都渗出了血，血泡磨破了一层，露出了嫩肉，钻心地疼。整整一个上午，我才挖了一个树坑，累得腰酸背痛，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第二个坑刚挖了几锹，开饭的号声响了，我像得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撒腿就往连里跑。

吃饭的时候，只有代春林没回来。班长说，他坑没挖完，死活不肯回来吃饭。

代春林是个老兵，潍坊人。平时，我是挺讨厌他的，这个老兵油嘴滑舌，脸皮很厚，刚下连那天，副班长在那写信，他非要凑过去看写了些啥，副班长用手捂着，他死皮赖脸地抢过来看。

他还特别爱抬杠，鸡毛蒜皮他都能吵得脸红脖子粗，一定要争出个子丑寅卯。还爱摆老资格，早上起床总赖被窝。有一回，班长把他的被子扯了，他又盖上，继续睡。

有天半夜，我被吵闹声惊醒了，原来轮到代春林的岗，带班员叫他起来上岗，他不肯起，就吵起来了，遇到这样的滚刀肉，带班员也没辙。

不过，他心肠很热，特别乐于助人。那回副班长奶奶去世了，批假回家，急着赶到火车站，他到处去找自行车，跑了几个连队才借了自行车，连夜把副班长送上了火车。

我逐渐发现，他的自命不凡是有资本的，他的军事技术在连队一流，炮场训练，他各个炮手的动作要领都很精通，动作迅速。炮上的零部件他也了如指掌，分解安装如庖丁解牛。真个性，有股蛮劲，今天的举动就让我敬佩。

我们吃完饭好一会了，他才扛着铁锨和镐头回来。“挖完了？”班长瞪了他一眼。“不然呐？”他昂着头，得意地说。然后，就抹了把脸，拿起桌上班长给他打回来的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下午继续挖坑，我刚要出门，被他拉住了。“你不用去了，你的坑我给你挖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学习吧！”

我惊愕地愣在那里。他诡异地笑了笑说：“你是电影组的人，到电影组的都要先下连锻炼一阵子。我有个老乡在电影组，我知道的 。”

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不管他的话靠不靠谱，反正他让我云开雾散，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转身一看，他已经躺在床上地呼呼大睡了。

春节过后，电影组组长李学军，就是那个拍过我肩旁的瘦高个，带着一个长得很帅气的老兵，来接我去团部电影组了。

三

小时候，电影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乐园。离家不远的工人文化宫每周都有几场露天电影，那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海鹰》、《英雄儿女》、《钢铁战士》、《打击侵略者》、《宁死不屈》……，这些电影我们能连看好几遍，“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台词倒背如流。王成、小豆豆、米拉等英雄人物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一壮美的画面，永恒闪烁在我童年清澈的天空中。跟学校包场到电影院看电影时，我也总会忍不住回头，盯着后面墙上的几个小方洞里射出来的一束束光，我对墙里面的人好生羡慕。

现在我到电影组了，我也要放电影了，如梦似幻。

老兵拿着我的背包，拐进礼堂大厅右边的一个房间。房间很宽敞，里面有两张床分开摆着，床的中间是两个床头柜，每张床的床尾都有一个书桌，学习的时候可以互不干扰。我窃喜，条件真好。

他把我的背包放在靠墙的那张空床上，解开背包带，就要给我铺床。我赶紧放下手里拎的脸盆和行李袋：“我自己来吧！”

他没有老兵的架子，我可不能没有新兵的规矩。他笑了笑，站在旁边。我看清了他的模样，双眼皮，大眼睛，眉宇间透着一股儒雅之气。鼻梁很高，嘴唇略厚，笑起来很朴实，像个敦厚的大哥。他叫景思涛，名字听起来很有诗意。

电影组算上我就四个人，组长李学军，青州人，排职干部，个子瘦高，眼睛很小，所以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景思涛家是阳谷农村的，当兵前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我和景思涛住在楼下，楼上住的是李组长和一个早我一年的兵李勇，潍坊人。

刚安顿下来，李组长和李勇就从楼上下来了。李勇过来就拉着我的手说：“在八连锻炼完了？太好了，以后可以多一个人值班了。在连队憋坏了吧？明天我带你到县城去玩。”

“去去，就知道玩。”李组长好像很生气，但是眼睛还是眯眯的。

“哪里是玩？明天不是要到车站取片子吗？”李勇嘟囔一声。

晚上吃饭前，景思涛带我上了礼堂二楼。二楼一上楼梯，就能看到一张大桌子和几把椅子，这是组里开会学习的地方。左边是设备室，右边是李组长他们的宿舍，中间有个小门，进去就是放映室了。

放映室有两台固定座机，旁边还有一台投影机，放幻灯用的。里面还放着两个大皮箱，景思涛说这是放露天电影时用的“提包机”，两台35毫米解放130放映机，平时放在皮箱里，放映时取出来，两条腿一支，机器架在上边，就可以放映了。

空间不大，东西挺多，显得很拥挤。看我眼睛出神地盯着机器，手在机箱上摸来摸去，他说：“就新鲜一阵子，等到夏天，两个机器一开动，噪音不说，光是机器散发的热浪就够你受的。吹着风扇也不管，一场电影下来，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他说当初他刚来电影组的时候，除了吃饭睡觉，一切时间都扑在业务学习上，那时礼堂还没盖起来，住在连里，屋里人多，他就自己找个地方学，每天不过十一点是不睡觉的。

正说着，他忽然看了看手表，喊了一声：“哎呀，快点！” 然后就往设备室跑去，我赶紧跟了上去。设备室里摆满了扩音机、放大器，大大小小的设备横七竖八地放着。景思涛熟练地按了几个按钮，桌子上放着一台电唱机，旁边还有一摞黑胶唱片。他拿起唱机的针头，放在胶片上。“哒滴滴滴哒，滴 ——” 瞬间，架在礼堂屋顶的大喇叭里传出了开饭的号音。

原来全团官兵每天听到的起床、出操，开饭、熄灯这些熟悉的军号声，就是从这里，我们电影组发出来的。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我兴奋不已。“电影组还干这个？景班长。”

“电影组的工作很多，你后边就知道了。别叫我景班长，叫我思涛”他说。

“思…”真不习惯，但是很亲切。

“每种号声你都得烂熟，唱片的每个格子你都得门清。把出操号放成熄灯号，那就毁了。你要抓紧学习，值班、放映尽快上手。明天别跟李勇去跑片了，跑片没啥技术含量，李勇就喜欢借跑片去县城玩。他不想入党，也没啥追求，城市兵，家里有关系，就等着退伍回家安排工作，咱跟他不一样。”

“奥”我低下了头。本来我也觉得李勇有点痞子气，我也是城市兵，但我不喜欢他的做派。

思涛拿了一本《放映员手册》递给我说：“你要尽早拿到放映员证书。要达到合格放映员的标准，需要有半年以上的放映经历，并且没有出过等级事故，方可考取证书。卷面成绩再好，出过一次事故，就考取不了合格证。”

“那你呐？”如果不能提干，他要考学吗？

“听干部股史干事说，干部的调整都冻结了，以后没有从战士直接提干这一说了。我已经超期服役一年，就只有考军校这一条路了！”

四

熄灯前，我躺在床上翻看《放映员手册》。里面的内容可真不少，放映机的功能、构造、使用方法、故障排除等，还有扩音机、电工学、发电机、幻灯片制作，尤其是那些密密麻麻的电路图，高中上物理课的时候我就头痛，当个放映员还真不容易呀！

我的额头沁出了汗水，胸口好像有个小鼓锤在怦怦地敲。看来拿到合格证得下一番苦功，考学的事要往后放一放了。思涛说，他只有考军校这一条路，这是他改变命运跳出农门的华山天险，我能跟他一起挤吗？我有些恍惚了。

转头看了看靠窗的思涛的床，他在楼上值班室学习还没下来。辗转反侧中，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思涛就在宿舍支起了装片练习机。他拿了两盘拷贝，手把手教我练习装片。他像对待一个小兄弟一样，耐心细致，语气温和，一遍又一遍。那一刻，有种幸福感充盈我的全身。

“小姜，快点啊！”李勇冲了进来。“我跟团部要了台吉普车，司机在等着呐，快走啊！”

“我…我要练装片”我嚅嗫地说。

“靠，你不去了？”他气愤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跑了。

后来我发现，电影组的人在团里很有脸面，毕竟看电影是官兵最喜爱的娱乐项目。我走在路上，经常有人问：今晚有电影吗？

那个年代，电影拷贝的资源很紧张，师部文化站的一部片子要在几个团轮流放映，团与团分别驻扎在不同的地县，一部电影要跑好几个来回。我们的片子多是从聊城师部发过来的，我们要到县城的火车站去取，取回来放完后，再送给下一家。一般是骑自行车，把十几盒拷贝用个军用大袋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不过，一听说有片子来了，小车班的司机都抢着开车带我们去。

听说这是一部新片，这部片子只能在我们团周转一天。下午，思涛和李勇赶紧忙着倒片。哗啦啦，哗啦啦，一盘一盘，他们忙的满头是汗，我在一旁插不上手，也急得满头大汗。拷贝的铁皮盒上写着片名，我一看是《小花》，陈冲、刘晓庆和唐国强演的，不由地“哇”了一声。李勇鄙夷地瞪了我一眼：“你激动啥？他们看电影，我们看机器，你以为放映员很幸福？有你哭的！”

只能晚上放一场，李组长决定在村里的打麦场露天放，让官兵和驻地群众一起看。

傍晚，天色渐暗，营房外村庄的一排排低矮的瓦房顶，飘起了袅袅炊烟。团部离打麦场不远，我们拉着地排车，车上装着两个大皮箱，几个大音箱，还有裹着大大的幕布的长布袋等，满满当当。

刚到打麦场，村民就围了上来，几个半大小子，兴奋地喊着：“放电影喽，放电影喽！”，便雀跃着奔进村里。

五

打麦场有近足球场那么大，靠围墙的一面竖着两根碗口粗的木柱子，是挂银幕的，墙上还有个配电箱，接电很方便。看来靠着部队的村子，露天电影经常放，场地装置一应俱全。

天黑下来了。村民们男女老幼，拿着板凳早早地坐在了两旁，孩子们在银幕前面打打闹闹，中间的地方空出来留给大部队了。

“一、二、三、四”响亮的口号响彻云霄，各个连队跑步入场，刚坐下，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拉歌声。“一营唱歌好不好”“好”；“一营唱歌妙不妙”，“妙”，“一营地”，“快快快”。接着《说打就打》，《打靶归来》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

思涛和李勇一人一台机器，早就挂好了胶片。一束光投射在银幕上，电影开始了。我紧张的手心攥出了汗，眼睛盯着他们如何操作，而他们的眼睛却盯着银幕。李组长在旁边絮絮叨叨地小声给我讲解，说一号机器这盘带子快要放完的时候，银幕的右上方会出现第一个信号，闪一下，这时，二号机器就开机过片头，等第二个信号再闪一下的时候，光源打开，就正好衔接上了，两个机器就是这样来回倒着，流畅自如，只要不操作失误就不会断片。

果然，我发现信号了，观众是看不出来的，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

电影散场，收拾完幕布和机器，已经快熄灯了。我就打了打杂，却浑身累的像散了架一样，李勇说的还真是，电影的内容我一片模糊，只记得有首好听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

转眼冬去春来，营区街道两边的杨树，都吐出了透明的毛茸茸的小牙，绿的嫩，绿的鲜。平原上的麦田，也是一片新绿了，我的血液禁不住澎湃起来，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景思涛更是浑身是劲。团里大型活动的会标，照相等他忙的不亦乐乎。原来选到电影组的兵，都要身兼数职，写美术字，画幻灯片，拍照等，都由电影组承担。思涛的书法很有功底，团里开大会的横幅会标都是他写的。

炮团春训动员大会明天在大操场开，景思涛在二楼的会议室，铺开大白纸，用广告色和排笔，刷刷几下，一个美黑体的美术字就写好了。我像个跑堂的，他写一个，我就用大头针把写好字的白纸，钉在铺在地上的长长的红色绸布的横幅上。

开会的时候，他的脖子上挂着电影组的那台120海鸥双镜头单反相机，很是神气。他是电影组摄影的主力，有时李勇也会打个替补，可他总给人一种吊儿郎当的感觉，李组长基本上不用他。

这个老兵多才多艺，令我由衷地钦佩。很快，我成了他的跟屁虫，渐渐地，竟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如果见不到他，我做事心里就没底。

除了工作，他每天晚上熄灯后，还要在楼上复习功课到很晚，为了考学他真是拼了。我成了他的拥趸，打心底里希望他能如愿。当下我最要紧的是学好放映员技能，考出合格证。我是新兵，明年再考学也不迟。

天气渐暖，春心萌动。礼堂外面的几棵桃树，也绽开了绯红的花蕊。绒衣捂在身上，时常感到燥热。有时坐在那里背着背着放映员手册，心思就飞走了。

吴小刚跑过来看我，这是我到电影组后他第一次来。指挥连紧挨着团部机关，平时经常打照面。因为个子高，他调外线班了，经常在营区外跑来跑去，爬电线杆子。

见屋里没人，他从衣服里面摸出一个午餐肉罐头，我知道他妈妈在茂昌罐头食品厂，他家不缺这个。他用小刀划开顶盖，切了一块给我，剩下的，一会功夫他就狼吞虎咽地自己吃掉了。

“老兵说，县城的德州扒鸡才二毛钱一只，下次你取片的时候，给我买一只吧”他说，我心不在焉。

他又凑近了我，悄悄地说：“不知为什么，最近我老跑马，跑外线在村里转悠的时候，见到了几个挺俊的小姑娘。老兵说，现在很开放了，一双胶鞋就能拿下。”

“你拿下了？”

他脸红了：“我不告诉你”。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就是个动物！”

我可不是动物，可是那天晚上，我也跑马了。

六

终于上手了。晚上放露天电影，李勇一号机位，我二号机位，思涛坐在我的旁边。尽管放映机的功能和放映流程我已经很熟了，可当抬头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我还是紧张的手发抖。在换第二盘带时，胶片的齿孔没有挂在倒片齿轮上，我一开机片头就被拉断了，出现了白幕的情况，观众一阵骚动。思涛赶紧利落地把片子重新上好，启动了放映。我羞愧难当，开始缩手缩脚。“没事，继续。谁的第一次都会紧张，以后熟练了就好了。”思涛拍拍我的肩膀说，他真是我的定海神针。

老丁这几天老往电影组跑。老丁是机关灶炊事班班长，跟思涛一年兵，阳谷老乡。老丁长得敦实，淳朴憨厚，寡言少语，朋友不多，在团里就跟思涛走得近。

机关灶离礼堂不远，机关灶伙房炒菜时的香气，都会随风飘到这里。之前，机关灶红烧排骨或炖鸡腿的时候，老丁经常会拿着一个铁碗，来到电影组。

上世纪八十年代鲁西南还很贫穷，我零零星星地听思涛说，老丁家境窘迫，初中没毕业就回家种地了，当兵、入党、提干，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当兵后，他吃苦耐劳，勤恳努力，工作出色，入了党，还年年受到嘉奖，如今超期服役，已经是第四年的老兵了，本来团里是把他作为预提干部培养的，但是现在军队改革，取消了从战士直接提干制度，他唯一的念想就是转志愿兵了。

团里转志愿兵的名额快下来了，这几天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找思涛给他出出主意。

下午，我正准备把泡在脸盆里的攒了几天的衣服洗一洗，思涛喊我。“快快，有任务，去训练场拍照。”我手都没擦干就跟他跑了。

春训如火如荼，训练场上热火朝天。思涛带着我寻找合适的角度拍了一些高燃的操炮训练场景。有一张后来还在《前卫》报上发表了，而且，就是那会，爱好摄影的种子在我心里埋下了。

剩了最后几张胶卷，他让我站在加农炮前拍了一张，又坐在炮架上拍了一张。那时照相是件挺奢侈的事，一般是到照相馆去拍，黑白的。有相机的不多，胶卷很金贵。

我觉得我站在炮前的样子一定很酷，已经按奈不住，想早点看到照片了。

礼堂二楼设备间的里面有一扇小门，平时上着锁，这是电影组洗照片的暗室。回来后，思涛带我去了暗室。暗室不大，只有侧面一个小窗，用厚厚的绒布帘捂得严严实实，里面一片漆黑，墙壁的木板上安着一个红色小灯泡，打开后发出昏暗的红光。两张并排的桌子上，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方形盘子，盘子边上是一些棕色的药水玻璃瓶。桌子一端有个带白色底盘，侧面立柱可以升降的放大机。

借着微弱的红光，他打开相机后盖，把胶片卸下，放进标着显影液的盆子里显影，几分钟后，隐隐绰绰的人影就出现了。他把胶片用夹子夹出来，在清水盆里涮几下，又放进标着定影液盆子里定影。不一会儿，胶卷就冲好了。桌子的上空有几条线绳，他将冲好的胶片用小木夹夹住挂在上面，等待晾干。

“太有趣了，像变戏法一样！”我惊喜不已。

“神奇的还在后面呐，走，先吃饭去。”他把窗帘拉开一点，将窗户半开，透透风，干的快一些。

晚上新闻联播放完，估摸着胶片干了，我们又进了暗室。洗照片确实更神奇，他将裁好的相纸放在放大机白色底盘上，胶片插进上面的底片夹里，转动升降轮调好焦距，打开灯，默数1、2、3、4进行曝光。然后拿下相纸放进显影盘里，眼瞅着，相纸上就慢慢的显出人像来了。太美妙了，像有股磁力把我吸引住了。

我的照片出来了，在伸向前方的昂扬的炮管下面，我腰板挺直，面带微笑，那身军装衬的我英俊威武，充满朝气，特酷。

定影，冲水，照片很快都洗好了，用夹子夹住一角，挂在了绳子上。“晾它一宿吧”思涛说。

收拾了一下，开了大灯，屋里亮了起来。我们坐在桌前，他拿过一张白纸，开始给我讲摄影知识，光圈，速度，曝光组合，一边讲，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后来，话题不知不觉就转到了未来和人生，我们促膝长谈，氛围诚挚又亲切，暖意在心底流淌。

“你复习得咋样啦？考学有把握不？” 我按捺不住，问出了当下最关心的问题。

“应该没问题。我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当老师，功课一直没扔下。”他语气坚定，眼睛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着自信的光。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小心翼翼地开口。

“那就回家继续当我的乡村教师，然后成家立业呗。在俺们那儿，我这个年龄，孩子都能跑了，我对象在家等了我好几年了。”

“她是…？”不会是娃娃亲吧，我在书里见过。

“她也是乡村教师，一个学校的。”他说。

志同道合呀，甚好。我想起了在八连熄灯前夜谈的时候，老兵讲的那些流氓段子，便心怀叵测地问：“你们已经，那个了吧？”

“臭小子，想啥呐！”他给了我一拳，脸上泛起红晕。

七

设备间的放大机坏了，李组长和思涛捣鼓了几个晚上也没修好，可能是零件烧了。李组长报宣传股，正好要去军区联系业务培训的事，还有胶卷相纸和打印纸等一堆事要办，股里就派思涛出差去济南。

临出发前，思涛一脸严肃地叮嘱我要尽快独当一面，好好学习放映理论，争取早日把合格证考出来。神情正经的真当是我大哥了，让我觉得好笑，又有满满的感动。

不过我真得勤奋了，要想人前露脸，必得人后流汗。天蒙蒙亮，我就一骨碌爬起来学习理论，嘴里念叨着操作口诀。夜幕降临，我就在楼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放映操作技能。

期间，我还画了一套训练鼓动的幻灯片，李组长看了大加赞赏。虽然从早忙到晚，可是我的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晚上，我和李勇在礼堂放电影，思涛不在身边，我的心慌得厉害，换片时，片子差点掉在地上，这是最忌讳的了，要是真掉了会给胶片造成划痕。

之前放电影，都是思涛坐在我旁边，给我指点着，他一走，我闪的慌。

银幕上的画面一帧帧闪过，我迷迷糊糊放完片子，回去的时候，幻想着，也许，在我放电影的时候他回来了吧？我一推门，他一定是横躺在床上和衣而睡吧？可是宿舍空空如也，我感到暗然又冷寂。

快一个星期了，李组长也跑下来问了几次。嘴里念叨着：电影组缺了景思涛，还真是不行。

转天我值班，放完了午饭号，我下楼，推开门，只见思涛和衣斜躺在床上，两条腿交叉着，双脚伸出床边，鞋都没脱。两只胳膊枕在脑后，靠在床头的被子上，眼睛盯着天花板，神色凝重。

我喜出望外，“你回来了？你可算回来了！”

他却对我不理不睬，仿佛我是空气。怎么了，这是。我靠近了他，轻声说：“开饭了，先吃饭吧。”他不吭声。我又伸手拽了拽他：“吃饭去呀。”

他猛地把我的手拨拉开，气鼓鼓地说：“好了！别烦我了！”

我从没见他这样过，不知是哪根筋抽了，见鬼！我咋得罪你了？我扭头就走，心里十分委屈，出了礼堂，泪水涌上眼眶。

整个一个下午我都没敢招惹他。傍晚的时候，李组长从政治处回来，把我叫到楼上。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高兴地拍着我说：“靴子终于落地了。从80年开始，军官必须经过院校培养，全军院校第一次进行统考，从战士中选拔招收学员，这可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新步伐啊。时间紧，任务重。明天上午，团里就进行摸底考试，只要符合条件的，不管新兵老兵，谁有本事谁上。你赶快准备一下，临阵擦枪，不快也光。突然考试，谁也没有准备，全凭老底了。你好好考，给咱电影组争光！”

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我不知所措。我赶紧问：“有景班长吗？”

他的脸阴沉下来，叹了口气说：“年龄卡到22岁，他超龄了。估计他在济南就知道这事了。”

刚才的惊喜烟消云外，霎那间，我心如刀绞。

晚上我找出了高中的课本，反复扒拉着。思涛在楼上修理放大器，直到熄灯都没下来。

团部的教室里，坐满了从机关和各个连队来的考生，有四、五十个人。试卷数理化一张，政治语文外语一张，一个上午就考完了。很快，第二天下午就来了正式通知，根据考试成绩和送考比例，只有三人入选，我，另一个青岛老乡，还有一个是菏泽的，都是新兵，老兵一个都没有。

师部组织全师选拔上的考生，在聊城举办一个封闭的文化复习班，聘请地方的老师授课，冲刺7月份的全军统考。5月底，团里派专车把我们送到了聊城。

八

师部在聊城近郊的一个村庄附近，复习班的教室外四周空旷，放眼望去，田野里是一片片棉花，棉桃吐露着星星点点的白色。初夏，那里天气干热，我们整天身上都是汗涔涔的，不是在上课，就是在自习，日夜鏖战，为了心中的梦想。

直到7月上旬，我们去济南军区参加完全军统考，才回到了炮团。

推开门，思涛正在那里写书法。看见我，脸上露出惊喜，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考完了？发挥的咋样？”

“还行吧”我说。太阳出来了，天空晴朗如初。

问了我一些在聊城的情况，他又带着歉意说：“前阵子我的情绪不好，你别介意。”

“怎么会”我云淡风轻地说。其实我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他说，我想说，你是我在部队的好老师好兄长；我想说，我宁愿去考试的是你而不是我；我还想说，以后你要是开个照相馆，肯定能成为大老板，可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还没到开饭的点，他就拉着我去吃饭。说：“今天中午吃水饺，早点去。”

走在去机关灶的路上，他突然问我：“你还记得老丁吗？”

我笑了笑：“怎么会不记得，我还吃过他的红烧排骨来。他转志愿兵了？”

“没有，他死了。”

我站住了，如炸雷落在我的头顶。我眼睛盯着他，难以置信。

“炮团转志愿兵就两个名额，一个给了加农炮连的技术能手，一个是修理所的业务骨干，没有老丁。之前探家时，家里好不容易给他找的那个相亲对象，听说提不了干，也黄了。他一时想不开，就……，他那个闷葫芦性格！。”

述说老丁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也许一连串的命运打击，让他对一切都释然了吧。不过，在阳光下，我看见他的眼里还是有闪闪的泪花。

打饭的时候，见到熟人，他们的态度让我大感意外。没有我预想中的热情，反而有些冷漠。新兵连在一个班，跟我关系不错的那个牟平兵，见了我撇着胶东腔阴阳怪气地说：“哎吆，大学生回来了？”听的我的耳朵酸溜溜的。

从机关灶出来，迎面遇见了吴小刚。他居然连招呼也不打，低着头走过去了。离开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怎么人都变的奇奇怪怪的？

我追了上去，在指挥连门口的一棵大树下拽住他。“怎么了，这是？”

他把身子靠在树干上，仰头长叹一声：“是我害死了老丁。”

又是一个炸雷！我头发都竖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这么诡异。

原来那天晚上，是吴小刚值凌晨一点多的岗。月光懒散地洒落在空旷的田野和田野边低矮的瓦房上，营房四周很静，偶尔听到几声隐约的狗吠声，大家训练了一天，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吴小刚下了岗，迷蒙中一阵清冽的冷风拂过脸颊，他仿佛闻到了肉包子味，于是馋虫上脑，他就着月光，慢慢摸到了机关灶的伙房。这里他早已轻车熟路了，以前他站夜岗，没少翻过机关灶伙房的窗。

奇怪的是，那天伙房的门没有上锁，虚掩着，他轻轻一推就进去了。他不敢开灯，摸着黑往灶台走去，刚走了几步，脚下被一个倒着的木凳拌了一下，伸手去扶，头上又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他的汗毛竖起来了，浑身发抖，顺着窗口透过的月光往上一看，娘呀，房梁上吊着一个人！苍白的月光恍惚地照在那人身上，那人伸着舌头，瞪着眼睛，似在看着他。顷刻间，他的裆下湿了一片，他“啊”地惊叫一声，连滚带爬地夺门而出，一路嚎叫着往指挥连狂奔。

鬼哭狼嚎的声音，把大家都惊醒了。排长一个鱼跃起来，披上上衣，裤子都没穿，趿拉着拖鞋拉开了灯。吴小刚跌跌撞撞地扑进了门“人… …伙房… …有人… …”。他已经语无伦次了。

排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拎着他就往伙房跑。大家胡乱披上一件衣服，呼啦啦也跟着一起跑了过去。

梁上吊着的人是老丁。排长闪电般地踩在凳子上把他放了下来，冷静地伸手摸了摸他的鼻翼，还有气，立刻喊吴小刚：“快，堵住他的腚眼，一定要堵住，泄了元气，就完了！”

大家蜂拥而上，抱起老丁就往卫生所跑。排长抱着头，几个人托着腰和腿，吴小刚的一只手抓着屁股。到了卫生所，放在就诊的床上，值班医生看了看，已经没气了，下面涌出的东西流了一地。

排长气得脸涨的通红，怒瞪着吴小刚：“不是让你堵住腚眼吗？”，吴小刚结结巴巴地说：“我堵了啊！”，“堵哪了？你堵哪了？”吴小刚这才发现，慌乱中，一路上他的右手一直紧紧堵在自己的屁股后面… …。

“如果不是我…老丁就不会死了！” 他痛哭流涕，我却哭笑不得。“你真是个动物！”扔下这句话，我就走了。

在紧张的工作和焦灼的等待中，8月底，我的入学通知书来了，我考上了南京汤山炮兵学院。到军校报到的前一天晚上，宣传股长破例拿了一瓶景芝白干，一只德州扒鸡来到电影组。李组长让李勇去买了一些水果，算是为我饯行。股长跟我碰了几杯酒，得意地说：“我们选你来电影组，真没看走眼！”。思涛没有参加，李勇找了一圈都没见到他。

熄灯后，思涛回了宿舍，他拿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一摞照片，我的所有的单人照，我们电影组的合影照。那张我在加农炮下的照片放的有8寸大。原来，他一直在暗室里。

临走的时候，是思涛帮我打的背包。他的动作很缓慢，手一直在颤抖。“我就不去车站送你了，一路顺风！”递给我背包，他冲我笑了笑，我感觉他笑的比哭还难看。

就这样，我离开了平原去了军校。在电影组的那段日子，就像一首田园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