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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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冬与狮》到《得闲谨制》，从伍千里、伍万里到莫得闲、莫等闲，从抗美援朝到抗日战争。时隔五年，跨越战争历史时空，兰晓龙携新作《得闲谨制》再度归来。
小说《得闲谨制》（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历史背景设定在1938年至1943年的湖北宜昌。南京大屠杀后，原金陵兵工厂的钳工莫得闲，带着一家老小随难民潮辗转至山区止戈镇。与防空炮长肖衍及其队伍在战乱中相遇相识。家门成战场，军民携手，同仇敌忾。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辗转于红门要塞、石牌防区之间，布衣可为甲，守家一群人。国仇与家恨的交织，激发出平凡人以牺牲为武器的孤勇。上演了一出全民皆兵，舍生忘死的壮烈画卷。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的草根英雄，充盈着慷慨悲歌，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
一
兰晓龙的军事战争题材作品，擅于在重大历史战役的背景下 ，像一面叙事的显微镜，浓缩一场以弱胜强，以小胜大，以少胜多的局部战役。而这种“小切口”的军事战争作品，总能触动我们的情感神经，像一枚缓缓释放的心理炸弹，给人持续的震撼。让我们感觉到痛，感觉到苦，让我们止不住泪目。却又收获一种其他战争苦难题材作品，所没有的悲悯美学体验。兰晓龙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是单单以战争书写苦难，以死亡制造苦难，以惨烈的战争画面再现战争，来赚取读者的眼泪。而是以四两拨千斤的美学力量重塑战争伦理，以极富“另类美学”的作品气质，将两军对垒，狭路相逢，特殊环境下的战争战场叙事，通过色彩、语言、声音、动作、氛围的诡异渲染，异于常人地传递给读者一种被扭曲变形的军事战争美学，带给人未知而如梦初醒的情感共鸣。戏剧学院出身的兰晓龙深谙军事战争题材的写作秘籍，创作的“战争戏”从未失手。从止戈镇家门战到红门要塞保卫战，《得闲谨制》这部“战争版桃花源记”，在表达血腥疯狂的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美。历史就是这样疯狂，战争就是这样血腥。疯狂和血腥有时候也很美。在战争条件下，生命很脆弱，但兰晓龙用美学表达生命的脆弱性，战争的残酷性，历史的疯狂性，让人读后感受到一种疯狂的历史之美，战争的血腥之美，在疯狂与血腥里体会到血与泪流到心里之后，能够给人与光同尘的希望。
在《插3：莫等闲的画》里，莫等闲写到：“爸爸教春天的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爸爸教桃花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逃难路上，四岁的莫等闲和父母走在黑夜的山路上，饥渴难耐地向莫得闲要热干面，莫得闲说：“爸爸再教你一句讲星星的诗……流辉下月路，坠影人河源”；还有太爷在逃难中吟诵绝命诗：“国破山河在，低头思故乡”；太爷在战场上赞美雨：“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一介粗人翟斯人竟然口吐锦绣：“至近至远生死，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爱的诗篇和死亡的歌谣总在一起唱响。兰晓龙总是能够在历史与战争创造的疯狂血腥里，发现创造诗意美学。诗是治愈伤痛，对抗苦难的精神力量。诗词的国度孕育出充满诗意的布衣平民，浸透着苦难与诗意的美学作品。即使是在惨绝人寰的战争面前，诗意也是致胜的武器。诗意不仅仅是花好月圆的和平盛世 ，在《得闲谨制》里，出生入死的战争同样具有诗意美学的存在。“幽蓝幽蓝，蓝色夜空繁星点点里的那一点点闪烁的幽蓝。星星，星星，后来我喜欢上了宜昌的星星”；“苏罗通在红门的某个炮位上，很端正，蓄势待发的样子，但它现在确实就是一坨美观的废铁”；“壕壁架子上居然还有几根奇迹般玲珑剔透的黄瓜，小莫摘了两根，想去看看长江。红门的堑壕像是迷宫，小莫在迷宫里看着沃土、碧绿与血迹”。兰晓龙反复运用诗意的美学细节，点缀稀释战场的残酷。赋予莫得闲、莫等闲父子以及太爷等人物乐观诗意之美，以冷静克制，悲悯内敛，眼泪含铁的战争笔力得以触目惊心的诗意美学呈现。
二
丰富的军事知识注释，穿插着莫等闲充满童真的画作以及文字叙述，使《得闲谨制》看点拉满。其中有一段描绘“得闲兵工厂”的文字令人难忘：“我们有机会见识一下手指与工具与零件的舞蹈：零件按规格型号排着纵队，工具则像仪仗队前的指挥官。他调换工具零件时倒像个神乎其技的调酒师，让吃饭家伙在指间和臂间飞舞”。
“得闲谨制”四个字的特殊铭文，成为莫得闲最为醒目的标签。“当造出一个耗费了许多心力，而自己又很得意的物件时，莫得闲就会拿出他的稀硫酸和整套蚀刻工具，然后酸液按照他思想中的轨迹侵蚀钢铁，成型为他已经为之付出了迄今为止大部分人生的四个字：得闲谨制。“得闲谨制”的铭文像沸腾的火焰一般，象征着作者骚动的内心……”
“得闲谨制”折椅；“得闲谨制”菜刀；“得闲谨制”小床；“得闲谨制”摇头娃娃；“得闲谨制”本地配件；“得闲兵工厂”；“得闲谨制”炮架；“得闲谨制”苏罗通前脚架；“得闲谨制”炮盾；“得闲谨制”一专多能；能工巧匠莫得闲在战火硝烟，背井离乡的逃难路上，打造出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工具，战斗的武器，更多的是整个民族在绝望中求生的坚韧智慧和诗意美学。
长江边，山峦间，蓝色夜空，繁星点点，红门要塞，扶老携幼，人影幢幢，流离失所，命若游丝，尸山血海，流弹穿梭，钢铁都在熔化的战场，展现出苦难极地里赴死求生的难民样本。《得闲谨制》将抗战叙事从英雄主义转向普通人的求生智慧。从人的本质上客观地看，人都有自私自利的一面，贪生怕死是每个人的本性。难民们时时把“死”挂在嘴边，却是最怕死。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却也是最“敢死”的，像死一样活着的一群人，正如想死又想活的太爷。鸭血粉丝，鸭血切成条，油果子切三角，热干面、顶顶糕、养猪养鸡种菜、儿女情长、五世同堂……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与无家可归的苦难交织碰撞。炮火纷飞，尸横遍野的战场同样是“过日子的地方”。“简易柴炉上的蒸屉冒着热气，正被淘洗的大米在硝烟中再度蒙尘，老头子在给所剩无几的果蔬架子浇水，小孩在喂被炸跛了的鸡。有人把坑洞口张挂的避邪物摆正一点，然后因为它在爆炸中被再度震歪而皱眉不已”；翟斯人在九死一生的战火间隙，不忘儿女情长，没完没了地向老纤头絮叨给自己保媒：“去你寨子也要得。你那四外甥女给我说个合”；即将与日军近身肉搏前，纤头和自己的女人在红门堑壕里又抱又啃，架势很可能往下要就地亲热；莫得闲与太爷的对话令人印象深刻：“太爷唏嘘：老莫十三莳兰花，冠盖金陵，莳到九十八......”莫得闲："菜比花好，笑比哭好。狗屁到了？活比死好。”荷尔德林说：“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些细节将平民对“家”的概念赋予了具象化的诗意美学。真实地体现出普通民众渴望活着，对美好生活的诗意向往，又不得不直面死亡，从求生到赴死的伤怀哀愁美学。
三
小莫、莫得闲；肖衍、肖炮长、肖师傅；康灵宝、老康；翟斯人，臭老翟、老翟。同一个人使用多个不同的称谓，人物称谓的自由切换，隐含着丰富多元的人物叙事层次。从透着语言亲近感的“小莫”，到严肃性十足的“莫得闲”，称呼的转换伴随着叙事视角的推移与情感流露的调整。肖衍在不同的战场情境下被唤作“肖炮长”“肖师傅”，或者直呼其名，每一次切换都暗含着对人物情感，身份的变动。翟斯人在“臭老翟”的戏谑与“老翟”的平实之间变化，体现了对这个有点不着调，亦民亦兵，粗中有细的人物，琢磨不定的复杂情感。 鲁敏说：“人称是重要的，也没那么重要。关键你要“敢”，要“擅”。就像高手使器，正手或反手，背刺或迎面，都能一击即中。在旁人看起来，似乎都是不难的，不要紧的。但得是高手。”兰晓龙使人物称呼变成一种隐形的叙事武器，在看似平常的称呼交替中，完成叙事视角的跳转、情感距离的调控，乃至人物内在多面性的逐步展开。这种处理接近于一种深刻的叙事伦理，通过赋予人物多个名字，构建了人物的立体与自由。在细微处见辽阔，在称谓之间看见人物。从而达到人物称谓包含的叙事变化与美学深度。
莫得闲、肖衍、翟斯人、太爷，这些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比如“肖师傅的操炮还是跟德国人学的，学了操典没学因地制宜，拉弓步、挺腰杆，整套华而不实的普鲁士范儿”；“履亡在即，肖炮长又开始各色了。很讲究仪表的他使劲揉头发，又神经质地整理自己的衣服，都搞不懂他是要把自个儿收拾整齐还是弄乱”。最出彩的是人物的语言运用。廖廖要语，嬉笑怒骂，插科打诨，三教九流，破烂大军，“乌合之众”，怪力乱神，口语化，冷幽默，夹杂着突如其来的调侃，自我解嘲，心领神会的玩笑。用自嘲掩盖失败，用自欺欺人回避痛苦。“这哥们儿属于这种主儿，天要敢给他生三只手，那他撒尿时都用两只手在干手工——从手到脑袋的闲不住”；“打完这一仗你是司令部直属，没打完之前你我都是阎罗王直属”；“老子膝上的茧子都跪得能崩子弹了，脸就是屁股”；翟斯人的口头禅：“等闲我不告诉他”；“天之大，地之广，你娃莫牛！”“一群被战争与死亡活活逼出来的亡命徒，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人，似军人又似山民，一边耍嘴皮子一边杀敌保家，表面玩世不恭，内心其实在挣扎，用荒诞消解沉重，把中国式冷幽默语言发挥的淋漓尽致。
四
“实际上在红门死人和活人也没那么大区别”；“他们递次扑倒在自己的射击阵位上时倒像在给自己挑选坟坑”；“战场正在平静，呻吟，惨叫，补刀”。
枪刺的丛林，刀刃的海洋，子弹的疾风暴雨，战火硝烟的修罗场，冷兵器与热兵器的人间炼狱，战场魔咒，血肉的废墟，苦难的黑雨，生命的哭墙。火雨、火海、火焰；战争、战场、战斗 ；悲怆、悲壮、悲悯；家门战、阵地战、守卫战、肉搏战……刀枪呼呼生风，生命瞬间秒杀。 这就是战争创造的画面。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创造的血腥，暴戾，惨烈的画面是如此触目惊心，战争留下的呻吟、阵痛、创伤惨不忍睹。你把苦难强加于我，我把苦难变成武器。莫得闲说：“我们还有刺刀和生命。那些年我们的武器是牺牲。”战争就像一面镜子，照得见魑魅魍魉，也照得见英雄豪杰。莫得闲没有传统英雄高大上的光环，仅仅是一个失去了家园的中国人，一位金陵兵工厂的技工。用反英雄主义的情结塑造非典型英雄，这正是兰晓龙惯用的“反英雄”叙事手法。莫得闲代表的是最感人的英雄主义，来自于最不像英雄的草根布衣。
《得闲谨制》最耀眼的亮点是顶尖利器，防空王侯，瑞士国造的20毫米口径，装有“得闲谨制”炮盾的苏罗通炮。 从止戈镇家门战到红门阵地战 ，枪焰闪烁，弹道横飞，嗵嗵嗵，被日军视为鬼怪的苏罗通炮发挥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战斗作用。当最后一枚弹壳落在地上，也是苏罗通炮在红门之战中的绝响。历史除了记住莫得闲、肖衍、翟斯人、康灵宝、麻郭富……还应该记住誓与军民共存亡，立下赫赫战功的这门钢铁功臣——苏罗通炮。它不仅仅是钢铁火药弹壳的物理化学组合，兰晓龙在小说里挺起的这门苏罗通炮，兜兜转转，贯穿小说始终，借炮喻人，另有所指。它是肉身的涅槃，钢铁的牺牲，思想的巨人，于百年干戈射大雕，千里暮云一线牵，敌强我弱，以弱胜强的炮火硝烟中，将军事战争题材的文学叙事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人与炮同在，炮与人共战斗。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某种意义上说，苏罗通炮即是肖衍、翟斯人、莫得闲等人物的战场赋形。它已经超越了冷冰冰，钢铁机械式的武器意义，成为了摧不垮，打不烂，不退缩，不屈服的战争美学寄托，人在阵地在的抗日精神力量与钢铁意志的象征。
五
慈悲与救赎是《得闲谨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尚知嗔为牺牲的人念往生咒，将慈悲为怀的佛法转移到血流成河的战场，使不杀戒的慈悲与尸山血海的罪恶形成强烈的对照；行进的队伍里神情决绝的士兵，把自己全部的粮食扔给夏橙母子；红门阵地上，正当遭受日军生化毒气侵害的军民危在旦夕时，奇迹般突然而至的大雨，驱散了毒气，仿佛是慈悲的上天有灵，在拯救众生。特别是在敌我双方狭路相逢时，所表现出的相互救赎，使小说在血色浸染的缝隙里散发出柔软慈悲的微光。“未伤一人，人也未伤他”的日本兵小福田，多次与莫得闲狭路相逢，多次被莫得闲救赎。其中有两次被莫得闲当成“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是来被杀的”，一次被故意当成“中国自己人”而得救。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莫得闲能够救赎小福田，是因为在止戈镇时，小福田被迫当成人肉炸弹，冲进莫得闲家里，用人类所有悲苦表情，提醒了莫得闲，并且凄厉地大叫炸弹，使莫得闲一家三口幸免于难。还有莫得闲一家三口逃难接受日军检查时，当莫得闲面临日军“杀不杀他”的犹豫不决时，又是小福田急中生智，佯装恐惧地摔倒在日本军官脚下的尸体上，从而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再次使莫得闲劫后余生，化险为夷。救赎者终将被救赎，慈悲者终究被慈悲。兰晓龙把战争环境里，悲悯的反战心理，注入了慈悲与救赎，人性与良知的伦理美学叙事。阿摩司.奥兹说：“文学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他者的人性，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对手甚至敌人人性的真实。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与理解，也许就是文学带给人们最大的礼物。”不论是日本兵小福田，还是中国技工莫得闲，个体生命置于战争大背景下，在战争制造的疯狂杀戮里，作为脆弱的生命，人性的表现不能缺席。《得闲谨制》不仅仅表现战场的残酷，战争的疯狂，同时也闪烁着慈悲与救赎的人性之光。说到底，战争不能泯灭的人性之善，文学作品离不开对人性的书写，尤其是在战争条件下，对人性的真实发现，更加难能可贵。莫得闲与小福田之间的相互救赎，令人强烈地感知到，虽然战争创造的罪恶是强大的，但是比战争的罪恶更强大的是人性的真善美。
六
战争与和平总是相生相伴。战争这头魔兽，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从未消失过。有战争就有反战争。中国人民历来热爱和平，反对战争，但和平往往是脆弱的。“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之战，保家卫国之战。《得闲谨制》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史上的其中一场局部战役。其中的日本士兵小福田是一个值得深思同情的“反面”人物。也是小说关于战争与反战争的焦点。心力交瘁的日本兵小福田，被莫得闲看作是“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是来被杀的。”在几次被迫冲锋陷阵中，都因天助人救而大难不死，毫发无损，是整个“二战”的奇迹。这个具有认知障碍，交流恐惧，晕血，未够入伍年龄，被迫走上战场，极度厌战，恐战，被日军视为笨到连死都不会的日本二等兵，视刺刀和血，比爆弹炸药更可怕。在战场上眼睛从未睁开过。在与中国军民肉搏战中，一边死里逃生一边疯了一样大喊： “我不是来杀人的，我不会受到惩罚，我不会被杀死；你是来杀人的，你是来被杀的。”
一个年轻稚嫩的生命对战争与死亡真实的恐惧，如疯如狂，巨大到心灵。如心灵已飞离了肉体，比子弹的速度更快，更单薄，就像死亡本身。一场野蛮邪恶的侵略战争，一群惨无人道的侵略者，竟然出现了一个反战异类。一边是杀红了眼的高官大佐，一边是不敢睁眼的“孬种逃兵”，一边是血腥疯狂的入侵杀戮，一边是怕死厌战的军人。差一点成为侵略战争殉葬品的小福田，在狂喊乱叫里冲出战场，扔掉枪支弹药，扔掉背包，逃回止戈镇，仿佛走上回家的路，标志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末日与失败。小福田喊出的正是日军的觉醒，也是对日军的提醒。正义必胜，好战必亡。
开战为了止战。小说选择止戈镇作为莫得闲落脚栖居的家，正是中国人民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儒家战争思想准确体现。自古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慎战”“反战”，和平和睦，铸剑为犁是中国人民共同美好的心愿。这一点，从日本将军提醒自己部下的告诫里可以感知：“诸君习惯嘲笑中国人对和平的幻想！可是，一旦他们面对现实，就是我们在幻想！”
止戈镇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命名，而是止戈为武的战争美学喻意，是对“武”的辩证思考形成的战争智慧，这种辩证思维既包含着对和平的珍视，也蕴含着对战争的理性认知。真正的武力，不在于征伐与杀戮，不在于“赫赫武功”，而在于通过强大的实力与威慑以达到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目的。止戈镇蕴藏的止戈为武的精神内涵，不仅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勇气与力量，也体现出追求和平、崇尚和谐，热爱家园的美好心声。
兰晓龙通过塑造小福田这个人物，以及止戈镇命名，把作品推向了对于战争与人性向善的反思审视与叩问，使作品增加了战争与人性，生命与死亡，牺牲与殉葬，慈悲与救赎，战争与反战争的叙事美学维度。生命是宝贵的，战争即是对生命的杀戮，是人消灭人，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那么生命的价值何在？战争的意义何在？人应该如何直面战争与生死？
《得闲谨制》这部小说，不是一场抗日战役的文学谨制，也不是一首重塑历史的英雄赞歌。小说以诗意悲悯的兰氏战争语言风格，将宏大历史叙事搬演于止戈镇的家门、红门要塞的堑壕、“得闲谨制”的中文铭文、莫等闲的图画中。让战争回归其原始残酷的真实面貌，生存与毁灭的平民日常，同时又以隐忍克制的苦难美学自觉，构建了多维度多视角的战争画卷。从“得闲谨制”在题字铭文里闪烁的烟火气息，到苏罗通炮在绝境中发出的“嗵嗵嗵”，从太爷在逃难的战火中吟颂的诗句，到小福田在人肉炸弹战场上的恐惧嘶喊，“得闲谨制”既是一部锻造武器的男人史，也是一幅工匠精神的铭文体；既是家园惨遭涂炭的消亡录，更是唤醒众生希望的重生记。一史一体一录一记，兰晓龙将英雄主义解构为“像死一样活着”却“敢死”的生死抉择，以其冷峻与滚烫，绝望与希望交织的笔触，完成了对战争的深刻叩问，对和平的深沉呼唤。正如莫得闲说：“我们没有绝望，我们会有希望。”这希望，深植于每一个“莫得闲”于苦难中谨制生命、谨制家园、谨制未来的平民英雄之中。
